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汉不同文化观念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分析

回汉不同文化观念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分析_宁夏回族聚居限制开发生态区区域发展机理与模式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经济文化越来越一体化，文化力对整个区域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日渐成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要素。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以来，西方社会将视角集中在文化因素对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的形成和演变的影响，经济地理研究逐渐走向文化研究的方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区域发展要素也日益多元化，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因素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区域文化观念在经济活动区位及其与环境关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区域文化观念主要指积淀在特定地域的人们意识、心理中的自觉和不自觉的某种特质和性格。区域文化观念通过潜移默化地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的价值理念和行为习惯的影响，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人群，进而影响、制约着人们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行为及彼此发生的各种关系，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经营管理方式等，并通过主体的组织整合功能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

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回族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主要生活着回汉两个民族，这两个民族在传统思想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形成了各自的行为方式，并最终影响着其所在地域的发展。鉴于此，本节试图就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内回汉文化观念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做一探讨，通过比较分析回汉文化观念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探寻回族文化观念中的促进和阻碍因素，探讨区域发展的微观机理，以期为构建区域发展模式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一）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概况

隆德县位于宁夏南部、六盘山西麓。2012年末，总人口16.4万人，其中回族人口1.9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1.58%。隆德县作为一个文化大县，社会文化氛围浓郁，因此选择隆德县农村作为研究区，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根据米文宝等人对宁夏主体功能区的细分研究，隆德县属限制开发的生态区，其中有弱限制开发区、中限制开发区、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本节在同一主体功能区内根据当地相关人员的介绍，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回族村和汉族村作为研究区。

红旗村是回族聚居村（图5-8），位于隆德县境内西北部，是隆德县回族村中畜牧业发展最典型的村庄，村内主导产业为畜牧业、运输业和劳务输出。玉平村是回汉混居村，是社会经济欠发达的村庄，产业结构较单一，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农业生产和劳务输出。清泉村为汉族村，紧靠312国道，交通便利，是县内移民安置示范点，经济活动主要为非农产业。锦屏村为汉族村，农民生活主要来源为种植业收入，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欠发达状态，农民生活大多入不敷出。

图5-8　隆德县样本村地理位置

2.数据来源

本节研究选取隆德县民族构成不同的2个乡镇作为样本，在每个样本乡镇中用同样方法各抽取经济水平不同的2个样本行政村，每村各随机取40户左右进行入户调查，考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对农户家庭生产生活状况不了解和主动参与程度相对较低，问卷调查统计时，主要调查了年龄在18周岁以上的调查对象。被调查农户中，33.55%的被访者为文盲或半文盲，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5.19%，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9.32%，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1.94%。调查采用问卷访谈形式与农户进行面谈。总共分析了15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47份，问卷有效率达98%。

（二）回族文化观念与汉族文化观念

1．回族文化观念基本特征

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回族产生、发展、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相互碰撞、交流、渗透、吸收与融合的历史产物。

（1）农商并举、善于经商的生产方式。回族形成于生产力已比较先进的元明时期，当时生产关系相对稳定，社会分工比较发达，商品货币关系已形成一定基础。因而在生产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特点：①回族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是农业，同时对其他各行各业也都有涉及；②有相当数量的回族投身于商业活动，并成为回族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中最富活力、最有特色的部分。

伊斯兰教提倡商业、鼓励商业活动的价值观念，因而回族重视商业，并善于经商，这与伊斯兰文化有密切关系。《古兰经》支持和鼓励经商，肯定了经商的重要地位，倡导人们走出去踊跃开拓财源，这种价值观念和生活经历对回族经济行为与经营理念产生了很大影响。概言之，回族已经形成了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和商业的民族经济形态。

（2）回族的生活观。回族的生育观。特殊的社会历史使回族在民族传承过程中出现了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历史上回族一直处在粗放的社会管理制度下，农村的生产技术十分低下，一定数量的人口——特别是男性人口，是田间耕作的必要劳动力，也是对抗家庭外部威胁和增加家庭收入的必要手段。

回族的教育观。在回族的文化观念中，知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关于“教门”的知识，即伊斯兰教及与之相关联的知识；一是有关社会生产生活的知识。在早期回族社会里，对知识的学习主要有家庭教育和以清真寺为核心的寺坊社区教育，即社区范围的社会教育，主要培养家庭成员的民族宗教意识与生产劳动技能和回族穆斯林社区成员的民族宗教群体意识、社交礼仪与道德规范等。从明代中叶兴起的经堂教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回族教育形式。

（3）回族的伦理道德观。伊斯兰教人道主义道德伦理规范对回族的影响深远，因而回族文化观念中逐渐形成了人道“五典”的道德伦理观念。《古兰经》、“圣训”中关于人道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孝敬父母、亲爱近邻等，这些内容形成了伊斯兰教宗教伦理的主要方面，并且伊斯兰教主张宽恕、公正、适中、团结、济贫的伦理观，对回族传统道德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传统的道德规范使回族十分重视民族内部的团结与合作，回族商人习惯组成团体，凭借群体力量，一起分担风险，进行商业活动。

