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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民下海

时间:2022-02-0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章 张一民下海方田在《九章算术》中,“方田”意为“田亩面积的计算”。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张民一从浙江省商业厅基建储运处副处长的岗位上下海。张德潭任商业开发公司总经理,张民一任副总经理,其余人员则由商业厅干部先自愿报名,然后经筛选审核后确定。在张民一接受组织安排决定下海的时候,整个神州大地已经开始到处春雷涌动,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内人员的创业潮,就在这一年出现。
张一民下海_名城九章

第一章 张一民下海

方田

在《九章算术》中,“方田”意为“田亩面积的计算”。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张民一从浙江省商业厅基建储运处副处长的岗位上下海。如果说“方田”是计算田亩的面积,那么,人生的道路从仕途转向前途无法预知的商海,其间的得失则是无法计算的。

让我们以一本书的篇幅,来关注一家房地产企业的成长史。它创始于1992年,起先蛰伏于西子湖畔,而后跃马苏州、南京,继之又深耕天堂杭州。

毋庸讳言,它没有跻身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之列,同样也没有活跃于媒体成为公众人物的企业家。但是,它所建造的每一个楼盘,都可以堪称彼时彼地的经典产品,它的名字,在杭州乃至苏州和南京的购房者心里是品质楼盘开发商的代名词。在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野蛮生长”的时代,它始终遵循自己的节奏稳扎稳打低调发展。

如果要剖析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年销售额已经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万科当然是最好的样本。但如果要真正剖析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成长史,本书将要描述的这家企业无疑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公司之一。当众多的目光都被“最大”所吸引的时候,像它这样的企业其实同样具有关注的价值。当许多中国房地产企业都正在饱受新一轮政策宏观调控的阵痛之时,这家企业同样可以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因为它正是经历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一波紧接一波暴风骤雨般的调控之后成长起来的。

要读懂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和房地产企业,仅仅读懂一个万科是不够的。如果明星房地产企业是金字塔上熠熠生辉的塔尖,那么更多的像它这样的房地产企业,则组成了金字塔坚实稳重的塔身。如果说万科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部分,那么水面之下冰山更为庞大的部分,则是很多像他这样的企业。

本书关注的这家房地产企业,它的名字叫名城集团。这家企业的十八年成长史离不开一个人,这个人叫张民一。

名城集团董事长张民一

生于1992年

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2年。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当那个88岁高龄的瘦小老人在中国的南方进行一场注定会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旅程之时,年仅35岁的浙江省商业厅基建储运处副处长的张民一,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今后的命运和无数人的命运一样,都将发生巨大的转折。

这个伟大的老人名字叫邓小平,他是这个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这个年迈的老人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一路疾驰奔向南方,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这趟南方之行的一系列讲话后来被称为“南方讲话”。当我们在多年以后重温这段历史,毫无疑问都会明白,那一次的邓小平“南方讲话”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篇章,但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能够提前感知巨变的前奏。直到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讲话”作为1992年2号文件向全党下发,并被要求尽快逐级传达给全体党员干部,许多人才闻到了振奋人心的异样气息。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专业从事经济工作的部门,浙江省商业厅应该是最早感知改革巨大浪潮即将席卷而来的单位之一。在1992年中央2号文件下发仅仅十天之后,3月10日,位于杭州市惠民路56号的浙江省商业厅就召开了党组会议,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当然是会议的重点,但是颇为难得的是,这次会议还有另外一个议题——研究经济管理部门如何向经济实体转型,商讨由商业厅出资成立一家商业开发公司,并以此为试点,投身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

只要把背景放到1992年初,你就会明白,当时浙江省商业厅领导目光的先验和前瞻。要知道,那篇记录小平视察深圳全过程的引起巨大轰动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直到十六天后的3月26日,才在《深圳特区报》一版以头条的重要位置刊发。《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发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迅速全文转发,新华社也向全世界播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随后全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主要报纸都在一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关于邓小平“南方讲话”,党内人士一般是从中央文件中获悉的,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则是通过这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闻通讯才得以了解。而向来嗅觉灵敏的国外媒体,也是通过这篇《东方风来满眼春》,向全世界传递中国改革开放将继续加速的信息。

东方的风既已吹起,春天的气息当然也扑面而来。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很多重大政策的出台都要比别的地方更加敏锐,而浙江省的政府部门很多时候也要比其他地方“开明”得多。浙江省商业厅谋求转型成立公司下海“试水”的想法,不出意料地很快获得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于是,商业开发公司的筹建工作迅速提上日程。当组织上根据考察和了解干部个人意愿后,有两个人很快被纳入了视野。一个就是时任商业厅财务处处长张德潭(后任浙江省商业厅副厅长,浙江省商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嘉凯城集团董事长),另一个就是时任商业厅基建储运处副处长的张民一。张德潭任商业开发公司总经理,张民一任副总经理,其余人员则由商业厅干部先自愿报名,然后经筛选审核后确定。

这个张民一,就是本书最重要的主人公之一,他的登场,意味着今后一家将在浙江省房地产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也同时悄然登场了。

