《宇宙波澜》

　　作者：F．J．戴森（美）

　　成书时间：1979年

　　推荐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

　　弗里曼·戴森（Freeman J．Dyson，1924-），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物理教授。1924年出生于英国，1947年至美国康奈尔大学做研究，1951年正式留居美国，1953年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物理学教授至今。戴森早年研究量子电力学，成果突出。1956年，戴森发表《自旋波》论文，堪称物理学史上的重量级论文之一，成为物理学界广泛参照的经典之作。戴森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者，更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向往无限宇宙的哲人。他一生致力于粒子物理、固态物理、核子工程、生命科学、天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其博学广闻在物理界也几乎是独一无二。戴森的物理学成就虽然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但是他获得的荣誉仍然很多：伦敦皇家学会休斯奖、德国物理学会普朗克奖、奥本海默纪念奖、以色列海法理工学院的哈维奖等。1993年8月号《科学美国人》的一篇专访，称他为“与主流成90°角前进的人”。

　　《宇宙波澜》是戴森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最好的一本，也可以说是他的一部自传。

　　戴森的主要著作有：《全方位的无限》、《武器与希望》、《宇宙波澜》等。

　　【内容提要】

　　《宇宙波澜》是戴森的自传，它的副题是“科技与人类前途的自省”。从这个副题可以看出，这本书不仅是对作者自己从事科学研究50多年历程的回顾，也是对科技与人类命运、前途问题的深刻反思。该书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书中戴森教授丰富多彩的经历、大量的科学信息和启人心智的思考，然而最令人折服的还是贯穿全书的“科学家的责任”。

　　在中文版序中，戴森尖锐地抨击了美国科学家的责任缺失。他说把科学家的生活比做个人灵魂的航程。他认为，科学与道德主要之点就是科学要充满人文关怀。通过该书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家，戴森毕生都在科学与政治、科学与伦理、与道德的交叉点上苦苦探究。1993年在中文版序中，戴森说，在14年前出版此书后，他为非专业读者写了四本书，而这本书是他最喜爱的，“如果说我的著作只有一本能流传千古，而我又有权选择保留哪一本的话，我将毫不犹豫的选这一本。”他还说，如果有机会再版此书，除了要增加纯数学、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内容外，要增添的是关于科学伦理的章节，以探索科学为什么未能给人类带来益处的原因。这是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道德要求。

　　二战前一年，青年戴森刚开始他的科学之路。和千千万万欧洲青年一样，他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以“民间科学家”的身份奉派到英军轰炸机指挥部，进行减少飞行员生命损失的研究。战场上残酷的现实，使他开始思考战争与正义、与人性的关系。战后，他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在诺贝尔奖得主贝特门下从事物理研究，不期然地，成为了美国物理学界从事核能物理、太空探索研究中最精英的一员，与欧本海默、费曼、泰勒等科学巨擘一起工作。可想而知，经历了广岛之役、美苏对抗、越战等等事件，科技与战争中的伦理，强烈地困扰着这些科学家。戴森本人，就不断地思考“与原子弹的发展、使用相关的道德问题”。他赞赏欧本海默对于“罪恶”的“反省”。他认为，科学家的“罪恶”，不在于制造了原子弹，而在于他们对研制这些杀人武器“乐在其中”，在于“在魔鬼引导下，去寻求政治势力的扩张”。因此，他一面与其他科学家联手向国防部提交限制核武的提案，一面力求把核能用于发电、航天等造福人类的研究。当泰勒邀请他参与“反应炉计划”时，他“一口答应”，庆幸“终于能让核能的用途找到比原子弹更好的出路，终于能以核能做点好事，为世界供应如此丰富的能源，使人类不再如牛马般劳役”。

　　作者也密切关注生物学领域的道德问题，他认为：“一般的生物学演进，尤其是物种突变，具有剥夺人类两大精神柱石之虞”。这两大柱石，“一是对自己是人类的认知，一是我们彼此间情同手足的认知”。他指出“氢弹能够轻易摧毁我们的文明，但很难将我们这个物种斩草除根。相较之下，更大的浩劫是，故意扭曲或截断人类的基因”。他认为核子大战还不是想像得到的最悲惨的事，莫洛博士更可怕！当人们学会生命复制的细节，自然人们也学到如何去写它。任何人只要学会撰写此语言，终有一天，他便能随自己兴之所至，设计出一种新生物———上帝创造万物的技术便落入人手。届时，人们看到的将不是19世纪的莫洛博士，将其原始的手持手术刀；而是21世纪搞怪的年轻生物学家，坐在电脑前面撰写基因指令，创造新的动物或是半人半兽的新物种。

　　不过令作者欣慰的是，国际生物学界在处理生物武器的问题上，“显现了超凡的智慧”，他们“从未推动过生物武器的发展”，并且“还说服那些已经正式开始规划生物武器研制的国家，全面放弃并销毁库存的生物武器”。他感慨：“我们只消想一想，如果物理学家带头拒绝发展核武，然后又说服他们的政府销毁库存核武，如今的世界该有多好。在科学文明史上，生物学家可不像物理学家，他们以干净的双手，通过历史审判台的第一次考验。”