2.汉族文化观念基本特征

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的汉文化以大一统、绝对权威主义、严格的等级观念为特征的儒家文化为代表，表现为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和中庸之道的文化心理传统，人们判断善恶真伪、是非曲直很少独立思考，而以“明哲保身”的先贤思想作为尺度，对于传统本位文化执着偏爱，对外来新思想、新事物有着本能的排斥，形成了正统保守的心态。

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的汉族文化又以农耕文化为主，农业生产需要坚忍的精神，弄虚作假会降低农业收成，人们秉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理念，养成了质直忠厚的特征。同时又表现出浓郁的小农意识特征：重农业，求安稳。长期自给自足的生活使人们养成了安土重迁、易于满足的处世态度和重农轻商的经济传统，另一方面又培育了务实厚重的民俗文化传统。

3.回汉文化观念水平研究

为了更加全面客观地研究回族与汉族文化观念，将研究对象转化为对回汉文化观念水平的测度上，使研究对象更系统化、明了化。文化观念水平的定量化分析主要采用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首先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然后根据调研所获数据进行评价分析。

（1）构建指标体系。研究对象的量化研究，首先要有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关于文化观念的指标体系，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而文化观念最直接的体现一是认知层面，一是行为取向层面，因此，本研究根据文化观念的相关内涵和朱晓等人构建的文化观念指标，综合考虑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人们的生活特点，遵循指标评价体系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和数据可获取性的原则，构建以下指标体系（表5-7）。

表5-7　文化观念指标体系

（2）指标赋值及标准化处理。从数量角度分析问题，第一步得明确用什么指标来反映这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数据指标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本研究中关于价值取向方面的指标用数值指标，即用具体数值代表事物特征，其余指标采用较适宜进行对比分析的比例指标，即用百分比表示。

问卷调查针对的是单个农户，有些问题是从备选项中进行选择，比如愿意供男孩还是女孩读书的备选包括男孩、女孩、男孩女孩都去念、都不让念书等。有些备选是具体的，有些则是程度的判断，比如愿意生育更多孩子备选项包括：①愿意；②不愿意；③无所谓。这些回答难以进行比较。因此，为了能准确反映各村农户文化观念，对于有量纲的具体数字，用各村样本的平均数赋值；对于难以进行比较选项的问题，选取最能够显示这一选项的比例进行赋值。例如是否愿意生育更多孩子，只选用②（不愿意）这一选项的农户在各村样本中的比例；愿意搬到哪些地方居住，只选用“不论民族，只要条件好就行”的农户在各村样本中所占的比例。各个村的详细赋值情况见表5-8。

表5-8　指标赋值

由于文化观念指标涉及的各指标量纲之间存在差异，为此，采用标准化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具体公式为：

其中：x′ij是标准化后的指标值；xij是原始指标值；xj为第j项指标的平均值；σj为第j项指标的标准差。

标准化后的数据如表5-9所示。

表5-9　标准化数据

（三）研究方法与结果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PCA）是借助减少维度数量的思想，在保留主要信息的情况下，为了能够快速地找出评价主体的关键影响因素，提高分析效率，从而利用抽取较少相对彼此独立、不含共同信息的主成分来降低变量个数的方法。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前，首先对各个指标进行KMO测度和Bartlett球型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721，Bartlett球型检验结果小于0.05，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运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对选取的12项指标做因子分析，经四次方最大法旋转后，提取了3个主因子，说明这3个主因子代表了原始指标的绝大部分内容，满足主成分分析的要求（表5-10）。

表5-10　解释的总方差

从提取的3个主成分旋转后的载荷（四次方最大法）来看（表5-11），主成分1与认为生态环境是否重要、对回汉通婚的态度、搬迁地、除了种植业还务工的家庭比例、本乡以外选择比例相关性较大，表明对当地环境认知能力、是否认同民族间相互融合、兼业类型、活动范围等是反映回汉文化观念的重要方面。主成分2与衣食消费、住房及耐用品消费、种植业投入、畜牧业投入相关性较强，反映了经济价值取向。主成分3与愿意供男孩还是女孩读书、教育支出相关性较大，说明对男女受教育平等及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回汉文化观念的主要体现之一。从前3个主成分来看，决定回汉文化观念水平的因素从大到小排列分别是：对民族间相互交往的认同和活动范围的大小、经济价值取向以及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等。

表5-11　旋转成分矩阵

接着，根据因子的特征向量根和载荷矩阵，得出主成分的特征向量矩阵，这些特征向量就是各个主成分表达式的变量系数值（表5-12）。

表5-12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主成分线性表达式如下：

接着将方差贡献率或者将特征值与特征值总和的比率作为各个指标的权重，采用因子加权总和计算地域文化观念水平值，计算公式为：

最终算得各个回族村和汉族村地域文化观念水平如下：（1）从文化观念水平可以看出（图5-9），回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观念水平差异很大，清泉村和锦屏村的文化观念水平远远高于红旗村和玉平村。（2）在民族内部，经济较发达村的文化观念水平普遍高于欠发达村农户。红旗村的文化观念水平高于玉平村，清泉村的文化观念水平高于锦屏村。（3）位于河谷川道村的文化观念水平高于丘陵山地村。（4）毗邻国道或邻近乡镇中心村的文化观念水平高于偏远村。这表明，一方面文化观念与民族和人们自身的文化程度等特质有关，另一方面地理环境因子对地域文化观念有深刻影响，为人们的文化观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反过来，这种特定地域内形成的文化观念也必定对当地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十分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研究。