我们总说时势造英雄,毫无疑问,时机的出现对人生舞台梦想的实现至关重要,没有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讲话”,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也许不会这么快,而许多人的人生舞台也将不会如此绚丽多姿光芒四射。我们还说,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尽管当时35岁的张民一没有预料到以后自己将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成就一番作为,但是组织上找他谈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太多的忐忑和紧张,也没有太多的推辞,就接下了这个当时在许多人看来前途未卜的任务。事实上,综观张民一的人生,你就会发现,他一直是个有准备的人,即使人生遇到挫折磨难遇到低谷险滩,他也从来没有放弃为未来做好准备。我们将在后面的文章中,告诉你张民一的底气从何而来。

在张民一接受组织安排决定下海的时候,整个神州大地已经开始到处春雷涌动,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内人员的创业潮,就在这一年出现。若干年后,在回顾那个激情燃烧的年头时,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将这一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命名为“92派”,当时陈东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

这一年,36岁的时任上海市农委住宅办副主任的张玉良,同样是副处级,同样因一纸任命书下海,同样投身于房地产行业,后来创办了绿地集团。这一年,时任中国城市出版社主持工作副社长的黄怒波也投奔商海,创建了中坤集团。这一年,后来同样在房地产市场呼风唤雨的冯仑、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刘军、潘石屹六兄弟创办了万通,还写了一本书《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表达了告别仕途报国改为商业报国的决心。

更多的人在1992年进入风云激荡的商海,据《中国工商时报》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员干部下海经商,而张民一就是这十万人中的一员。

滚滚的时代潮流,就这样风雨际会地造就了一大批人。后来有研究者分析,“92派”还有一个核心特点是,它的主体都是过去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开始在价值观上认同商业是最好的,也是人生值得为之奋斗的最好的选择之一。这意味着社会的主流精英进入商界,之前,他们要么在政府机构,要么在研究机构。

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时任浙江省商业厅基建储运处副处长的张民一。本来,张民一的人生也许会顺着仕途一路走下去,但这条路在1992年突如其来地拐了个大弯,通向了那片波涛汹涌的沸腾商海。

以中国商业史的代际论,张民一是毫无疑问的“92派”成员。而名城房产,也同样是中国商业史上的“92派。”

张民一其人

现在,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日后将一手创造名城集团的人物。

国家的变化和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对于张民一来说其实从小就有深刻体味。国家发展的每一个重大转折点,几乎同时也是张民一自己个人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1956年12月,张民一出生于浙江新昌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当地的教师,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他排行老四。“文革”十年,正是张民一读书求学的年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可以想见父母的“臭老九”职业会给全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可以想见会给张民一的读书生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文革”刚开始,张民一还在上小学,家里就遭遇了较大变故,七口之家因“文革”而被暂时拆散,张民一也跟着回队任教的母亲来到乡村。

1972年,16岁的张民一初中毕业就辍学在家了。很多同学不是进工厂进商店就是上山下乡了,而张民一因为400度的近视,得以“因病留城”,没有和同龄人一起上山下乡。在孤单而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从小爱好读书的张民一除了给全家人做做饭干干家务,把大量的时间用来看书。因为是教师家庭,张民一家里面好歹还有几本书,还有他的舅舅曾经开过书店,也给他留了一些书。对学习如饥似渴的张民一,几乎看光了当时所有能够找到的书,连别人家里压在咸菜坛子上的书都被他如获至宝地淘出来,尽管破烂不堪而且封面封底都没有了,但张民一仍然看得津津有味。实在没有书看的时候,他甚至连《毛泽东选集》四卷的所有注释都一条不放过。许多年后总结起来,也许改变张民一命运的因素之一,就是他的好学精神。

不能继续上学,又不像同龄人那样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无奈之下的张民一由亲戚介绍到建筑工地做小工。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张民一依然对自己打的第一份工刻骨铭心。打工的第一天,就是帮当时的新昌轴承厂到水泥厂里去装卸水泥。在此之前,细皮嫩肉的张民一可从没从事过重体力劳动,而现在,一百斤一包的水泥压在他瘦小的背上,几乎能把他压垮,不巧的是天上又下起了雨,雨水混着水泥灰,很快把第一天出来干活的张民一弄得像个泥人。但他却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既没有偷偷地哭,也没有放弃甩手不干。在后来创办名城集团的过程中,张民一也曾经遭遇过很多很多的艰难挫折,但是他都一直不抛弃不放弃,带领大家坚持下来一路走到今天,或许就与他年轻时骨子里就有的这种韧劲和坚持精神有关。

由于长期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一个泥工老师傅很欣赏他,不时点拨,居然使他学成了泥工手艺,同时,他又利用大哥下乡时用过的木工工具,找了些木工活干干。用张民一的话来说,后来他学成了“一个泥工半个木工”。这绝对不是吹牛。当时泥工行业按照水平等级分为12分,12分代表最高水平,而张民一被评级为11分,已经有独自承担建造一幢民居的能力。11分的工资为2.3元一天,而当时一个普通小工的工资只有1.2元一天。因为没有做过学徒的经历就拿到了11分,有人质疑张民一的真实水平,为此,建筑公司组织了17名泥水工进行大比武。比武项目是砌墙,张民一憋着一股气想要证明自己,一天下来之后,粗糙的砖头把他双手十个手指全部磨出了血。最终的比武结果,张民一以质量第一速度第二的成绩,夺得总分第一名,证明了自己的11分绝无任何水分。

当20岁不到的张民一在建筑工地上以十指磨出血的双手捍卫自己名誉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冥冥之中似乎已有天意,若干年后自己将会从事房地产行业,仍然和建筑打交道,为更多的人造房子,只是不用自己再拿着泥刀砌砖头了。

