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出身于德国西部的莱茵省。莱茵省不仅是当时德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而且也是受法国革命和法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地区。
19世纪初期的欧洲处于急剧变革时期，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种社会力量公开较量。一方面，欧洲大多数国家仍然面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正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无产阶级承担着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在英、法等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资本主义矛盾开始显露。
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的两次武装起义，1838年至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和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是工人阶级成长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历史性转折的标志。在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英、法两国都要迟缓，当时，“在德国的土地上遍布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数不清的巴士底狱，却没有扫荡这一切的风暴使德国资产阶级能够展翅高飞；只有法国征服者的宝剑才给它开辟了道路”[1]。法国革命如春雷，震撼了沉睡的德国。19世纪30年代开始，两股力量开始在德国社会发展，以进步的强烈姿态抨击着德国的专制制度，一是德国自由主义运动，二是社会主义运动。自由主义最先是以“青年德意志”的文学—政治运动为代表，后来以“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政治运动为主力。社会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19世纪中后期，德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1836年流亡巴黎的德国无产阶级组织“流亡者同盟”改组为“正义者同盟”。随着“正义者同盟”在工人中的影响日益扩大，1840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早的领导核心。
富有叛逆精神和探索精神的马克思、恩格斯，尽管家庭环境和成长道路不同，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热切渴望却是目标一致的。19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两人的初步的世界观——青年黑格尔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逐渐形成。
（一）革命民主主义形成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伦理思想萌芽的现实土壤
在中学时期，马克思在作文中就展示了自己的人生志向和幸福观。马克思首先表达了对职业目标的看法。他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马克思继续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2]马克思中学时期的伟大抱负，促使他一生不停歇地战斗，而正是这种人生志向和幸福观，成为马克思政治生涯的价值指针。
在上大学期间，马克思曾一度沉溺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中，后来他发现对待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纯粹的理想主义无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马克思通过与“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交流、聆听黑格尔的哲学讲座，深深地喜欢上了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中得到了启示，思维方式逐渐转变，认识到思维不应当把先验的规律强加给客体，“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3]。从理想主义向现实的转变，为马克思开启了一扇崭新的思维之门。马克思在其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中，试图通过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发展的特征考察黑格尔哲学发展的方向，以寻找解决德国政治和社会生活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马克思根据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把伊壁鸠鲁的自发辩证法发挥到自觉的高度。但是马克思不同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之处是：其一，他重视感性和经验的个别性，开始把目光转向感性具体的个人的研究。其二，他重视哲学与现实的相互作用，认为哲学应当成为改造非理性现实的武器。哲学要展现自身，必须转向外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发生相互作用，同时外部现实世界又促进哲学自身的完善，即“哲学反对世界，将自己的本质强加给它，使世界哲学化。与此同时，世界也将自己的本质转交给哲学，使哲学世界化”[4]。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为自己直接投身政治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政治斗争理论的正确形成确定了方向目标。
