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无教授”到诺奖得主

闫小青

10月5日，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以表彰她发现青蒿素，显著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

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一片叫好声的同时，围绕屠呦呦的争议也由此展开，政府大规模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是否妥当？一位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经历、非两院院士的“三无教授”摘得诺奖又打了谁的脸？

绕不开的“523项目”慢慢被揭开，只是在那个年代，屠呦呦作为科学家的人生无法因其贡献而闪光。

使命的缘起

85岁的屠呦呦坐在家里看电视，才知道自己得了奖，“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有些意外，但也不是很意外”，屠呦呦语气平静，“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

屠呦呦的几句话，便将时间拉回了那个秉持集体主义的特殊历史时期。

1967年，一个由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组成的科研集体，悄悄开始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代号“523”，志在帮助北越政府“打击美帝”，研究的指向正是一防治疟疾新药，因为1960年代的东南亚战场上，疟原虫已经对奎宁类药物产生了抗性。

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参加了这个秘密军事科研任务，屠呦呦就是其中的一员。头发花白的屠呦呦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参与的研究工作，是一场“军民大联合的项目”，“当时大家都是很协作，不分彼此的。”几年前，屠呦呦这样回忆道。

由于处于“文革”时期，部分资深科研人员只能“靠边站”，1969年，当时还是初级研究员的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研究组的组长。

39岁的屠呦呦遵循毛泽东主席“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开始着手从中草药中发现新的抗疟药。她查阅了大量的古代医学书籍和民间的药方，寻找可能的配方。几年时间，她“几乎把南方的老中医都采访遍了”。

青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了屠呦呦的视野。

这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两千年前的中国古医书中就有入药的记载。在公元340年间，东晋医书《肘后备急方》中记录了一个“治寒热诸疟”的药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还不及胡椒有效果。在其他科研单位汇集到523办公室的资料里，青蒿的效果也不是最好的。在第二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的抗疟效果一度甚至只有12%。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青蒿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屠呦呦不甘心，她反复思考为什么青蒿古方记载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

“温度！这两者的差别是温度！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就被破坏掉了。如此说来，以前进行实验的方法都错了。”屠呦呦立即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她在60摄氏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

“1971年10月4日，那是第191号样品。”在190次失败之后，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在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为100%的青蒿提取物。

1972年，该成果得到重视，研究人员从这一提取物中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后来被广泛应用。

而相比庞大的“523项目”，屠呦呦的名字却从来不为人所知。即使青蒿素的研究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并且在中国香港和泰国都获了奖，也鲜少有人探究，这些“集体荣誉”的背后，研究人员的个人努力。

高光下的非议

2011年9月24日2时，81岁的屠呦呦登上了2011年度拉斯克医学奖的领奖台，斩获临床医学研究奖，那是彼时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

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而国人却发现了这位被世界认可的卓越女科学家既没有博士学位、留学经历，也不是两院院士，只是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一名普通研究员。

于是，一些针对“三无教授”的非议和争论接踵而至。

《科学》杂志的网络报道称：“拉斯克奖重新点燃一个争议：是否应该把研发出强有力的抗疟药物——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一个大规模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

普遍的观点是，现在已经无从证明屠呦呦是发现青蒿素的主要贡献者。由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主持编写的《迟到的报告》一书强调：“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T作者集体的荣誉，六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但可以断言，从传统医药中，用现代的科技手段研制成功一种新结构类型的新药，发明证书上的六个单位中，无论是哪一个单位，以当时的人才、设备、资金、理论知识和技术，哪一家都不可能独立完成。”

有据可考的是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T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

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然而贡献的归属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和“个陛执拗”。

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针对这一争议，拉斯克医学奖给出了解释，屠呦呦是第一个把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到100%活性，第一个做临床实验，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足够支撑她得这个奖。可见这个奖项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

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的饶毅在《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中给出了比较中肯的观点：“虽然对于青蒿素的归属问题争议不断，但有三点毋庸置疑：首先，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其次，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此外，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素提取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四年后，并不认可集体成就的诺贝尔奖，再次把奖项颁给了在青篙索研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个人。

“毕竟，个体才能作出发现，而不足组织。在组织和机构变得愈发重要和有权力的时代，从中辨识出真正具有创造力并改变了世界的个体也变得愈发重要。”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组委会秘书格兰·汉森说。

回到“屠呦呦”

有人说，过去这几十年，屠呦呦在中国的命运却似乎并未与其贡献相符：因“文革”历史条件所限，屠呦呦才没有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另据了解，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据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叙述，屠呦呦不善交际，性格直率，也不会拍马屁。比如在会议上，她赞同就马上肯定；不赞同就直言相谏，并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

四年前，这位科学家的获奖感言中无法抹去集体主义的烙印，一如诺奖揭晓后电话里的简单回应。

“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屠呦呦说，“这是属于中医药集体发掘的一个成功范例，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如今，年迈的科学家一夜之间炙手可热起来，她的故事也终于有机会从集体回到屠呦呦的身上。

1930年，屠家唯一的女儿降生，开堂坐诊的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呜，食野之苹”，为家中小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

受父亲影响，屠呦呦从小就喜欢翻看医书。屠家楼顶有个摆满各类古典医书的小阁间，这里是屠呦呦童年时的阅览室：《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千金方》、《四部医典》、《本草纲目》、《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虽然因识字不多且读得磕磕绊绊，但这里却是她医学梦萌发的温床。

在这样的环境下屠呦呦慢慢地长大，她开始跑下楼来给父亲做帮手，而看到前来求医问药的病人喝下父亲煎熬的汤药后疼痛逐渐有所缓解，心里不由得对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每当父亲背起竹篓外出采药时，少年时期的屠呦呦都会像个跟屁虫似的一路追着，或钻进丛林寻觅，或抄起铁铲挖掘，或捧起药草嗅闻，其间自然会不停地向父亲询问诸种中草药的点滴知识，比如采收时节、药用部分、保存方法、品质疗效、贮藏要点……采药归来，屠呦呦的劲头会更大，宁可不吃饭不睡觉，她也非要跟着父亲一起炮制药材，忙得不亦乐乎。

心中治病救人的梦想渐渐清晰，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药学院）药学系。在那个年代，身为女孩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屠呦呦说自己“很幸运”。

许是命运的安排，耄耋之年的屠呦呦再次提到梦想仍是关于古老的中医药，她在书中说：“我的梦想是用古老的中医药，促进人类健康，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享受到它的好处。”就如让屠呦呦走向高光的青蒿素，“青蒿索是古老中药的真正馈赠。我相信，中国医药将帮助我们战胜危害世界各地人们生命的疾病。”

与屠呦呦共事过四十多年的同事廖富民评价：“她是个执着的人。”

屠呦呦分配到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之后的55年里，除参加过为期两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她几乎没有长时间离开过东直门附近的那座小楼。直至今天，85岁的“三无科学家”屠呦呦依旧在那座小楼的一间办公室带着项目……

检讨改进院士制度的时间到了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待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了。（综合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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