人生有时就是如此不可思议,普通人的命运,经常会和伟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在建筑工地上做泥水工的张民一,终于等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如果没有小平复出,如果没有高考恢复,张民一这一生可能都将在建筑工地上度过,以他的聪明才智,也许最后能够做到一个建筑公司的经理,人生虽然不至于黯淡无光,但绝无可能如此精彩纷呈。而小平的复出,终于让他的命运开始转向。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伟人后来还将和张民一的命运发生牵连——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讲话”,将又一次改变张民一的人生道路。

不过,命运还是先和张民一开了个玩笑。正准备离开建筑工地的张民一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因为“因病留城”没有上山下乡的人,不能参加这次高考。张民一百思不得其解,并为此郁闷了好一阵子,幸好第二年的高考允许他参加了。

张民一清楚地记得,从1978年的5月6日开始,他就不去建筑工地干活了,他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打一场人生中前所未有的硬仗——学完高中课程,然后参加决定命运的高考。而这时距离他初中毕业离开校门,已经整整六年过去了。

按照张民一的初中学历,他只能报考初中中专,但按照他当时的年龄,却必须报考高中中专。要报考高中中专,张民一就必须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学完高中三年的课程,这时大哥成了他命中的贵人。由于中学时张民一的学习成绩不错,再加上他一直坚持看书学习,因此,高考的文科科目他是比较有信心的,但高中的数学科目他却一点儿也没接触过,自学难度也较大,因此,在所剩不多的两个月时间里,张民一清楚地知道应将复习重点放在数学科目上。这时候已经从师范毕业担任高中数学老师的大哥,给他一连上了17天课,专门补习数学,并给他下了一道死命令:“只要求记住,不要求理解”。奇迹真的发生了,张民一的高考数学成绩居然特别好。

张民一填的高考第一志愿是浙江建筑学校,因为与他当时从事的建筑工作有关,但浙江建筑学校只招初中中专。第二志愿是浙江广播电视学校,因为文科成绩较好,他希望将来能够从事文字工作,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但是也没有如愿。最终,张民一考上了浙江省商业学校,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杭州商学院,就是现在的浙江工商大学。

从小地方来到省城杭州的张民一,在学校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两年,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水平这么高的老师,让张民一充满了学习的动力。1980年7月,张民一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浙江省商业厅基建储运处。

进了商业厅之后,张民一依然保持着热爱学习的劲头。他惊喜地发现,厅里有一个不错的图书室,于是在工作之余,他就到图书室里借书看。张民一借书有个特点,那就是一次性借两本,一本文学书,一本专业书。专业书枯燥,文学书生动,两相交替着看,当专业书看累了,就看看小说。图书室管理员惊奇地发现,这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居然借走了那本鲜有人问津的厚厚的《资本论》。张民一后来解释说,他酷爱经济理论研究,尽管当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半懂不懂,但还是硬着头皮啃完了。

青年时期的张民一

张民一在基建储运处待了12年。由于工作认真出色,1989年2月,张民一被提拔为当时厅里比较年轻的副处长。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这个伟人再一次改变他人生道路的走向。

1992年,风起云涌,无数人离开原来的单位逐浪商海,但大部分人都消失在了茫茫碧波之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笑到现在。当我们大致了解了张民一的过去后,大家不难发现,他从小的人生经历和性格中的某些特质,对名城集团的发展壮大并取得今天的成绩至关重要。

投身商海

无论多少年过去,我们依然不得不说,1992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又迎来了一个春天。即使已经在市场经济大道上走了这么多年,现在我们依然不得不佩服,那个时候人们的敢想敢干和令人惊讶的高效率。即使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浙江省商业厅,那个年代也丝毫没有人们想象当中拖沓、僵化和官僚的习气,而是充满了风风火火敢闯敢干的改革精神。

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时间节点,或许可以体会当时政府部门的效率和人们对于新生事物的热情。

1992年3月10日,浙江省商业厅党组讨论决定成立商业开发公司;4月14日,指派张德潭和张民一负责起草方案;4月22日,商业厅党组通过组建方案;5月4日,商业厅厅长周张燮在全体机关干部员工大会上通报情况并动员报名;5月7日,向当时的省计经委打报告要求成立公司;6月4日,省计经委发文批准;6月10日,省工商局核发营业执照;6月25日,商业厅党组发文宣布成立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并任命公司领导班子;6月26日,商业开发公司挂牌营业。

从3月10日讨论组建到6月26日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正式挂牌,只有短短的三个半月时间。干劲之充足,效率之高效,足可见一斑。

商业开发公司九名成员,除张德潭总经理、张民一副总经理,其余为商业厅的年轻干部。其中有:

房产部经理姜荣,来自于商业厅基建储运处。

综合管理部副经理钱素珍,来自于商业厅基层组织处。

财务部张悦(后任浙江省供销社副主任),来自于商业厅计划处。

财务部俞耀宏,来自于商业厅财务处。

贸易部骆云伟(后任浙江省工业信息化委员会处长),来自于商业厅浙江商报社。

房产部项金彪,来自于商业厅商业经济研究所。

时任浙江省商业厅副厅长的王锡琪曾经评价这支队伍,“年轻、有文化、有朝气、有热情、旧框框少”。

1992年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成立时全体人员合影

6月26日上午,解放路226号新侨饭店内,浙江省商业厅所属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的挂牌仪式暨新闻发布会正在隆重举行。6月底的杭州,已经开始迎来夏天,几条马路之隔的西子湖边正是游人如织,而新侨饭店也是人声鼎沸,如同杭州夏天的温度。作为浙江省经济管理部门转向经济实体的试点和样本,注册资本达5000万元的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的成立,对于当时正在探索机关转型的许多政府职能部门来说,是一件标志性和轰动性的事件,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重视。不仅省政府来了一位副秘书长,而且还来了26个兄弟厅局的领导,报纸、电视台等许多媒体也给予了重点报道。