图5-9　研究区文化观念水平

（四）回汉文化观念差异性分析

从前面提取的3个主成分来看，回汉文化观念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对民族间相互融合的认同、生计方式的选择、活动范围的大小、经济价值取向以及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等方面，为此，有必要从这几个方面对回汉文化观念进行较详细的比较。

1.民族间相互融合的认知比较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间相互交往、相互融合才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如果一个民族不进行任何程度的开放，不与其他民族进行任何形式的交往，而处于绝对的封闭状态之中，那么此民族就不可能有发展，也必将逐步走向消亡。因此，一个民族的发展往往与它的开放程度密切相关、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和谐与否密不可分。根据西方社会学理论，异族通婚是衡量民族间关系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可以深刻反映民族关系深层次的状况。

从对回汉通婚的态度来看（图5-10），回族与汉族的婚姻观存在很大差异。赞成回汉通婚的回族仅占整个调查回族的29.87%，有49.35%的回族选择反对，20.78%的回族选择无所谓；而汉族中，赞成回汉通婚的占40%，反对的仅为8.57%，另有51.43%的选择无所谓。从调查结果来看，虽然反对回汉通婚的回族仍占据很大比重，但也有一半左右的回族持赞成和无所谓态度，这表明回族已逐步摒弃传统保守封闭的观念。民族文化对民族通婚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的回族，传统文化氛围较浓厚，居住多为聚居型，比较封闭保守，与外界接触交往的机会较少，因此他们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回族一样，奉行族内通婚的习惯。基于传统文化的考虑，在回族内部，农户普遍不认同回汉通婚。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信息的不断发展以及受当地回汉多年杂居的影响，已经对彼此风俗有了相当的了解，这为回汉民族之间的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图5-10　回族与汉族对回汉通婚认知的比较

2．回汉生计方式的比较

生计是一种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基础之上的谋生方式。多样化的生计方式，为农户迅速找到适合自己的生计方式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农户能够在脆弱的环境中继续维持生计。

从对生计方式的选择可以看出（图5-11），回族和汉族都是以农业为主，但回族兼业方式明显具有多样化。与汉族相比，回族有专门从事畜牧业，畜牧业兼打工，畜牧业、种植业兼打工。汉族家庭一般承包土地较多，多数家庭以经营土地、发展种植业作为主业，以务工为副业，这与汉族“重农抑商”的传统密切相关。而多数回族家庭副业为畜牧业或以畜牧业为主，种植业等为辅。因为回族与汉族拥有不同的历史传承，所以表现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别是：汉族普遍擅长务农，尤其是在传统种植业上，一半以上的汉族可以称得上是精耕细作，回族在这方面要相对逊色一些，但在畜牧业上则略胜一筹，他们视畜牧业为优势产业。

图5-11　回族与汉族生计方式比较

注：1代表种植业；3代表畜牧业；11代表打工；X代表其他非农业；1、11代表种植业兼打工；1、3代表种植业兼畜牧业；1、3、11代表种植业、畜牧业兼打工。

3．回汉实践活动范围的比较

人们的实践活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技能、思想开放程度和勇气等综合能力的反映。路婷等人指出，一个村子大多数成员从事行业的范围广泛与否决定着民族成员可选择职业的范围，某一民族内行业分布范围越广，人们可以选择的职业范围也就越广泛，民族所从事的职业就越“高端”，科技含量就越高，人们可以在一个更高的水平内选择自己的职业，从而影响区域的发展。

图5-12　回汉从业地区比较

由图5-12可以看出，就从业地区而言，汉族的工作半径大于回族。回族呈现单核式工作范围，基本以其所在村域为中心，在临近地域从事生产活动。统计显示，回族在其所在地——本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约占总调查回族的73%，汉族仅49%。从统计结果看出，回族距离居住地越远，从业人数越少，具有明显单一的距离衰减规律；汉族则分别以本村和本县为中心，形成多核式交错多样的工作地域；对于远距离的省外，回汉基本相同。

这与回汉传统观念有关，汉族农户缺乏勇于冒险精神，是风险惧怕者，外出打工一般是熟人介绍，在“路径依赖”作用下便形成了这种多核式工作地域。回族一方面受民族习俗（清真饮食）和宗教活动等方面的制约，要么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要么在邻近的园区、林区或工地从事临时性工作；另一方面，回族商人强调民族内部的合作，他们常常组成商帮，依靠群体力量，直接在省外从事商业活动，但从事商业活动的回族仅占调查户的10%左右。

4.回汉经济价值取向的比较

每个民族都有生产性消费和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性消费，由于民族之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经济基础等的多样性，在家庭消费的具体内容上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回族与汉族的消费行为也存在差异。