与马克思的思想历程的变化相似，恩格斯也经历了由黑格尔哲学的转向，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正确的世界观。1838年8月，恩格斯移居商城不来梅，在这期间，恩格斯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来梅是德国北部的大商港，又是德国当时四个自由城市之一。不来梅不但与德国各地有着频繁的商业联系，而且与欧美各国都有贸易往来。尽管受宗教虔诚主义影响很深，但它毕竟是个享有行政自治权的自由城市，因此比乌培河谷开放、文明，来自德国国内和国外的进步报纸、杂志、书籍，传播着自由、民主的先进思想。特别是受“青年德意志”派的影响，让恩格斯心中充满了力量的是“青年德意志”派所提出的一些激进的思想，即所谓“时代观念”、“时代精神”。恩格斯在《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认为，这些观念“并不像人们诬蔑的那样，是某种蛊惑人心的或反基督教的东西，它们建筑在每个人的天然权利之上，并且涉及现代关系中同这种权利相矛盾的一切事物。这些观念包括：首先是人民参加国家管理，也就是实行立宪制度；其次是犹太人的解放，取消一切宗教强制，取消一切门阀贵族，等等。对于这些，谁能反对呢？”[5]因此，恩格斯说：“我应当成为青年德意志派，或者不如说，我已经是一个诚心诚意的青年德意志派了。所有这些本世纪的观念使我夜不能寐，当我站在邮政局旁，望着普鲁士国徽时，我浑身都充满了自由的精神；每当我拿起一份杂志阅读时，我都感受到自由的进步。这些观念正在渗入我的诗篇，并且嘲弄那些头戴僧帽、身穿银鼠皮裘的蒙昧主义者。”[6]“青年德意志”对恩格斯的影响十分积极而重要，而最终使他走上无神论的是黑格尔运动。1835年出版的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为恩格斯冲破宗教神学的重重藩篱，提供了批判的锐利武器。
恩格斯世界观彻底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理性战胜了盲目信仰，摆脱了宗教蒙昧主义。受着政治—哲学上的自由主义的广泛影响，恩格斯从信仰宗教神学的工人们悲惨生活现状中逐渐产生了对宗教的敌意。内心中信仰和理性的矛盾冲突随着知识和生活经验的增长逐渐尖锐，理性逐渐取得胜利，恩格斯也逐渐与主观唯心主义决裂，转向了理性与科学。
另一方面，对平等自由生活的真诚渴望是其世界观转变的契机。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中对家乡工人们的现实生活进行了描绘，表达了自己对工厂主贪婪冷酷的憎恨以及对工人悲惨生活的深深同情。恩格斯写道：“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爱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这些工人“在低矮的房子里进行工作，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从六岁起就是这样，这就势必要失掉全部力量和朝气。就是从外地来的身强力壮的细木工、手艺人或当地的皮匠，也只消过上三年这样的生活，就会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把他们葬送掉”。[7]在恩格斯看来，造成这种非人生活的原因首先是工厂劳动，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恩格斯逐渐认识到，要推翻专制制度，必须诉诸群众的革命，表明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已经形成。
（二）“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伦理思想的酝酿
“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8]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斗争一开始是以反宗教的哲学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在普鲁士反动政府的统治下，整个思想政治生活一片黑暗，严格的思想统治和书报检查制度禁锢着自由思想。宗教教会掌握着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它只允许哲学在神学范围内为宗教进行论证，于是黑格尔哲学成为官方哲学。“而哲学的理性化使哲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同时，资产阶级为了表达自己的革命要求，需要远离宗教而把哲学当作唯一的思想武器，这也大大促进了哲学愈来愈公开地进行反宗教的斗争。”[9]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伦理思想首先在哲学中实现初步表达。对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的认识，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意识上升到了一个新阶段，其哲学的批判精神闪烁出了亮丽的光辉。
黑格尔哲学的最大成果是辩证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10]但是，黑格尔体系中具有批判精神的、革命的辩证法，却被他的唯心主义形式和体系所窒息。黑格尔哲学方法是辩证的，体系却是形而上学的，这种体系束缚了辩证法的贯彻——缺乏实践性和革命性，科学性也不彻底。方法和体系的矛盾不可克服，这使得黑格尔哲学招致了两个方面的批判并最终导致了他的哲学的解体。一方面，宗教神学家不满意黑格尔对宗教的理性主义解释，坚持信仰高于理性，上帝的启示才是通往绝对真理的途径；另一方面，他的学生们不能容忍哲学向宗教的妥协，坚决倡导无神论。
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尽管这个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矛盾，坚持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方法，反对他体系的封闭性和唯心主义观点，在哲学上实现了政治变革的酝酿。
生活在19世纪德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了强烈的自由民主的社会思潮影响，转向了黑格尔哲学，积极地参加了青年黑格尔运动。之后，两人都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矛盾和局限性，不约而同地又批判黑格尔哲学并最终脱离了青年黑格尔派，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此时，马克思恩格斯政治伦理思想开始破土萌芽，在政治理论的发展中创立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已经如同黎明前即将喷薄而出的朝阳，寂静然而涌动着光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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