1992年商业开发公司成立新闻发布会,省政府副秘书长周洪昌在会上讲话

现在的张民一,已经不太记得当时自己站在宾客云集的人群中说了些什么,也许除了激动之外,还有一丝丝的迷惘。因为,对于商业开发公司未来将走向何方,张民一心里也没有明确的方向。事实上,不仅张民一,当时公司几乎所有的人内心都感到有些茫然,但又都对未来充满理想和期待。“实际上,我们员工心里也吃不准,都没做过生意,但是,就想试一下,想改变原来那种比较模式化的生活。”俞耀宏,这一年只有25岁,工作经历4年。

离开了机关和体制的庇护,这叶出海的扁舟能够躲过惊涛骇浪的冲击抵达胜利的彼岸吗?如果失败,我们还能够回到机关里面继续生活在有保障的体制中吗?这是他们心头久久盘旋不去的疑问。但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年轻人对实现梦想的渴求,战胜了犹豫和徘徊。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上了路,那就往前闯。就像多年以后,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四人组成的纵贯线乐队唱的那首歌:“出发啦,不要问那路在哪?迎风向前,才是唯一的方向!”

作为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的张民一,分管房产部和贸易部。从小就喜欢学习并酷爱经济理论的张民一,此时已经略微有些感觉到,曾经游离于中国经济主导产业的房地产,似乎开始成了万众瞩目的行业。日后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无数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这一年争先恐后地在神州大地上冒出来。统计数据显示,1988年中国房地产公司为3124家,此后三年基本上维持在这个数量,而到了1992年底,全国房地产公司一下子跃至1.2万多家,到了1993年更是猛增到3万多家,几乎是1990年的十倍左右。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启动,很快被商业开发公司观察到,在一份向上级汇报的文件里,他们重点提到,“房地产是一项新兴而且热门的产业,近半年里,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省光省一级的房地产公司6月份前是7家,年底已有30多家,若包括杭州市的就更多。”

由于当时政策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必须是独立法人,抓住机遇组建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进入这个今后注定将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市场,成为新生的商业开发公司的共识。

1992年的8月8日,商业开发公司出资500万元成立了浙江商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立足于房产开发投资,张民一兼任商达公司经理。

“商达”,取商业兴旺发达之意,这个公司就是日后的名城集团,在最初的几年里,名城房产将带着这个颇具时代特色的“乳名”,尝试着扬帆起航闯荡江湖。

一切从零开始

张民一从机关下海的第一步,就是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我们不妨稍微回顾一下,这家有着商业厅背景的公司,在最初的半年里是如何转型开始学习“做生意”的。

尽管这群人以前工作的单位是被冠名为“商业”的经济管理部门,但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真正做过哪怕一笔生意。

身份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角色的转换,这种变化和转换对当事人来说往往是痛苦而艰难的。对于这一点,总经理张德潭和副总经理张民一尽管思想有所准备,但是现实却比他们预料的还要艰难和残酷得多。在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的第一份年终汇报中,他们用朴实然而生动的话语,真诚坦率地表达了刚从机关下海的滋味:

“虽然‘下海’办实业仅半年光景,体会却是十分的深刻。总的感觉是‘不容易’。虽然十多位同志吃的都是商业饭,坐而论商长则十余年,短的也有几年时间了,但一旦身体力行做名副其实的‘商人’,却感到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从客观上讲,公司新成立,没有基础,渠道不畅,而市场竞争又十分激烈,没有一定的优势要取得成功确实不容易;从主观上讲,业务知识和经营实践的欠缺影响了对市场的洞察和判断,在营销策略、经营手段等方面也还不够成熟。”

“由于公司人员原来都是从事行业管理工作的,无一人有商品贸易经历,而近年又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原来熟悉的一套方式方法在市场经济中已不再适用,管理与经营两项工作本身就有很大的差异。”

“原先的上下级单位转眼成了平等互利的贸易伙伴甚至是竞争对手。”

“经营没有经验,更无现成商路可循,一切均需从零开始。”

…………

“一切从零开始”,是新成立的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必须面对的现实。

很多时候,勇气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被环境所迫,既然没有任何经验,那么只有勇于尝试。

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5000万元的注册资金,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很少有公司刚起步就有这么丰厚的家底。但是外人不知道的是,这5000万元注册资金均为债权,除了开业时商业厅借给公司200万元流动资金外,其余所需资金均要自行解决。

