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与新能源

第一节　绿色GDP与新能源

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就组织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议程》共20章，可归纳为总体可持续发展、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5个组成部分，70多个行动方案领域。该《议程》是世界上首部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它的编制成功，不但反映了中国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而且也表明了中国政府积极履行国际承诺、率先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做贡献的姿态与决心。1994年7月，来自20多个国家、13个联合国机构、20多个外国有影响企业的170多位代表在北京聚会，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用实际行动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江泽民在闭幕式的讲话中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正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的重大发展战略提了出来。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都对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了进一步肯定，使之成为我国长期坚持的重大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实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199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建设，严格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资源，防治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改善生产条件，保护生态环境。”200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

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它是一种新的发展观、道德观和文明观。其内涵为：（1）突出发展的主题，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根本区别，发展是集社会、科技、文化、环境等多项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是人类共同的和普遍的权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享有平等的不容剥夺的发展权利；（2）发展的可持续性，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3）人与人关系的公平性，当代人在发展与消费时应努力做到使后代人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同一代人中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当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4）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人类必须建立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学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保护自然，与之和谐相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把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以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指出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

正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循环经济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十一五”规划也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列为基本方略。全国上下形成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热潮。

从理论上看，“循环经济”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循环经济最根本的特征是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它摒弃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式直线过程，而是采用“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要求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达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需要指出的是，循环经济中所谓的“循环”并不是完全的闭路循环，现有的条件下还不可能完全将所有的废弃物有效利用变成再生资源，总会有废弃物最终排向生态系统。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是“最大化”的循环，而不是“完全化”的循环。循环经济理念是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上逐渐盛行，1998年引入我国并开始广为流行。循环经济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1）确立了“3R”即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再循环（Recycling）为循环经济的操作原则；（2）把循环经济视为环境与发展关系的第三阶段，它不同于以前的传统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和末端治理模式；（3）从可持续生产的角度出发，对企业内部、生产之间和社会整体三个层面的循环进行整合；（4）从新型工业化的角度审视循环经济的发展意义，认为循环经济是经济、环境和社会三赢的发展模式。^[2]

从实践上看，早在2002年，国家相关部门就将辽宁省和贵阳市确定为循环经济的试点地区，上海、山东、江苏、天津等省市也着手发展循环经济。各地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结合本地的特点，探索出了一些发展模式，如辽宁的“3＋1”模式、山东的“点、线、面”模式以及不少省市开发区的“补链”招商模式。辽宁的“3＋1”模式是在小循环、中循环、大循环及建立废物处置与再生产业四个层面推进循环经济。^[3]“小循环”指在企业层面推行清洁生产，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消耗量，实现污染物产生量的最小化。“中循环”指在工业区及区域层面发展生态工业，建设生态工业园区，把上游生产过程的副产品或废物用作下游生产过程的原料，形成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大循环”指在社会层面推进绿色消费，建立废物分类回收体系，注重一、二、三产业间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梯级利用，最终建立循环型社会。同时，建立废物和废旧资源的回收、处理、处置和再生产业，从根本上解决废物和废旧资源在全社会的循环利用问题。各省市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共同做法和经验是，首先编制循环经济规划，然后按照规划统一部署工作。江苏省在编制《江苏省循环经济建设规划》的同时，要求地方制定相应规划。目前，全省13个省辖市、10个县级市、10个工业开发区已经完成或正在地方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贵阳市除了编制《贵阳市循环生态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以外，还组织编制了配套子规划。同时，通过试点和示范项目来带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此外，大部分省市还通过建立不同领域和层次的示范项目，带动面上的实践。江苏省自2002年来相继确定了108家循环经济建设试点单位，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不同行业、企业、园区和社会层面。上海市在徐汇区开展可持续发展示范区试点，并在试点区制订了一系列激励机制和政策，目的就是想通过示范区来带动循环经济的全面发展。2008年8月，中国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通过制定一系列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激励全社会各行业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循环经济法要求对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石油加工、建筑和印染等行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用水量超过国家规定总量的重点企业，实行能耗、水耗的重点监督管理制度，同时将鼓励采用节水技术，和使用天然气与替代燃料等清洁能源，还提倡再循环或废物利用，包括对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农产品加工业副产品等进行综合利用，并开发利用沼气等生物质能源，这也标志着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我国还在提倡低碳经济。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的现实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4]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大量消耗化学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CO₂）和二氧化硫（SO₂）引起全球气候灾害性变化而提出的能源品种新概念，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定义的延伸还含有降低重化工业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权重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内容；其宗旨是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经济，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中碳循环的影响，实现经济活动中人为排放二氧化碳与自然界吸收二氧化碳的动态平衡，维持地球生物圈的碳元素平衡，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保护臭氧层不致蚀缺。广义的低碳技术除包括对核、水、风、太阳能的开发利用之外，还涵盖生物质能、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它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汽车等多个产业部门。