（1）在生活消费上，回汉消费观念均明显改变。以往研究表明，回族在住房、购买家庭耐用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电磁炉、电饭锅等）和改善交通工具等方面的支出优于汉族，但在文化性消费方面不及汉族。而这次调研结果显示（图5-13）：①回族在食物上的消费高于汉族，总体而言，回族食物消费占其家庭生活总消费的21.93%，而汉族为15.75%。这一方面与回族喜食牛羊肉有关（生活条件稍好的回族农户“每个月都要去城里或集镇买几斤羊肉或牛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宗教活动的需要，回族普遍要在家中宴请宗教人士举行宗教纪念等活动，用于缅怀已经去世的亲人（平均4～5次/年，每次消费1000元左右）。②对住房的消费汉族明显高于回族，汉族住房消费占其家庭生活总消费的20.98%，而回族为5.18%。这是由于近年来居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和国家对农村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大力扶持。访谈中得知，当地有能力的回族大多两三年前就已经盖了新房，而汉族等到孩子大学毕业工作了才开始建新房或在城里买房。③对教育的投入。单从回族内部来看，回族对教育的投入是其家庭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汉族相比，回族教育投入所占生活总消费比重低于汉族。统计结果显示，回族在教育上的消费占其家庭生活总消费的18.29%，而汉族为23.51%。对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对教育的重视状况及家庭观念。调研中发现，汉族普遍较回族重视子女的教育，另一方面，回族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受此思想影响，女孩受教育几率很低。这些均导致回族对教育的投入低于汉族。④医保、通讯、燃料等其他消费回汉则相差不大。在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户的日常交通方式以摩托车为主，通讯联系多以电话、手机为主，因而回族和汉族在这些方面的消费差距不大，这表明生活在相似地区或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其消费行为不仅与民族性格有关，还与当地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密切相关，不同民族存在消费差异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共同特征。

图5-13　回族与汉族生活消费结构比较

（2）在人情和习俗消费上，回族更注重维系人情消费。回族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将结婚视为人生中最重要的头等大事，认为婚礼必须大操大办才能显示出重视程度，这在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回族中尤为明显。总体来讲，回族在人情上的消费约占其家庭生活总消费的10%，而汉族仅为2.97%。与农户访谈得知，二十几年前，该地区普通汉族家庭彩礼需700多元，而回族至少得2000多元。随着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结婚形式已由以前的三轮车迎娶变为豪华的小轿车，结婚仪式也由以前的简单请客吃几桌饭变为拍婚纱照、摄影、去县城办婚礼等，在城市务工或做生意的年轻人，回家结婚喜欢追求流行，讲求旅游结婚，结婚彩礼等礼节性消费占据了农户收入的大部，而且农户小农意识浓郁，邻里、亲戚之间喜欢攀比、赶时髦，这种奢侈的消费与农户当前有限的收入有着巨大的矛盾。在研究区，这种不适度的消费差异仍然不容乐观。根据调研，在婚丧嫁娶等社会维系性消费上，汉族农户年平均分配维系性消费500多元，回族则需2000多元。

（3）在生产消费上，研究区回族与汉族在生产方面的价值取向是均把农业作为基础，但投资方向和投资重点却不同（图5-14）。根据问卷统计结果，汉族将投入重点放在化肥、农药、先进农具的购置和购买优良农种等方面；而回族对种植业的投入则较少，投入资金主要用于发展畜牧业，甚至会通过借贷的方式获取发展畜牧业的起步资金。总体来看，汉族用于种子、农药方面的投入占其家庭生产总支出的17.66%，回族仅为4.45%；汉族在农田施肥方面的投入占其家庭生产总支出的45.77%，回族为14.86%；而回族在畜牧业方面的投入占其家庭生产总支出的48.96%，汉族则仅为4.76%。通常来讲，回族农户投入大量资金到畜牧业后，一般是精心养殖，提高出栏速度和出栏率，加快进入市场的步伐；而汉族农户则是出于“养牛以使役，攒粪以肥田，杀肉为过年”的目的而养殖大牲畜，显然在畜牧业上，汉族步入市场化的步伐滞后于回族，仍更多地具有自然经济的特点。

图5-14　回族与汉族生产支出比较

（五）回汉文化观念影响区域发展的机制分析

1.研究方法

当研究对象的影响因素为多个时，多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然而，对于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中的相关因素的选取，有时存在很大的共线性问题。经初步分析，发现本研究各个回归变量之间具有线性相关关系，因此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解决各个自变量中存在的不显著情况，从而提高整个方程的显著性和稳定性，同时使变量减少，利于计算。

逐步回归分析是在每一步的回归过程中都要计算已引入变量的偏回归平方和，然后选取偏回归平方和最小的那个变量，在事先假设的F水平下对其做显著性检验，如果显著则保留该变量，而且方程中剩余的几个变量也仍然保留（因为剩余变量的偏回归平方和肯定都大于最小的）；如果不显著，就将该变量删除，然后按照偏回归平方和的升序对其他变量做F检验，全部删除影响不显著的变量，剩余的均是显著的；再分别算出未引入变量的偏回归平方和，然后选偏回归平方和最大的那个变量，在给定F水平下进行显著性检验，如果显著就引入回归方程，这一过程一直进行到各个变量都不能删除且没有新变量引入时结束，这就是逐步回归过程。很显然，利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能够选取有效的解释变量，避免多个变量相关引起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2.变量的定义