但是,作为省商业厅试点改革的第一个产物,全厅上下都对商业开发公司寄予了厚望。而业务工作如何打开局面,是商业开发公司面临的第一大关键问题。“立足现实、发挥优势、优质服务、参与竞争、边干边学、增强实力”,是他们当时确立的24字方针。不怕挫折,抓住一切时机开展业务,是所有人的共识。一听到哪里可能有商机,他们就奋不顾身地扑到哪里,即使风吹草动的消息也不放过。最初的半年里,这个省级商业综合性公司就卖过钢材、石油、天然橡胶、自行车,再小的生意也不放过,什么能赚钱就卖什么,一点都不像财大气粗的“省级”公司。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即使从现在的眼光看,当时商业开发公司敢想敢干敢尝试敢冒险的精神,依然是值得赞许的。在自身经验和实力都欠缺的情况下,兴办联营企业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商业开发公司参与兴办了6家联营企业:

与余姚市商业总公司、余姚市工商银行、省建筑房地产公司联合组建余姚市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投资160万,商业开发公司占股25%,当年建设了13700平方米的住宅;

与绍兴县商业局签订联建联营绍兴县商业大厦的协议。大厦总投资2500万,商业开发公司占股32%;

与舟山普陀五交化公司、舟山市信托投资公司联合发起组建舟山市金三角股份有限公司。这是舟山市第一家股份公司,注册资金1088万元,商业开发公司出资120万元,占股11.3%;

与武义县商业局合资兴建武义香山温泉宾馆,总投资650万,商业开发公司投资25%;

与绍兴县商业局、上海新亚快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科建投资公司签订协议,在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联合建造“浙江绍兴新亚快餐事业公司”,总投资2800万元,商业开发公司占股25%;

与上虞县石油公司联建小越加油站,总投资80万元,商业开发公司投资50%。

从以上这些项目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业开发公司的投资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发展方向。这些联办的公司也五花八门没有重点,既有出资几百万的大投资,也有几十万元的短平快项目,不仅有商场、宾馆、房地产、加油站,甚至连快餐行业都进入了,实在令人有些眼花缭乱。

不过幸运的是,商业开发公司的两位张总,此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春天已经到来,并勇敢地率先开始试水。

因为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和浙江商达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是省级企业,当时无法进入杭州房地产市场。于是他们按照政策规定,向杭州市建委递交进杭开发的报告,经过多方的积极努力,终于在十一月初获得批准。此外,他们还到外地参与投资建设了一些项目:

与新昌钢窗厂联合,参与新昌县在上海浦东联建的70000余平方米的综合大楼——锦珠大厦的开发建设,商业开发公司占股5%,投入资金150万元;

与新昌钢窗厂再度联手,联建浦东高庙村住宅10000余平方米。考虑到资金占用问题,他们已先将住宅预售给浙江省能源协作开发公司,收到了50%的预收款;

与上海浦东浙海经贸实业总公司联合开发浦东民间村住宅1000平方米,总投资100万元;

与省经济规划院、省机电公司等单位联合共同建设浙江省人民政府驻珠海办事处的综合大楼,参股比例30%;

在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购进21套商品房,8套提供给省公司开设窗口,13套转让给系统内企业;

在萧山商业城购得120平方米的营业写字用房;

…………

开张初始,就能马不停蹄地投资和兴办联营企业,对于这家新成立的公司和这群刚下海的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们刚刚离开机关来到海边,却丝毫没有等、靠、要的念头,而是满怀热情一腔热血不顾一切地下海冲浪去了,即使被苦涩的海水呛到,他们同样也没有丝毫的退缩,而是继续勇往直前奋臂劈波斩浪。

在1992年度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的工作汇报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组数据:完成商品销售额257万元,融通资金6150万元,房地产开发面积22000平方米,兴办联营企业6个,利润74.4万元。

客观而公允地说,这些投资和项目有些是自己抓住的商机,还有些则多少借用了商业厅原来的资源。有些取得了成功,还有些则从此石沉大海再无消息了。有些的确是看准了,还有些则是盲目和冲动。但是,下海学习游泳总归是要呛到腥咸的海水的,除非你永远站在岸上当观众。若干年后回想起来,那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四处出击,或可视作投石问路,在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自立门户

改革的大潮是如此汹涌澎湃,它还将深刻地改变更多人的命运,以至于许多原来站在岸上的人,也将被席卷而入。

时间很快就到了1993年。新年伊始,原为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浙江省商业厅职能在悄然发生变化,经省政府批准,商业厅增挂公司牌子,成立浙江省商业集团总公司,逐步转变职能,原有的机关处室设置也相应调整。

1993年3月1日,成立还不到一年的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也一分为三:一是继续保留商业开发公司名号,组织上另外派人担任总经理;二是成立商业财务公司,原商业开发公司总经理张德潭担任总经理兼省商业集团总公司财务处处长;三是前一年8月8日成立的浙江商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正式独立运转,张民一担任经理、法定代表人。原商业开发公司全体员工自愿选择去留,而其中的大部分跟着张民一来到了商达公司。

正式独立运转的商达房地产公司成立了4个部:项目开发部(经理姜荣);综合部(副经理钱素珍);财务投资部(副经理俞耀宏);物资贸易部(副经理项金彪)。自此,商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始自谋生路。不过当时,号称500万元的注册资金实际上最终只到位了200万元,而这200万元刚开始也只给了100万元,另外100万元直到公司独立运转一年多后才拨付到位。也就是说,日后在浙江省房地产行业声名显赫的名城集团,其实是靠着区区200万元起家的。