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低碳模式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了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日本于2007年2月颁布了《日本低碳社会模式及其可行性研究》以日本2050年CO₂排放在1990年水平上降低70％为目标，提出了可供选择的低碳社会模式，倡导在所有部门减少碳排放，通过更简单的生活方式达到高质量的生活，从高消费社会向高质量社会转变，实现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并在2008年5月进一步提出《低碳社会规划行动方案》。低碳社会的提出，标志着对低碳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即低碳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模式，而且是社会发展模式，没有全社会的觉悟、支持和行动，政府将很难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此外，城市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城市政府也应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向低碳转型的主要推动者。英国是低碳城市规划和实践的先行者，首批3个示范城市（布里斯托、利兹、曼彻斯特）在LCCP（低碳城市项目）专家和技术支持下制定了全市范围的低碳城市规划，伦敦市也提出了一系列低碳伦敦的行动计划，并于2007年颁布了《市长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5]

对中国来讲，低碳经济主要是优化产业结构，控制高耗能工业发展，减少和控制高耗能产品出口；争取在2025年左右是中国工业的能源技术效率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大力发展使用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如风力发电、水电要进一步大规模普及，光热发电、光伏发电技术要进行接近商业利用的示范；全面大力发展核电，特别是着重第三代、第四代先进核电技术；进行大范围的公众意识提高，使低碳生活方式成为普遍行为。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了五方面的措施来发展低碳经济。首先是制订并实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明确了到201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和政策措施。二是着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采取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和行动，鼓励和倡导节约能源资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三是将单位GDP能耗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一五”规划，并建立了地方、企业节能减排责任制，逐级进行考核。四是通过加大政策引导和企业参与、资金投入，大力发展水能、核能、太阳能、农村沼气等低碳能源。五是深化能源资源领域价格和财税体制改革。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6]