　　作者认为从长远来看，人类社会想在地球上生存，下面两件事至少要出现一件：一件是人们建立某种世界政府，负责军事武力的独占事业；或者就是人们成功地把世界分为数个稳定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各自拥有足够的武力，但是职责严格限制在纯为捍卫本土上。站在人道、文化和政治的立场上而言，作者衷心期盼第二种形态能够实现。

　　戴森毕生最热衷的科学活动还是太空探索。他提出人类需要到太空旅行的三大理由是：“第一是废弃物处理问题，我们必须把工业制品搬到外太空，让地球常保翠绿、怡人，为子孙留下一个美好的生活净土。第二个理由是避免物质的枯竭。地球的资源有限，我们不可能永远放着丰沛的太阳能以及天际到处充斥的矿藏与生活空间不用。第三个理由是，我们的心灵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太空旅行的最终目标，不只是科学上的穷理致知，或是电视上偶然出现的壮丽景观，它乃是要带给人类心灵真正的舒展”。也就是说，太空科学对于人类，既有实用的目的，也是精神的需要。为此，浪漫而又务实的戴森，参与了欧利安太空船试射，踏上了“太空拓荒”的漫漫长路；并且以“思想实验”的方式，试图为人类“绿色的未来”打开宇宙大门。

　　作者说，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都市，贫穷、悲苦的废墟随处可见；被遗弃、忽略的儿童，满街游荡。在赤贫户中，有许多是年轻的母亲和儿童，这些人在科技尚未那么发达的昔日，曾经是受到较妥善照料的一群。这种境况在道义上是不可容忍的。身为科学家，他们要负一大半的责任，因为科学家坐视它的发生。

　　作者在解释为什么会认为美国科学社群，要对都市社会与公众的道德沉沦负责任时说，这不一定全是他们的责任，可是他们该负的责任，其实比他们大多数愿意承担的更多。他们有责任，因为他们实验室输出的产品，倒成为有钱人的玩具，很少顾及穷人的基本需要。他们坐视政府和大学的实验室，成为中产阶级的福利措施，同时利用他们的发明所制造的科技产物，又夺走了穷人的工作。作者认为他们变成了受教育、拥有电脑的富人与没有电脑、贫穷的文盲之间鸿沟日益扩大的帮凶。他们扶植成立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但没有给失学青年合法的谋生凭借。他们协助贫富不均由国家规模扩大到国际规模，因为科技扩散到全球后，弱势国家嗷嗷待哺，强势国家则愈来愈富。

　　作者认为，如果经济上的不公仍然尖锐，科学继续为有钱人制作玩具，那么公众对科学的愤怒愈演愈烈，忌恨愈加深沉，作者表示不会对此感到意外。他认为不管他们对社会的罪恶是否感到歉疚，为防止这种愤恨于未然，科学社群应当多多投资在那些可使各阶层百姓都有共同利益的计划上。全世界都一样，美国尤其应该觉悟，要将更多的科学资源用在刀口上，朝着对各地小老百姓都有益的科技创造方向前进。

　　最后，他将改变这一情形的希望寄托于中国，他说：“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正行经美国40年前走过的历史类似途径。在中国，科学与技术正为整个社会带来经济成长与繁荣；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科学与技术也曾经给一般市民带来同样的正面效益。但是今日的美国，科技已将一般老百姓弃之不顾，美国今天发展的技术都倾向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就让它成为中国的警讯吧！中国未来必须避免犯美国过去的错误。如果未来40年经济持续发展，中国将变得和美国现在一样富强，届时中国将有机会带领世界朝另一个方向走；在那个方向上，技术将可为各国、各阶层的儿童带来希望！”

　　精彩语录

　　1、国际生物学界有一件永远值得纪念的功绩，就是绝大多数的生物学家从未推动过生物武器的发展；甚至，他们还说服那些已经正式开始规划生物武器研制的国家全面放弃并销毁库存的生物武器。若要衡量生物学家此一贡献的伟大，我们只消想一想，如果物理学家带头拒绝发展核武，然后又说服他们的政府销毁库存核武，如今的世界该有多好。在科学文明史上，生物学家可不像物理学家，他们已以干净的双手，通过历史审判台的第一次考验。

　　2、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书中提及，在建立世界大主宰的仁政专制之前，先投下炭疽弹，使全人类在九年战争中全部消灭干净。炭疽弹是有可能现身的，它很容易制造，成本又低，而且对没有事前充分防备的人口，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3、当我们学会生命复制的细节，自然我们也学会如何去写它。任何人只要学会撰写此语言，终有一天，他便能随自己兴之所至，设计出一种新生物———上帝创造万物的技术便落入人手。

　　4、就人心而言，我们比起古罗马时代的群众，涌进圆形竞技场观赏斗剑士彼此砍杀、砍得血肉模糊，也不见得文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