商达房产成立初期的办公场景

3月份的杭州,春天已经开始悄悄来临,龙井村的茶树已经爆出新芽,西湖边的梧桐已经萌出绿点,但毕竟还是带着几分料峭的寒意。杭州惠民路56号的浙江省商业厅七楼会议室,正式独立运转的浙江商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召开了首次全体员工会议。参加会议的包括张民一在内,一共是8名员工,其中5名是商业厅下海的机关干部,另外3名分别是杭州市一家商业企业调入的李越,刚走出校门的单晓东,以及驾驶员林勃。

对于商达公司的现状和未来,张民一有两个基本的清醒判断:

第一是行业未来。张民一敏锐地看到,1993年初,房地产在快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中已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圈地炒房成为热潮,他预期房地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前景非常美好。但同时张民一也看到,经济已经有过热的现象,预期会有一次大的调整。

第二是公司现状。张民一分析,商达公司人员由机关下海人员组成,人员少而且不熟悉业务,更缺乏操作大项目的资金,“一穷二白”可以说是当时公司最真实的写照。

未来如此美好,而现实如此残酷。

基于实际面临的情况,张民一为商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确定了发展战略。他认为公司不宜走圈地炒房的路子,而是应该脚踏实地搞开发,而且必须搞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住宅项目开发。并据此提出了公司发展战略: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主,积极开展多种经营。他还提出了公司发展目标:三年打基础,五年上台阶,步入浙江省商业集团总公司先进企业的行列。

在用人上,张民一提出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激励机制,打破当时在人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大锅饭”思想。在合理设置机构的基础上,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目标考核办法,把职工的劳动成果与经济利益紧密挂钩。在首次全体员工会议上,张民一就明确了实行中层干部聘任制度。

未来的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将证明张民一的判断是何等的具有先见之明。而公司最初设立的框架和制度,也将对以后的企业发展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事实上,1993年的杭州也已经成为房地产开发的热土,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

毗邻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区,320国道沿线的富阳银湖开发区,在1993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伊甸山庄、银湖花园、宏福山庄、紫云山庄、金苑山庄、华联花园、黄埔山庄、富康花园等高级涉外别墅区都在这一年破土动工,总投资据说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还有当时还是余杭九堡的圆梦园、海景城,余杭蒋村的南都花园,也都在这一年开工建设或者投放市场。

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南方部分城市,房地产热比杭州更加“波澜壮阔”。

3.4万平方公里的海南岛上,房地产公司最多时达到5600多家,占全国人口0.6%的海南,商品房却占全国的1/10。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首,银行资金、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涌入海南房地产,总数不下千亿。

而在与海南隔海相望的广西北海,有国内23个省、市、自治区,境外18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和资金登陆,聚集了1200多家房地产公司和10万建筑工人。

房地产市场的一片火红景象,将公司定位为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主的张民一当然看在眼里。面临着“找米下锅”难题的商达房产,也多次派人前往南方考察。在考察第一站广东大亚湾时,他们就被当地的炒地狂潮彻底震撼了。

“当时炒地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上家拿出一张图纸,告诉你这块地是他的,然后看完地同意了,下家就付多少地价款给他。第二天,下家又找到下下家,再以同样方式倒卖出去,如此往复,一块地可以倒转好几十家。有时候连地都没看到,就完成了交易。”俞耀宏回忆起当年大亚湾所见,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就是这么疯狂”。

商达地产的考察团先后考察广东、海南等地,尽管看上去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但一向行事稳健的张民一却有不同的判断:“市场明显缺乏理智和秩序,诱惑大,风险也大。我们商达不能盲目随大流,亏不起!”

从商达房产成立的那一天起,张民一就作出了不走投机线路,不卷入泡沫化楼盘开发的决策。在一片大干快上的轰轰烈烈中,张民一已经隐隐感觉到经济有过热的迹象,很可能将面临一次调整。

事实很快印证了张民一的判断,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国务院随即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条措施紧缩银根,釜底抽薪,让海南岛留下了无数的烂尾楼,也让无数的公司破产,让很多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此消失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舞台上。

即使是后来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老大哥”的万科,也在此轮泡沫中险些万劫不复。万科参与开发的武汉万科广场、成都万兴苑、深圳海神广场和福景大厦、天津金桥高级公寓、鞍山东源大厦也都因为资金短缺而濒临烂尾,幸好万科在1993年4月成功发行了B股,从股市上融得4.5亿港元。这宝贵的4.5亿港元,帮助万科在国家经济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的雷霆手段下幸运地逃过一劫。这次刻骨铭心的教训,也使得万科在以后的发展中公开宣称“不拿地王”,在快速扩张中始终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

而在杭州,除了后来因行政区划调整成为杭州城西的蒋村区块,那些最早投身于富阳银湖和九堡的开发商们,最后的结局也都不太美妙。1998年,名城房产也携春天花园项目进入蒋村区块的开发,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张民一对经济形势的前瞻性判断,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表露,而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还将带领名城房产一次又一次有惊无险地躲过市场的惊涛骇浪,在国家对房地产市场一轮又一轮的宏观调控中安然无恙。

正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哪怕你赚再多的钱,照样打水漂”。市场的变幻和淘汰,就是如此无情和残酷。

“有多大力,做多大事,我们要根据家底来规划发展。”1993年底的总结会上,张民一用“呕心沥血”表达了自己在过去一年作为决策者所承受的挑战和考验。

四处碰壁

市场经济在中国勃兴的初始阶段,是一段野蛮生长的历史,群雄并起,风云激荡,充满活力,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财富传奇故事,不断刺激人们的神经,不断挑逗人们的欲望,但是市场本身又缺乏完善的规则和机制,机会不断出现,看似遍地黄金,但同时遍地是陷阱,稍不小心就可能轻则血本无归,重则倾家荡产公司倒闭,永无东山再起的机会。