2008年国家发改委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确定上海和保定市作为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的两个试点城市。其中，上海市着重发展节能建筑，保定市则立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的综合应用和节能减排措施，以低碳城市为目标制定全市发展规划，以“中国电谷”和“太阳能之城”计划为依托，探索城市发展的低碳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借举办世博会的契机，率先开展了打造“低碳城市”的一系列举措。随着上海世博会的筹备、建设和运营，一系列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都在城市中得到应用和展示，这些低碳成果在当前和未来将引领上海城市的节能减排运动。在未来几年里，上海计划通过一个系统的建筑节能计划，有步骤地改善公共建筑的耗能情况。通过安装用能实时监测系统，将上海大型建筑的能耗情况直接与房管局和电力公司的数据库联合在一起，通过数据统计设置公共设备的用电定额，分阶梯向公共建筑收取用电费用，促进节能。上海市还在2010年全面展开对浅层地热能的调查评价工作，并加快推动建筑节能的发展，以促进上海浅层地热能的有序开发和合理利用。而整个世博园区，早已成为上海的“低碳试验田”。从选址、规划开始，到设计、建设、运营等全过程，上海始终贯彻“低碳”理念，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上海也积极落实“碳补偿”措施，尽可能抵消世博会的额外碳排放。上海市还设置了三个待开发区域，作为低碳城市的示范点。以农业和林业为主的崇明将建设成为低碳岛屿，不发展工业；大飞机项目所在地的临港新城，要发展成以重装备产业为主的低碳产业区；要将大虹桥商务区开发为低碳经济试验区。以崇明为例，东滩生态城有望成为世界第一个二氧化碳零排放区域。在这座新城内，八成以上的固体废弃物将实现循环利用，热能和电力将通过风能、生物能和太阳能光伏直接获得，全国第一个氢能电网也将有望在此建立。与此同时，借助上海世博会，一大批原先的重污染、低能耗企业得到搬迁。同时，在全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下，世博会主办方对园区内原有的部分工艺落后、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的工业企业实施关闭；一部分企业和生产线通过实施异地搬迁实现技术升级改造，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而一大批最为先进的绿色能源技术，被大范围尝试运用于世博园区之中。国内最大的单体建筑太阳能屋面，在主题馆屋顶安装完成。6万平方米屋顶面积，其中铺设太阳能板面积就达3万平方米，建成后总发电量达2.5兆瓦，使主题馆成为一座兆瓦级的太阳能“绿色工厂”。在园区内，有超过1000辆的新能源汽车服务于世博，其中约300辆车为超级电容车、纯电动车，200辆为燃料电池车，它们在园区内服务，实现碳零排放；其余500辆车为包括混合动力车在内的低碳排放车，将在世博园区周边服务。^[7]