为了有效分析文化观念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并建立各影响因子与区域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定义以下变量：（1）因变量，指农村发展水平，用研究区（红旗村、玉平村、清泉村、锦屏村）农民生活宽裕程度来表征，具体用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来衡量。（2）自变量，指回族和汉族文化观念指导下的生产行为和价值取向等要素，生产行为方面的表现以各类生产方式产生的效果，即各产值来表示；价值取向以各类生产生活支出、家庭人口数和农户受教育年限等来表示。研究变量的归纳汇总如表5-13所示。

表5-13　研究变量

3.回族文化观念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分析

将红旗村和玉平村农村发展水平为因变量，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方面指标为自变量，建立响应模型如下：式中：β0是常量，β1…β12是解释变量的对应系数，ε是误差项。采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分析，结果如表5-14所示。

表5-14　红旗村回归结果

注：R=0.997，R2=0.993；F=652.734，Sig.=0.000；步进（准则:F-to-enter的概率<=0.050，F-to-remove的概率>=0.100）

从统计检验看，F=652.734，远大于［F0.01（1，40）=7.31，F0.01（1，30）=7.56］，说明在α=0.01的水平下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意义较高。同时，复相关系数R=0.997，可见方程的总体相关性较高。每一个变量的F值也均大于［F0.01（1，40）=7.31，F0.01（1，30）=7.56］，说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也较高，可以认为这7个变量对Y有显著影响。

将结果代入式（5-8）得到模型：

由红旗村回归结果可知，在生产生活方式中，畜牧业产值对农民生活水平的贡献最大，劳务业产值次之，种植业产值的贡献最小。红旗村农户从事畜牧业、劳务业和种植业的产值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纯收入分别增加0.46个单位、0.06个单位、0.05个单位（假设其他变量不变）；在经济价值取向中，住房耐用品及通讯方面的消费对农户生活水平的影响最大，衣食消费次之，再次是种植业投入，影响最小的是畜牧业投入。红旗村农户对住房耐用品及通讯、衣食消费、种植业和畜牧业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纯收入分别减少0.9个单位、0.1个单位、0.08个单位和0.06个单位。

可以看出，对畜牧业的投入和从事畜牧业所带来的产值是影响红旗村农户经济水平的重要因素。调研表明，红旗村是隆德县回族村畜牧业发展最典型的村镇。根据调研，46.7%的农户从事黄牛养殖。回族擅长畜牧养殖，这对于宁夏限制开生态区发展特色养殖业十分有利。限制开发区农业人口多，农户文化水平低，而畜牧业不需要掌握高端的技能，同时农户在自家养殖，退耕还草提供了丰富的饲料，因此适度地推行特色养殖，可有效增加农户收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表5-15　玉平村回归结果

注：R=0.773，R2=0.598；F=12.274，Sig.=0.000；步进（准则:F-to-enter的概率<=0.050，F-toremove的概率>=0.100）

对于回归方程的检验，F=12.274，大于［F0.01（1，40）=7.31，F0.01（1，30）=7.56］，说明在α=0.01的水平下回归方程有显著性意义。同时，复相关系数R=0.773，可见总体相关性较高。每一个变量的F值也大于［F0.01（1，40）=7.31，F0.01（1，30）=7.56］，说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也较高，这4个变量对Y有显著影响。

将结果代入式（5-9）得到如下模型：

由表5-15和式（5-8）可以看出，对玉平村区域经济水平产生显著影响的是畜牧业产值、种植业投入、劳务业产值和宗教及社会维系性消费等。

在生产生活方式中，劳务业产值对农民生活水平的贡献最大，相关系数为0.340，畜牧业产值的贡献次之，相关系数为0.316。调研表明，回族农户外出务工对其家庭收入的贡献巨大，可以说务工是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信息交流、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深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回族的思想认识、价值理念等不仅受到汉族影响，而且回族对自身认识的能力也逐渐提高，开始摒弃一些传统保守的认识，思想逐渐解放。统计结果显示，43%的回族选择外出务工来提高家庭收入。

在经济价值取向中，玉平村农户在宗教及社会维系性方面的消费与其收入水平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44。访谈中得知，回族家庭生活消费支出中，宗教及社会维系性消费占据很大一部分，有的农户一年四季很少购买时尚衣饰，平日衣食一般是自产自销，购置东西都要讲求物美价廉，但在结婚送礼时，却表现出与平时节约极不相符的铺张浪费。高额的社会维系性消费是农户正常生活的重要负担，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

4．汉族文化观念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分析

将清泉村和锦屏村农村发展水平作为因变量，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指标作为自变量，建立响应模型如下：

其中：β0是常量；β1……β12是解释变量的相应系数；ε是误差项。

仍然采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分析，结果如表5-16、5-17所示。

表5-16　清泉村回归结果

注：R=0.950，R2=0.902；F=53.370，Sig.=0.000；步进（准则:F-to-enter的概率<=0.050，F-to-remove的概率>=0.100）

