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同一、历史与逻辑同一的基础上，并运用机械和表现因果性的推论方式，西方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传统在结果上就表现为一个封闭的圆圈，即使存在概念的流动，这种流动也是严格地在其经验主义意识形态总问题框架下的封闭性的变动。
对于这个封闭的圆圈，阿尔都塞有一个直接的指认：“西方哲学‘认识理论’的全部历史，从著名的‘笛卡尔圆圈’到黑格尔或胡塞尔的理性的目的论的圆圈，使我们看到‘认识问题’的这一空间是封闭的空间，也就是说，是坏的圆圈（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再认识的镜子式联系的圆圈）。”[15]我们知道，笛卡尔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推出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从而推出思维的存在，并从“我思”推出“我在”[16]，推论出上帝作为完满性的存在，并以上帝为保证推出物质的存在。从而笛卡尔把上帝、思维、物质放在同一个逻辑领域中来思考，这个逻辑就是现实对象等于认识对象的意识形态领域。黑格尔的圆圈是一个成熟的圆圈体系，在各个环节的发展中绝对精神实现了实体就是主体的通透性。而对于胡塞尔，阿尔都塞在肯定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和终止判断的“诚实性”——把研究领域限制在纯粹意识领域或者说绝对被给予性领域——基础上，指出：“尽管他的哲学达到了意识和诚实的最高点，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走出这个圆圈，并没有因此而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17]换句话说，胡塞尔以领域的缩小来开辟广阔的纯粹意识领域，从个别的思维本质直观出一般的内在，并把这种一般、本质作为真实的对象，而实际上这也只是主观的产物，虽然它不是经验性的心理活动结果。另外，阿尔都塞还提到了海德格尔，他认为海德格尔也没有走出意识形态的封闭性：“海德格尔也没有走出这一圆圈，他曾经试图在‘开放’（这种开放表面上只不过是封闭的意识形态的非封闭）中思考这种‘封闭’，即在西方形而上学中‘重复’这种封闭的封闭的历史之所以可能的绝对条件。”[18]虽然海德格尔对这种封闭性进行了指认和变革，他区分了存在者和存在，指出传统形而上学的错误就在于存在的被遗忘，而存在者大行其道，因此海德格尔主张从此在的生存入手去体验、领悟此在的在世存在，从而去蔽世界和此在的存在。但是海德格尔由于其生存论本体论仍被后人称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只要海德格尔还是试图在异化了的物化世界中通过良心的伦理呼唤反归本真之在，他就会重新回落到这个封闭性之中来。”[19]这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性的症状表现。
这个症状的表现是与整个西方认识论传统的理论总问题有关的，或者说是由主客二元分立的理论总问题所决定的。主体在一边，客体在另一边，主体用自身的力量去把握客体，在主客分立的基础上达到主客的统一，达到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一致，并由此建立了理论的总的框架。这个框架决定了历史与逻辑的同一以及在理论总体中的推论机制。阿尔都塞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作出巨大的理论努力，才能克服上升为‘认识论’并且统治西方哲学的各种形式的经验主义，以便同它的主体（我思）和客体的总问题以及主体和客体的一切变化形式决裂。”[20]阿尔都塞所说的主客体总问题和主客体的变形是什么呢？“被这出意识形态的戏搬上舞台的理论角色一方面是哲学主体（进行哲学思维的意识）、科学主体（进行科学思维的意识）和经验主体（进行感知活动的意识），另一方面同这三个主体相对的客体是超验的或绝对的客体、科学的纯粹原则和感知的纯粹形式。这三个主体都被归入同一本质，三个客体也被归入同一本质（例如我们在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的著作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个对象的这种同一是以被感知的客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始终同一为基础的）。”[21]也就是说康德在承认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追问认识得以可能的哲学先验条件，最后得出认识的先验原则，并划分了经验界和物自体，把认识严格限制在经验领域，也就是说建立了“经验主体”和“感知的纯粹形式”的联系；黑格尔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首先就本体地承诺了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纯存在就是纯思，并在思维的逻辑运演中达到思维与存在同一的体系的展开，也就是说建立了“哲学主体”和“超验的或绝对的客体”的联盟；胡塞尔试图建立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他悬搁了经验自我和对象之物或者说非纯粹被给予性，以纯粹意识为研究领域，以纯粹思维为起点通过本质还原通达思维对象或者说一般内在，也就是说建立了“科学主体”和“科学的纯粹原则”之间的联系。