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一个重要的支撑就是低碳技术。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低碳经济革命的技术创新，是要在能源流的整个过程中提高能源生产率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一般来说，低碳经济需要三个环节的系统行动。一是在能源流的进口环节，加大技术研发力度，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或其他清洁能源，替代传统的高碳的化石能源。尽管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依靠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完成工业化，但面对气候变暖的现实，各国已将可再生能源作为投资和扩大就业的重要领域，并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我国也应加大投资和政策扶持力度，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依靠技术进步不断降低利用成本，切实解决新能源发电上网难题；加快研发先进技术和设备，推进第四代核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多途径利用可再生能源，逐步提高其在能源中的比例，使之成为满足未来能源需求的重要补充，成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措施。二是在能源流的转化环节，通过建立兼容并包括各种能源的能源互联网（energyinternet）和智能电网（smart grid），提高工业、建筑、交通系统中的能源利用效率，更大限度地使用可再生能源。欧洲有超级智能网，美国有统一智能网，其基本含义就是从一个综合的角度，将水、电、燃气以及其他公共性的能量资源整合成一个体系，解决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互动，解决在不同地区能源的兼容、整合、替代的问题。能源互联网的建立，使得不同形式、不同时空的能源可以得到聪明地使用。这既可以大幅度地减少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又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便利性。三是在能源流的出口环节，通过开发利用碳捕集与封存技术（CCS）以及提供森林等自然生态系统的等碳汇能力，吸收经济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虽然将CCS技术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前尚未具备经济可行性，但作为一种新技术，它具有不小的发展潜力。而且CCS技术在有些领域有可能产生收益，如用它来提高石油采收率，一些发达国家在进行三次采油时，把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加以液化，注入地底下把油驱赶出来。^[8]除了继续研发CCS技术之外，还应该在碳汇上花力气下功夫。碳汇是指自然界中碳的寄存体，森林植被是地球上存在的巨大的碳汇。研究表明：陆地森林植被的生长通过光合作用，可以吸收并将二氧化碳固定在森林生物有机体中，每年森林植被净碳吸收量约10～15亿吨。因此，植树造林的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绿化生态环境，而是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生物固碳、扩大碳汇、减缓温室效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最经济和最有效的途径之一。^[9]我国目前在低碳经济上述三个环节的系统领域中都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具有培育成为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除了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外，我国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举措是着力开发和建设新能源。^[10]众所周知，我国能源的现有形势不容乐观。首先，我国人均能源资源少。我们国家能源探明可采存储量和世界排名是这样的：煤，1145亿吨，占世界的11％，排名第3位；石油，只有25亿吨，占世界的2.3％，排名第11位；天然气3.5万亿立方米，占世界的2.5％，排名第20位。但中国人口众多，能源矿产人均储量低：煤，世界人均160吨，中国人均90吨，占世界人均的56％；石油，世界人均23吨，中国人均只有2.5吨，占世界人均的11％。其次，我国单位产品能耗平均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的20％到30％。2000年能源系统总效率为10％，约为发达国家的1/2。资源开采回收率只有32％，能源使用效率只有33.4％。最后，我国能源结构不良，污染严重。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之一，一次能源以煤为主是未来中国能源供给主要来源。上世纪50年代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在90％以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石油工业的发展，煤炭的比重日益下降，1970年降到80％，1999年为67.1％，2006年又上升到69.4％。根据中国的能源资源条件、开发情况和供需变化，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不会有根本性改变，煤炭比重仍将维持在60％以上。2006年，中国煤炭消费已“稳居”全球第一，其中生产占当年全球总量的39.1％，消费占当年全球总量的38.6％，比排名第二的美国多了一倍多。由于石油的CO₂排放系数平均仅相当于煤炭的80％、天然气仅相当于煤炭的60％，中国能源消费以煤为主面临碳排放约束。尽管人均CO₂排放量仅为3.9吨，远低于美国的19.6吨，也低于世界平均值4.2吨，但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排放总量仍占到当年全球的14.6％。2006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为28.4％、石油天然气为59.5％；这个数据中国分别为70.2％和23.5％。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据2009年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发展新能源的报告指出，中国要实现2020年新能源发展规划的总体目标，未来10年在新能源的投资将超逾三万亿元，其中的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成为新能源振兴规划的重点发展领域。报告同时建议，健全新能源投融资服务体系，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可再生能源领域，逐步建立促进新能源发展的研发投入机制。内地经济大调整为能源结构的调整发展提供难得的时间窗口，而国际新能源发展浪潮为中国新能源发展提供强大的外部助力。未来能源产业有望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将以实际的政策支持，推动新能源的大规模运用。2009年至2011年的新能源发展规划把新能源放在战略地位，加强新能源的技术研发，大力增加对新能源产业投资，创新体制，促进新能源的发展。国信中心在报告称，加大新能源投资为刺激内需做贡献。同时，也可提高未来中国能源产业的国际位势、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能源保障、藉调整能源结构减轻环境压力。报告中的测算数据指出，采取财政补贴政策推广高效节能产品，每年可拉动需求4000亿至5000亿元。到2012年使高效节能产品市场份额提高10至20个百分点，达到30％以上，根本改变中国高效节能市场份额较低的局面。同时，随高效节能产品推广规模的扩大和准入门槛提高，将引导和促使企业加快节能技术改造，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11]

同时，我国下一阶段的能源政策还在加大结构调整。首先是加快发展核电，其次是大力发展风电和可再生能源。核电的发电政策要由“适度发展”变成“积极发展”，再调整为“大力发展”。下一步水电的政策是“积极推进水电开发”，代替“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有序开发水电”。火电政策是“积极推进电业的上大压小，加速淘汰落后产能”，完全不同于“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优化发展火电”。涉及其它新能源的提法也变为“加快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热电联产等清洁高效能源的建设”，与以往较为笼统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形成区别，更加具有针对性。国信中心也提出多个建议：切实可行的经济激励措施，对新能源项目实行项目支持、财税和价格补贴、成本与风险分摊机制等多种优惠政策。健全新能源融资服务体系，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可再生能源领域。要逐步建立促进新能源发展研发投入机制，包括开展同有关国家在洁净煤利用、可再生能源、核能、氢能等重大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设立新能源技术研究重大科技专项资金；尽快建立国家级实验室和研发实验检测平台等。在新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过程中，应重视传统能源行业的改造升级，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保持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一定发展比例，在各种新能源之间也应保持一个合理的投入比。根据新能源发展规划，到2020年，中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约8000万千瓦，比原有规划扩大一倍。风电到2020年在甘肃、内蒙古、河北、东北，以及江苏沿海等地建立若干个千万千瓦风电基地，其风电总装机容量提高至约1.5亿千瓦；到2020年，太阳能发电达到180万千瓦。