对于回归方程的检验，F=53.370，大于［F0.01（1，40）=7.31，F0.01（1，30）=7.56］，说明在α=0.01的水平下回归方程显著。复相关系数R=0.950，表明总体相关性很高。每一个变量的F值也大于［F0.01（1，40）=7.31，F0.01（1，30）=7.56］，说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也较高，这5个变量对Y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对清泉村区域经济水平有显著影响的是农户在住房及通讯、衣食方面的消费和农户从事劳务业、商贸业及畜牧业所带来的产值。

从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劳务业产值对农民生活水平的贡献最大，相关系数为0.473；商贸业产值的贡献次之，相关系数为0.362；畜牧业产值的贡献最小，相关系数为0.135。清泉村近邻312国道，距沙塘镇仅0.5 km，商品经营和服务业从业人数占据一定比例。调研结果显示，75%的农户从事交通运输业，8.33%的农户兼营商品零售和交通运输业，16.67%的农户从事建筑业。优越的地理位置给农户发展劳务产业和商贸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勤奋上进、善于利用条件的农户为当地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经济价值取向看，对清泉村农户经济水平影响最大的是住房及通讯消费和衣食消费。住房耐用品及通讯消费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纯收入就下降0.59个单位；衣食消费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纯收入就下降0.22个单位。清泉村为县内移民村，农户从山区搬入川区，不仅生活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方式也明显改变，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转变，耕地减少，大量的粮食作物都需购置，搬入新家，又会购置新的家具以示喜悦之情。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农民生活水平也明显改善，农户的需求层次已不仅仅停留在生产生活的保障层面，而是求新、求美。近年来国家推行许多措施促进农村发展，提升农民生活水平，这些措施取得了巨大成效。

表5-17　锦屏村回归结果

注：R=0.952，R2=0.906；F=55.731，Sig.=0.000；步进（准则:F-to-enter的概率<=0.050，F-to-remove的概率>=0.100）

对于回归方程的检验，F=55.731，大于［F0.01（1，40）=7.31，F0.01（1，30）=7.56］，说明在α=0.01的水平下回归方程有显著性意义。同时，复相关系数R=0.952，表明相关性较高。每一个变量的F值也大于［F0.01（1，40）=7.31，F0.01（1，30）=7.56］，说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也较高，可以认为这5个变量对Y有显著影响。

根据锦屏村回归结果，农户从事劳务业所带来的产值及其在住房、通讯、教育、种植业方面的投入和农户受教育年限是影响该村农户经济水平的主要因素。

从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劳务业产值对农民收入的贡献最大，劳务业产值每增加1个单位，农民人均纯收入就增加0.58个单位。从价值取向来看，只有农户文化程度与限制开发区区域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71，这表明农户文化水平与区域发展水平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农户对教育的支出对其收入的影响也较大，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纯收入就下降0.41个单位。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村人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严重阻碍了区域发展。对教育的投入表现出锦屏村农户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日益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要取得自身长久的发展，掌握现代化的知识，发展教育是最正确的选择。

5.研究总结

以上分析表明，受不同文化观念的影响，回族与汉族农户的生产活动方式、价值取向等对区域发展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影响。

（1）从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回族从事畜牧业带来的产值对其经济水平的贡献最大，其次为劳务业。回族畜牧业产值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纯收入增加0.39个单位；劳务业产值每上升1个单位，人均纯收入增加0.2个单位。

汉族从事劳务业带来的产值对其经济水平的贡献最大，其次为商贸业。劳务业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纯收入增加0.53个单位，商贸业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纯收入增加0.18个单位。

（2）从价值取向来看，回族对畜牧业的投入对其经济水平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宗教及社会维系性方面的消费。畜牧业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纯收入下降0.4个单位，宗教及社会维系性消费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纯收入减少0.17个单位。畜牧业的投资回收期较长，在发展初期，受起步资金的影响，其效益尚无法显现甚至无效益。

汉族（尤其是锦屏村）的教育投入对经济水平的影响较大，回族则没有明显的影响。访谈中发现，回族与汉族在对待教育支出时表现明显不同，汉族将教育摆在首位，若家里有子女上学（尤其大学生），家人一般会从所有支出中先留够供子女上学的那部分消费，再考虑其他消费支配；回族则更多的是将所有消费支出放在一起，整体支配。表明汉族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回族。

（六）结论与讨论

1.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发现，与汉族相比，回族在特有的文化观念影响下，生产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对区域发展有明显的影响（图5-15）。

（1）发展的制约因素。从文化观念来看，回族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家庭人口多、文化程度低、从业范围狭窄、社会维系性消费居高不下等。

①重男轻女的生育观。特殊的社会历史等原因使回族重男轻女的思想较严重，这是导致回族家庭乃至整个研究区人口数量较多的直接因素之一。在访谈中得知，有的回族家庭甚至有五六个孩子，仅仅是为了生育一个男孩。家庭人口数量增多，就会带来生产生活投资的增加，使农户陷入贫困，然而，对于习惯了传统农业又没有技能的农户来说，为了生存最直接的生计就是不断开垦土地，继续增加劳动力，生育更多孩子，从而对当地环境承载力造成威胁。