现在回想起来,张民一笑言当时自己所带领的商达房产,刚刚正式独立运营,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三无”公司:无经营场地及设备、无(少)资金、无人才经验。创业初始阶段,尽管张民一提出了“三年打基础,五年上台阶”的目标,但对于怎么真正打开局面,其实并没有非常明确的高招,只确定了两个基本的业务方向:一是做房地产;二是做贸易。由于房地产行业的门槛很高,而且面临宏观调控的风险,因此公司暂时的选择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做贸易。

虽然决定了做贸易,但到底做什么,张民一和同事们心里也没有底。事实的情况是,只要有钱赚,什么都想做。这群刚刚离开机关不久还没有品尝到商海苦涩的书生,并不完全明白那个年代所谓的“做贸易”,其实是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行当,如果运气好有发财的可能,如果运气不好的话,也可能会上当受骗最终血本无归。

张民一自己就经历了很多次差点受骗上当的故事,尽管最后的结果都有惊无险,但至今令他刻骨铭心。

一次是1992年8月份,去大庆买石油。

建德市经济协作办一位主任从大庆的一位建德老乡处得到消息,说大庆有一批石油,集资1000万元可以拿到1万吨石油。石油在当时是非常紧俏的物资,如果拿到的话,稍微转个手就必赚无疑,苦无资金的建德市经济协作办找到了商达房产。一听有这么大笔生意,正愁无米下锅的张民一顿时来了兴趣,赶紧从兄弟单位筹措到500万资金,怀揣汇票带着一名同事和建德市协作办的同志一起赶赴大庆。

张民一清晰地记得,在哈尔滨转车的晚上,住的地方是一个可以同时住150个人的大通铺,这是他有生以来睡过的最大房间。怀揣500万元汇票的张民一住在这么一个地方,说什么也无法入睡。条件艰苦是小事,重要的是150人睡一个房间,万一这500万元在睡着的时候被人摸去,那赔上整个身家性命都不够啊。汇票有两联,最后张民一和同事骆云伟一人一联,放在两人最贴身的内衣口袋,轮流睡觉。

大庆方面接头的两个介绍人,一个自称是大庆文化局的,另一个自称是大庆开发公司的。向来做事稳健小心的张民一抱定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原则,要求与供货方大庆石油公司的人见面。但蹊跷的是,今天说明天,明天推后天,两个介绍人就是不安排他们和大庆石油公司的人见面。第四天晚上,留了个心眼的张民一偷偷给大庆市文化局打了个电话,打听文化局到底有没有这个人。结果文化局回答说没有这个人,这顿时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如果真的遇到骗子的话,那可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啊。张民一赶紧叫上同事和建德市经济协作办的同志,雇了一辆车连夜逃到哈尔滨,又从黄牛手中买了最近一班的黑市火车票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杭州。

直到现在为止,张民一也不知道那次去大庆买石油遇到的到底是不是骗子。最终生意没做成,惊吓却不浅。

如果说大庆之行遇到的是“疑似”骗局,那么另一次倒卖俄罗斯钢材,遇到的则是一个真正的大骗局。

当时全国到处都是建筑工地,钢材奇缺,一个县商业局称有人可以提供5万吨特价俄罗斯钢材,订金一付就可以将钢材从俄罗斯运到中国。面对这桩送上门来的大好事,时任商业开发公司总经理的张德潭和副总经理张民一却本能地保持了警惕,一开始的时候两人按兵不动,还被有些人嘲笑“这两个人不懂做生意”。最后的结果证明,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骗局,尽管商业开发公司已经筹款介入,但是因为两位张总的精明和谨慎,每一步都做好了防范措施,在发现一些疑点后,立即决定趁骗局未破全身而退,没有受到分文损失。而三个县商业局和另一些单位却深陷其中,被骗走1800万元左右的订金,此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破。

当然,除了贸易,张民一也尝试着做过房地产生意,只不过因为实力有限,并不是自己开发,而只是买进卖出。可惜这同样没有获得成功,比如当时去上海买进了莘庄附近的一批房子,还没等到卖出去,1993年国家宏观调控就来了,房地产业是调控重点,一下子又被牢牢套住了。经过再三努力,才找到一家日资企业接手了这批房子,对方答应分期付款,不过最后因对方经营惨淡,这笔钱讨了很久。

失败的生意故事还有好几桩,那期间的商达房产可谓四处碰壁。回忆那一段的经历,张民一开玩笑说:“除了没有做过人贩子,没有倒卖过军火弹药,差不多各种生意都试过了。”

既然大生意做不了,那就退而求其次,不如做点小生意吧。

那一年,三夹板在市面上炒得火热,紧俏到脱销,商达公司也加入到了做三夹板生意的队伍中。

即使是做小小的三夹板生意,也差点受骗上当。为了落实三夹板货源,俞耀宏和项金彪两人一起到了河北某县。来谈生意的是个中年男子,地点定在一个偏僻的小旅馆。中年男子信誓旦旦地告诉两人,在秦皇岛的某个码头,有一批他的货源。由于当时市面上的三夹板已经被炒得很热,对方要求先拿支票,再提货。经过反反复复的商谈后,双方敲定第二天去现场看一看。夜深人静后,两个没怎么做过生意的年轻人,因为吃不准,又前前后后仔细把事情回想了一次,总觉得不踏实,怕是被骗了吧?于是,两人立马决定连夜离开,因为旅馆太偏,又是人生地不熟,只有咬牙摸黑走路到火车站。当夜就乘火车赶到市区,然后转到上海。