目前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战略。欧盟到2020年和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其能源消费的比例将分别达到20％和50％；美国到2030年，风力发电要占其全部电力装机的20％，生物液体燃料替代30％的石油产品；日本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等替代能源将占其能源供应的50％以上。我国未来对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定位是：2010年前后，可再生能源争取占到能源消费的10％左右，战略定位是补充能源；2020年前后，可再生能源占到能源消费的15％左右，战略定位是替代能源；2030年前后，可再生能源占到能源消费的25％左右，战略定位是主流能源；2050年前后，可再生能源占到能源消费的40％左右，战略定位是主导能源。^[12]

具体来讲，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重点主要在四个重点领域：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应用；煤、油、气等传统能源向清洁化升级；先进核能进入新一轮发展热潮；清洁动力促进汽车技术大换代。新能源技术及产品覆盖面广泛，涉及工业、农业、交通、服务业、公共设施、家庭等几乎所有领域，涵盖能源、材料、装备、日用消费品整个产业链，既能带动传统产业升级更新，又能形成新兴产业。新能源和低碳技术创新已有雄厚积累，具备大规模商业化的条件，只要政府支持政策到位，足以为绿色浪潮兴起提供强大驱动力。据介绍，目前中国水力、核电、风能、太阳能、生物能产业均实现了高速增长，如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连续3年实现翻倍增长，总装机容量目前已居世界第四位；太阳能发电总量居世界第一位。同时，中国也极为重视对传统化石燃料的清洁利用，近3年来，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0.1％。

目前我国水力发电经济可开发总容量达4亿千瓦。如果按100年重复使用来计算，水能资源约占我国常规能源剩余可采储量的40％。2008年末，全国已建水电装机容量1.72亿千瓦，我国水电设计、施工和设备制造技术均已达到国际水平。水力发电是我国目前应用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技术已经基本成熟。中国水力资源丰富，理论蕴含量和年发电量为61900亿kWh，经济可开发年发电量约17600亿kWh。中国已经按照流域梯级开发方式，重点在黄河上游、长江中上游及其干支流、澜沧江、红水河和乌江等流域，积极开发了一批大型水电基地，同时积极推进小水电建设。但是，从开发水平上来看，发达国家的水电平均开发程度在60％以上，而中国水电的开发水平约为22％，仍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水电装机容量要发展到3亿千瓦，水电开发程度将达到46～47％，其中大中型水电2.25亿千瓦，小水电7500万千瓦。虽然中国的水电技术已经基本成熟，但技术的进一步大规模应用还面临一些问题，包括水资源的联合调度、生态与环境影响等方面的研究需要加强，以及未开发的水电资源多集中在西南部高山深谷，远离负荷中心，开发难度大，发电输送成本较高，尤其是小水电，由于其远离电网，发电成本比较大。