②淡薄的文化教育意识。千百年来，回族对经堂教育的注重使回族文化教育意识淡薄，这是宁夏回族经济发展的重要阻碍力。从调研结果来看，回族文盲半文盲人数为56%，初中及以上文化的人数仅占15%。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人口素质偏低是不争的事实，而回族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较汉族低。长期的文化教育落后，使农户容易陷入思想保守、观念落后等精神贫困，严重影响对新事物的接纳，观念转变十分迟缓。因此，较低的文化教育水平限制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而影响了收入，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图5-15　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回族村区域发展机制

③狭窄的从业范围。回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回族对清真食品和上寺礼拜、念经等宗教活动十分讲究与重视，为了方便进行宗教活动，回族居住地或所选择的从业地区一般都需有清真寺或本民族人员较集中的地方，这就决定了回族实践活动范围的有限性。从业范围的广泛与否决定着人们可选择职业范围的大小。实践活动范围越广，见识就越广，自身发展能力就越大。受宗教习俗的限制，回族劳动力的流动和对就业范围的选择受到影响。

④高额的社会维系性消费。回族进行丧葬嫁娶，一般全村都会参与其中，且消费数额极高。从访谈中了解到，一些回族农户自己舍不得买肉买菜、舍不得购买或添置新衣服新家具，去集市舍不得搭车，但每逢亲戚进行嫁娶婚事等，他们送的礼却惊人的高，远远超出农户的生活水平。这种高额的、不科学的亲情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2）动力因素。回族有聪明能干、敢于冒险、善于经营的优良传统，回族文化观念中的经济思想促进了民族脱贫致富，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动力。

①善于发展畜牧业。回族视畜牧业为传统优势产业。访谈中得知，近年来红旗村“能人”带头发展黄牛养殖，村委会也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组织，畜牧业发展较快。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7月，红旗村肉牛存栏2500头，被访户中有46.7%的农户从事黄牛养殖，有的农户养殖规模达40头。据了解，养牛年收入保底约4万，畜牧业发展为农户带来了较高的收益，激发了农户养殖积极性，农户收入大幅提高，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②生计方式更具多样性。回族受伊斯兰文化观念的深远影响，形成了诸业并举的经营理念。回族没有“重农抑商”的消极偏见，他们崇尚各种产业并存的意义，认为每种产业都有其特定的实际价值，不能偏好其一，对每种产业都给予同等重视。统计结果显示，汉族家庭有50%从事单一的种植业，而回族90%以上从事种植业兼畜牧业或更多兼业类型。兼业类型的多样化，可以使农户避免自然灾害造成的单一产业的风险，有利于保持农户家庭收入的稳定和增加。

2．讨论

关于限制开发生态区发展机理的研究目前还较少，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的发展既有自然条件的影响，也有社会历史经济方面的影响。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又恰是回族聚居区，因此本研究试图立足于区域实际状况，从区域发展的行为主体——农户（或民族）及其文化观念角度入手，探讨了区域发展的内在微观机理，通过比较分析回族和汉族文化观念的差异及其对所在地域发展的影响，总结了回族文化观念中促进和阻碍当地发展的因素，这对指导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及相似区域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文化观念通过影响区域内人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等，进而影响着整个区域的发展，为了能更科学地进行分析，本研究将文化观念这一影响区域发展的潜在要素进行量化分析，在研究回汉文化观念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时，以农户为单位进行逐步回归分析，且将文化观念的概念置于文化观念所指导下的各种行为及这种行为所产生的效果，即农户各种生产生活方式下的各类产值和农户的各类消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妥当，还有待通过深入的研究来挖掘、探讨和完善。由于研究对象均为同一县域范围，因此在研究变量的选取上仅局限于经济要素，忽略了社会因素及其他控制变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明，程赟.宁夏生态建设资料选编［M］.2006.

［2］黄鲁成.论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模式［J］.世界经济研究，1994（6）：8～9.

［3］王明寿，李祥飞，张再生.典型区域发展模式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借鉴——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11，21（3）：229～232.

［4］朱善利，梁鸿飞.产业选择与农民利益——宁夏固原扶贫与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74～90.

［5］唐琦，滕堂伟，曾刚.基于新型城乡关系的崇明生态岛发展模式研究［J］.经济地理，2012，32（6）：138～143.

［6］李丁，王生霞，苗涛.生态脆弱地区生态农业模式的参与式发展研究与实践——以民勤县绿洲边缘区为例［J］.干旱区地理，2011，34（2）：337～343.

［7］王明寿，张剑，张再生.论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定西市为例［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9（03）：118～122

［8］李禄胜.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生态经济，2002（4）：62～67.

［9］Roberts M G，杨国安.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国际进展——脆弱性分析方法与可持续生计方法比较［J］.地理科学进展，2003，22（1）：11～21.

［10］苏芳，徐中民，尚海洋.可持续生计分析研究综述［J］.地球科学进展，2009，24（1）：61～69.