“上述各项的平行排列使主体和客体相互对立起来，这样一来，从客体方面来说就抹煞了认识客体和现实客体之间的差别，从主体方面来说则抹煞了进行哲学思维的主体和进行科学思维的主体之间的差别，抹煞了进行科学思维的主体和经验主体之间的差别；这样一来，被思考的唯一关系就是神秘的主体和神秘的客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同时性关系，这些主体和客体的使命是承担发生认识史的现实条件即这一发生史的现实机制，在必要的时候甚至歪曲这些条件，从而使这些条件服从于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目的（拯救‘信仰’、‘道德’和‘自由’，也就是说拯救社会价值）。”[22]也就是说主体和客体的各个层面都被忽略，当然主体和客体先在的一体性也是忽略了的，而以主体和客体的分裂为前提进行思考，在这种思考中，主体和客体成了认识的承担者和条件，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认识服从于实践，把认识所把握到的客体对象当成是现实存在的客观对象，在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同一中以社会价值来呼吁改造人，从而到达实践的目的。这在康德和黑格尔身上都有体现：康德为了“老仆人的眼泪”设定了实践理性的领域，黑格尔为普鲁士国家正名。这样，主客体成了意识形态的角色，以成就意识形态。
而这种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的同一不仅仅是在实践中的前提，它更是或者说首先是西方意识形态历史的认识的前提。正是作为认识的前提才能以无意识的形式直接贯彻到实践领域中去。那么意识形态哲学把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的同一作为认识的前提，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首先，比较明显的就是表现在答案中：“我之所以说认识‘问题’的这种提法是意识形态的，是因为这个问题是从它的‘答案’出发的，是作为它的答案的确切的反映提出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不是现实问题，而是按照人们的愿望为了使意识形态的解答成为这个问题的解答而不得不提出的问题。”[23]西方意识形态哲学历史以自己的经验主义理论总问题来提出问题，这种总问题预设了问题的答案，也就是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同一，从而认识就是如何把这种同一在过程中再现出来，因此这不是现实问题，而具有意识形态性。“认识论这一理论逻辑假定了认识对象与主体主观结果的先在同构性，他所说的‘答案’，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个实为主观结果却被误识为现实对象的无意识设定，人们反映这个虚假的‘答案’就是认识，于是，认识过程不过就是实现这一对应关系的意识形态的就范。”[24]这种认识可能性的保障问题不是现实问题，而是一个认识问题，其中内蕴着人的愿望等等主观性因素，而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传统误认为它是现实问题，这就给意识形态问题带上了神秘的面纱，这是第二层的意识形态化。同时阿尔都塞也指出了这种意识形态解答的实践后果：“而这些术语和理论基础之所以被生产出来，是为了从这种镜子式的再认识中得到人们所期待的理论实践结果。同样也可以说，全部西方哲学史不是被‘认识问题’所支配，而是被这一问题不得不接受的意识形态的解答所支配，也就是说，受到与认识现实格格不入的实践的、宗教的、伦理的和政治的‘利益’预先强加的解答的支配。”[25]因此，可以说西方的意识形态哲学与其实践后果是互相缠绕的，前者导致了后者，后者又支配了前者。在认识和实践中，这种意识形态构成了封闭性的圆圈。
其次，更深层的根基在于问题的提出中，正是问题的提法决定了答案。“全部现代西方哲学被‘认识问题’所支配，因而实际上是被使用已经生产出来的术语并在已经生产出来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问题的表述所支配。”[26]当然阿尔都塞认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因为它们问的是认识的保障，而不是认识的机制。“在意识形态的理论生产方式中，问题的提出只是这样一些条件的理论表述，这些条件使得在认识过程之外有可能存在着已经生产出来的解答，因为这种解答是超理论的要求（即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等等的‘利益’）所强加的，以便在人为的问题中得到再认识，而这一问题被制造出来，就是为了充当这个解答的理论反映，同时充当它在实践上的合理性的证明。”[27]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认识首先不是真实地去面对现实问题本身，而是在意识形态的答案设定中提出认识可能性的问题，这种问题的提法不仅使答案神秘化了，而且问题也在意识形态中被云雾笼罩而陷入神秘化之中，然而真正的问题——认识的产生机制问题却还没有被真正生产出来。阿尔都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要自识到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性，以提出真正的问题，转换总问题，从认识的保障问题转向认识的机制问题，从线性镜式反映到症候阅读，从线性（不论是线段还是圆圈）的认识到问题式的变更，由意识形态转向科学，从封闭性转向开放性。
这就是阿尔都塞批判同一性思维的其中一个理论对象——形而上学，它把现实对象等同于认识对象，把历史等同于逻辑，并在机械和表现因果性的推理逻辑中构成“认识问题”的封闭圆圈，这可以说是经验主义总问题所构成的意识形态领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