我国陆地和近海风能资源非常丰富，中国的风力发电自2005年2月《可再生能源法》颁布之后开始迅猛发展，风电场建设和产业化发展很快。2003～2008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累计超过1300万kW，全国共有4座100MW以上的大规模风电场。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到2010年和2020年，风电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500万千瓦和3000万千瓦。中国的风电技术目前已基本成熟，形成了兆瓦级整机和部分零件的生产能力，但是在关键的控制系统、整机和叶片设计、新型叶片材料等方面仍依赖于国外进口。同时，海上风力发电系统的关键技术有待进一步研发，国家级风电机组地面实验测试平台及测试风电场有待建立。预计2020年以后，风电进入完全商业化阶段，到2030年，装机规模有望达到1.5～2亿千瓦，成为第三大主力电源。在成本方面，陆地风电成本在十年间呈现出大幅下降的趋势，经济性和常规能源已经较为接近，其中60％依赖于规模化发展，40％依赖于技术进步。大型陆地风电场的建设成本为1000美元/kW左右，海上风电场则要高出35～100％（IEA，2008）。目前，最好的陆上风电场发电成本为0.03～0.04美元/kWh。由于本地化和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国产机组成本已经下降到6000元/kW，比进口机组价格低10～20％，可使风力发电成本降至0.375元/kWh。如果全部实现风力发电机组国产化，预计可降低风力发电机组成本30％，在不改变其他条件的前提下，可使风力发电成本降至0.3元/kWh。2007年全球的风电装机容量是9500万千瓦，我国的风电装机容量是600万千瓦，位居世界第五位，与世界第一风电大国德国2200万千瓦的装机量相比，差距不小。但我国风电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2007年的新增装机容量达到345万千瓦，2008年新增600万千瓦，一年时间装机容量就增长一倍。目前，我国水电、风电装机容量已分别突破2.3亿千瓦和4700万千瓦，均位居世界首位。^[13]而风力发电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四个方面，整机设计和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水平问题；缺乏完善的风电产业服务体系；风电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缺乏；缺乏与风电发展规划结合的电网建设方案。

在太阳能方面，目前应用的主要有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热发电和太阳能热水器。2007年，我国光伏电池生产能力已达2800兆瓦。太阳能热发电方式主要有塔式、槽式和蝶式。目前太阳能技术主要掌握在德国、美国、西班牙等国手中，技术已经成熟可靠。相比之下，中国在太阳能热发电方面处于初级研发阶段，科研水平、开发与利用规模、产业发展等方面都同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从国际范围来看，太阳能热发电站关键设备的成本已有大幅下降，但成本仍旧较高，目前热发电的成本为0.1～0.15美元/ kWh。国外企业的目标是10年内将太阳能热发电成本降低到0.05～0.08美元/kWh，但只有通过进一步的研发才能实现此目标太阳能光伏技术（PV）属于单元技术，可以用于分布式或集中发电，但其未来的大规模推广仍有赖于技术的进一步突破。中国近年来光伏组件的生产和应用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光伏组件的生产逐年增加，年制造能力达10万千瓦以上。到2005年底，全国光伏发电总容量约为7万千瓦。但是，中国太阳能光伏领域目前面临着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关键问题。由于国外采取技术封锁，我国太阳能电池90％以上的高纯材料依靠进口，价格高昂，导致光伏电池造价很高。此外，我国还缺少钢线等关键材料和制造设备的生产能力。中国需要突破太阳能级硅材料的质量和生产技术，要解决高耗能的硅材料生产技术和知识产权问题，同时从高转化效率的层叠硅基薄膜太阳电池寻求技术突破。

我国目前的生物质能技术主要包括生物质发电、生物质制气、生物液体燃料、生物固体燃料四种。2007年，农村户用沼气池已有2800万口，畜禽养殖场和工业废水沼气工程达到2200处，年产沼气约100亿立方米。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约300万千瓦，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的生物质发电项目，在建项目约100个，建成运行的有20多个，陈化粮为原料的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达到140万吨左右。

此外，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技术的制造方面继续保持着领先地位。WWF（世界自然基金会）最新的一份报告对25个国家和地区清洁能源技术产品2011年的销量进行了排序，其中包括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的销量。报告指出，从清洁能源技术的销售总额来看，中国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美国和德国次之。从清洁能源销售占经济总量的百分比来看，丹麦保持着龙头地位，紧接着是中国和德国；美国排名第15位。^[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