［11］张大维.生计资本视角下连片特困区的现状与治理——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区为对象［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0（4）：16～23.

［12］Jonathan Gilman.Sustainable livelihoods［J］.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2000，17（4）：77～86.

［13］何仁伟，刘邵权，陈国阶，等.中国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趋势［J］.地理科学进展，2013，32（4）：657～670.

［14］徐鹏，徐明凯，杜漪.农户可持续生计资产的整合与应用研究——基于西部10县（区）农户可持续生计资产状况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08，21（12）：89～93.

［15］杨云彦，赵锋.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9（3）：58～65.

［16］黎洁，李亚莉，邰秀军，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西部贫困退耕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9（5）：29～38.

［17］汤青，徐勇，李扬.黄土高原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估及未来生计策略——基于陕西延安市和宁夏固原市1076户农户调查［J］.地理科学进展，2013，32（2）：161～168.

［18］阎建忠，喻鸥，吴莹莹，等.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脆弱性评估［J］.地理科学，2011，31（7）：858～867.

［19］蒙吉军，艾木入拉，刘洋，等.农牧户可持续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研究——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9（2）：321～328.

［20］苏芳，尚海洋.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27（2）：58～63.

［21］赵雪雁，李巍，杨培涛.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4）：111～118.

［22］谢旭轩，张世秋，朱山涛.退耕还林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46（3）：457～464.

［23］李树茁，梁义成，Feldman W，等.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0，7（2）：1～10.

［24］张丽萍，张镱锂，阎建忠，等.青藏高原东部山地农牧区生计与耕地利用模式［J］.地理学报，2008，63（4）：377～385.

［25］朱利凯，蒙吉军，刘洋，等.农牧交错区农牧户生计与土地利用：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7（1）：133～140.

［26］赵雪雁.生计资本对农牧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J］.地理研究，2011，30（4）：687～698.

［27］赵雪雁，张丽，江进德，等.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3，32（3）：531～542.

［28］阎建忠，吴莹莹，张镱锂，等.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的多样化［J］.地理学报，2009，64（2）：221～233.

［29］苏芳，蒲欣冬，徐中民，等.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6）：119～125.

［30］王成超，杨玉盛.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J］.地理科学，2011，31（11）：1362～1367.

［31］米文宝，余晓霞，李雯燕，等.宁夏主体功能区划初步研究［J］.经济地理，2008，28（6）：936～940.

［32］仲俊涛，米文宝.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宁夏区域生态补偿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27（10）：19～24.

［33］Wallace I.A framework for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in sub-Saharan Africa：Strengthening the human resource base for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2007，27：581～590.

［34］Maretzki A.Women's nutria business cooperatives in Kenya：An integrated strategy for sustaining rural livelihoods［J］.Journal of Nutrition Education and Behavior，2007，39：327～334.

［35］李锦宏，陈越.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文化的影响机制分析——兼论区域文化与区域竞争力的逻辑关系［J］.新西部·区域经济，2008（4）：70～71.

［36］孟召宜.文化观念与区域可持续发展［J］.人文地理，2002，17（2）：74～77.

［37］庞效民.90年代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文化研究趋向评述［J］.经济地理，2000，20（3）：5～8.

［38］渠爱雪，孟召宜.区域文化递进创新与区域经济持续发展［J］.经济地理，2004，24（2）：149～153.

［39］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0］叶滢，莫明浩，章定富.江西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分析［J］.经济地理，2007，27（3）：400～403.

［41］米文宝，西北地区国土主体功能区划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42］王婷玉.基于景观分类的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主体功能细分研究［D］.银川：宁夏大学，2013.

［43］余振贵.略论回族文化的内涵［J］.回族研究，1992（2）：3～11.

［44］孙俊萍.试论回族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J］.宁夏社会科学，2009（1）：83～87.

［45］回建.散居回族文化对散居回族经济发展的导引［J］.社会科学论坛，2009（5）：111～113.

［46］王永亮.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47］张艳.试论回族文化对宁夏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现代经济，2008，7（3）：39～40，70.

［48］张佑林，赵会会.豫浙文化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之比较研究［J］.经济论坛，2010（3）：89～94.

［49］张佑林，侯盈丽.浙陕文化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之比较分析［J］.区域经济研究，2013（2）：136～142.

［50］朱晓.区域文化观念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定量评价［J］.商业时代，2009（1）：102～103.

［51］刘辉.西部地区村干部胜任力对农村发展的影响研究——以陕西农村为例［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52］许燕.散杂居回汉民族关系调查与研究——以洛阳瀍河回族区为例［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7.

［53］Chambers R，Conway G．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R］.IDSDiscussion Paper296，Brighton，1992：7～8.

［54］江进德，赵雪雁，张丽，等.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12，27（4）：552～564.

［55］王树理.散杂居回族与汉族经济生活的差异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J］.山东人大工作，1999（4）：43～46.

［56］路婷.民族社会结构性差异及其对民族心理影响的研究——以甘肃省庆阳市龙嘴子村为视点［D］.兰州：兰州大学，2011.

［57］侯景新，伊卫红.区域经济分析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8］王周伟，朱敏.SPSS统计分析与综合应用［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