俞耀宏和项金彪的这段经历,简直是张民一到大庆买石油故事的翻版。

为了拿到货源,整个公司的人都到处托关系,后来终于拿到了两万张三夹板,按照当时的行情,转手出去的话,每张三夹板可以赚一元钱,两万张就是两万元。但是令张民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万张三夹板一吃进,就发现市场价格开始狂跌,怎么也脱不了手。最后只好在偏僻的上塘路上租了一间店面,做三夹板零售,几个从商业厅出来的年轻人,也不得不放下架子,轮流上岗当营业员。

这段卖三夹板的故事,同样令张民一刻骨铭心。已经离开建筑工地多年的张民一,甚至重温了当年第一次打工做装卸工的经历。闷热的夏日傍晚,三夹板运到了,大卡车停在店面门口,满满当当一大车。张民一不顾自己经理的身份,跳上大卡车,挥起臂膀和店里的年轻人一道搬起三夹板来,一趟又一趟,来来回回,很快就把他们的衣服湿透了。直到路灯亮起,三夹板卸完,几个人才跑到水龙头下三下五除二擦洗一番,随便到旁边的小面馆点了几碗面充饥。

这笔最小的生意,却给公司带来最大的损失。最终平均每张三夹板亏36元,一共亏了70多万元。

后来总结这段经历,张民一不无感慨,“其他的生意都没有做成,好不容易唯一做成的三夹板生意,却亏了最多的钱。”

失败不一定是成功之母,但一家成功的公司和一个成功的人背后,往往都曾经经历过多次失败的锤炼。如果不能经受失败的考验,那么也无法等到成功的来临。这些失败的经历,对于张民一来说,其实是一笔财富,他得到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张民一四处碰壁的时候,一个新的机会却开始向他招手了。前文曾经提到,杭州市房地产市场原来对省级房地产公司实行限制政策,但在他们的努力争取之下,杭州市建委同意商达房地产公司进杭开发,并参加杭州市首次旧城改造项目招标。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将使独立运营不久的商达公司掘得弥足珍贵的第一桶金。

希望就在前方。

■点睛

海底神针

孙悟空还是猴子的时候,本事虽然不得了,但他仍然有遗憾,就是没有得心应手的兵器。

有一天,他到龙宫里玩。一下就看上了龙宫里的擎天柱,海底神针,这东西好啊,可以变大变小,正好给他当兵器。龙王虽然舍不得,但也奈何不得这只挺会来事的猴子。

孙猴子自从有了海底神针后,要风得风,唤雨来雨。故事一路发展,后来孙猴子就变成了孙悟空。

张民一当然不是孙悟空,因为他不可能有孙悟空那样的本事,要什么来什么。但是张民一却有和海底神针类似的东西,这东西就是他坚定的信念。

他人生历程的不断丰富就是他信念之路的不断成熟。整个过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位个子不高肩膀却很硬的读书人,如何一步步以他的精明和干练,将企业引向正规。

回过头来看,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简单。比如,一个错误,很低级啊,为什么会犯呢?可就是犯了,还不可避免。比如,一个公司的发展,没什么大奥妙啊,关键几步走好就行了,可是仍然每天都有许多企业破产。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名城的发展,这家公司真的很幸运,因为它从一开始的诞生,就有一批人,一批像张民一那样有志向、有信念的人在支撑着,尽管有不足,但和同时代相比,它却很健康,这为它以后的腾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种基础尽管不是经济上的,但却非常宝贵。

另外,企业的磕磕碰碰,就像是一个婴儿的成长,它一定有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反而显得不真实。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家现代企业成长历程中的精彩片断,更能体会到改革开放大潮中,中国无数个企业的成长缩影。从这个角度讲,名城就是一只很好的麻雀,一个很好的样本,张民一也是无数风流人物中一个典型而有独特个性的代表。

海底神针是虚幻的神话故事,虽然它无所不能。但在实践和经历中积累起来并日臻完善的信念,却是真实而坚定的,有时竟能所向披靡。而且,海底神针还是身外之物,更是龙宫的财产,它不属于孙猴子,但坚定的信念却永远烙印在张民一的思想中。

■名城档案

1992年

◎3月10日,浙江省商业厅党组学习讨论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决定成立商业开发公司。

◎4月14日,商业厅命张德潭、张民一筹建公司,要求7月1日正式开业。

◎4月22日,商业厅党组通过组建方案。

◎5月4日,商业厅厅长周张燮动员全体机关干部报名去开发公司工作。

◎5月23日,时任浙江省副省长许行贯作指示,表示支持。

◎6月4日,浙江省计经委行文批准。

◎6月10日,浙江省工商局批准营业执照。

◎6月15日,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召开第一次公司干部会议。

◎6月26日,召开公司成立新闻发布会,浙江省商业开发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开发公司总经理张德潭主持全面工作,并分管财务投资部和综合部,副总经理张民一分管房产开发部和贸易部。

◎8月8日,商业开发公司专门出资500万元人民币,成立商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张民一出任房产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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