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基于差异，通过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完成他对美的本质的解构。在德里达看来，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都属于在场的形而上学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他认为，形而上学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不同于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清算，是一种解构性的策略。
追溯西方哲学的传统，德里达认为从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都未能彻底摆脱逻各斯的统治。智慧总要说，说比写更自然，是活生生的，文字只是用约定的符号描述说，是间接的听写，是僵死的。当声音通过文字表达现象时，文字不过是工具，写只是记录的符号。德里达从语言问题入手，他指出，虽然建立在能指和所指基础上的索绪尔语言系统否定了语言作为负载真理工具的观念，却仍然没能走出传统思维，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语音中心主义。
德里达认为，即使在说话时语义也是不确定的，因为从本质上讲，语言符号就是受指对象的缺席，而且根据拉康的阐释，语言的源头不在意识，而在人无法控制的无意识。同时，书写造成的语言符号与说话者的脱离，不仅不是缺点，反而是优点，因为它更有利于发挥语言自身的活力，使语言摆脱简单的表意功能，而成为一种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文本。这样，语音、书写的二元对立就被颠倒过来。
在此基础之上，德里达更进一步抽象出总书写的概念，用它指代宇宙中自由创造、不断形成差异的力量，这样原来的二元对立就被彻底打破了。德里达用同样的策略颠覆了传统哲学中的一系列基本二元对立项，比如真理与现象、文化与自然等。德里达指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往往是对多元化的充满差异的世界的人为简化，是根本就没有依据的。在颠覆二元对立思维的基础上，德里达进一步对一元中心的观念进行了批判。
在传统哲学中，二元对立两项中的一项总是被尊崇，另一项总是被压制，比如稳定、中心、真理、本质总是人们所追求的，变动、边缘、异端、现象总是人们所排斥的。德里达通过对传统的中心概念的分析，否定了中心的存在及其意义。在形而上学里，中心在结构之内，却不受结构的规则和变动影响;中心既然不受结构管辖，就应当视为在结构之外;中心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这显然是矛盾的，唯一的解释是中心不存在。
德里达认为，中心不是实体，只是临时性的功能。没有永恒的中心，只有中心的不断替换。这就为反对任何权威和僵化的体制、鼓励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否定中心出发，德里达又否定了起源或者终极的观念。西方的传统哲学总是试图找到宇宙的最初动因和终极目的，德里达却认为，起源和终极观念都是形而上思维肯定在场、否定缺席，推崇有、否定无的心态的体现。他吸取了海德格尔思想中关于无的认识。
在德里达看来，宇宙既没有起源，也没有终结。如果一定要寻找起源，只能说它起源于无。从解构主义内在的需要来说，一旦承认宇宙起源于有，就又会堕入形而上的陷阱。德里达认为，宇宙的根本推动力是一种无始无终、无处不在的力量，这种力量造成差异的运动，但这种推动力本身却不具有本体性或实体性，换言之，它不是一种东西，没有任何语言、观念可以指代它。
虽然德里达不得不用一些词如延异、播撒、痕迹等来表示它，但他一再声称，这些词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甚至不是词。德里达对传统哲学最大的挑战是对真理观念的否定。他从语言分析入手，首先否定了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他的主要理由有:语言的源头在无意识，写作是无意识的语言经过意识审核和变形而呈现出来的过程，作者不能控制语言，没有先在于文本的意义。
语言符号本身就是所指代事物的替代品，文本之内事物本身永远缺席。能指到所指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能指的自由游戏无法消灭。一个文本的语言总是包含了历史上和同时代其他作品和语言自身历史的踪迹，文本性和文本间性密不可分。这样，文本就没有内在的确定的意义，意义只是一种效果，或者说读者对文本的阐释。
德里达进一步把整个世界看成文本，认为文本后面一无所有，也即是认为没有作为本体存在的真理，真理只是人对世界的不同阐释。在这个宇宙里，只有文本一样的现象，没有超验的真理，差异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没有固定中心，没有固定的结构的，原有的结构不断被打破，但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被消灭，它们都以被擦抹之后的痕迹状态继续遗留。德里达曾指出，解构主义并不是要取代结构主义或者形而上学传统，也取代不了。
针对结构主义，他认为，“但是，结构中并非只有形式、关系和构成。它还有连带性和永远具体的总体性”[18]。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把一切形而上学都当成结构而加以消解。结构并没有先天的、个别的中心，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差异构成的，结构自身随差异而变。由于文本的开放性、不稳定性，在阅读与写作中，不断消解与破译原来文本的结构，而形成另一结构。在场的意义源于逻各斯，因此说对写的统治的消解，就是意义的终结。在场的原则一直渗透到哲学与美学探讨的思想之中，并表现为关于美的本质的各种规定。
因此，对待解构主义的最好态度不是把它当作教条，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反观传统和人类文明的意识。解构主义反对权威，反对对理性的崇拜，反对二元对立的狭隘思维，认为既然差异无处不在，就应该以多元的开放心态去容纳。在德里达看来，形而上学就是以逻各斯或语音、在场为中心，这个中心支配着西方美学与哲学的传统思想。围绕这个中心，形成了说对于写、同一对于差异、真对于假以及存在对于虚无的统治。
他认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对起源与目的的摧毁，也是人的终结。所谓的意义的深层不过只是书写痕迹的表层。被解构了的书写活动，不再表达文字之外不变的意义或目的，而只是文字多样性的播撒与断裂，它是前逻辑的，不必遵循逻辑语法规则。德里达把符号从语法与观念制度中解放出来，给予符号以自由。在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游戏中，二者并不遵循固定的位置，而是能指的自由游戏。
自柏拉图以来，文字在西方始终被当作派生的能指，是第一能指即语音的再现。西方形而上学认为，文字的书写、写作远离了能指与意义的在场同一性，因此在场的形而上学一直贬低文字及其书写与写作。对于德里达来说，写作就是投入到差异本身的游戏之中，投入到出场与缺席的游戏中去。除了替补和替代的意指作用的转移运动，文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如果说海德格尔通过存在论，把艺术和美的本源看成是存在，也就是说，存在规定了艺术和美，但是德里达仍然认为，海德格尔并未彻底地走出在场的形而上学。“德里达为了抵制这种倾向，便提出了另一种譬喻，‘无底的棋盘’，这是除其本身以外并无含义的游戏，并没有支持它、通过它来说话的深层的借以支撑的根基。”[19]海德格尔的存在即虚无，似乎并未被德里达所充分领会。
于是，为了更彻底地反对形而上学，德里达似乎比海德格尔更为激进。在他看来，艺术与美并无任何固定不变的本质，而只是无底棋盘上的游戏。此游戏没有基础，也没有目的，更没有本质。由此，美的本质的形而上学问题得到了更彻底的消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