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语言与日常语言

第一节　形式语言与日常语言

在20世纪上半叶，对形式语言和日常语言持什么样的态度，成为形式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之间的一个主要的争论焦点，因为这涉及对这两个学派的基本立场作出什么样的评价。

维特根斯坦后期对形式语言和日常语言的态度，与他前期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说基本上是对立的。在其活动前期，他强调语言的精确性，认为日常语言缺乏这种精确性，因此希望构造某种理想的、精确的形式语言。在《逻辑哲学论》中，他声称语言是有其本质的，语句或命题是事态的图像，语句和事态、语言和实在是严格地一一对应的，它们具有共同的逻辑形式，通过逻辑分析可以揭示出这种逻辑形式。在理想的、精确的形式语言中，逻辑形式得到充分表现。而在日常语言中，人们往往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标记同一个词，或者在命题中以同样的方式去使用两个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标记的词。例如，“ist”（“是”）这个词既可以用做系词，又可以用做等号，还可以用以表示存在。他说：“于是很容易发生最根本的混淆（全部哲学充满这种混淆）。”（v.1，p.200，§324）他又说：“日常语言是人类机体的一部分，并不比机体的复杂性低。人不可能从日常语言中直接获知语言逻辑。”（v.1，p.203，§4.002）因为，日常语言把思想遮盖起来。他作了这样的比喻：日常语言好比人们的衣装，从衣装的外在形式中不能推出衣装所遮盖的身体的形状，衣装的外表形式不是为了使身体的形状得以认识，而是为了不同的目的设计的。

在他看来，日常语言虽然有这些缺点，但它并不是完全混乱无序，以致根本不能发挥语言的作用的。他承认“我们日常语言的一切命题，就像现在的样子，是有完全的逻辑次序的”（v.l，p.245，§5.5563）。对于“逻辑次序”这个词组的意思，他在写给奥格登（C.K.Ogdan）的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的命题从逻辑上说决不比——譬如说——用罗素的符号系统或任何其他的“概念文字”写出的命题更不正确、更不精确或者更为混乱；只不过说，当它们通过一个适当的逻辑系统表述出来之后，我们更容易看出它们的逻辑形式。

前期维特根斯坦对形式语言和日常语言的这种看法是与分析哲学家的传统观点一脉相承的。早在19世纪，普通语言学家洪堡已提出“完美语言”这个概念，认为一切语言只是这种完美语言的近似物。随着现代数理逻辑的发展，分析哲学的先驱弗雷格以及其他某些数理逻辑学家开始把构造形式语言或理想语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弗雷格在分析词和语句的关系时，多次谈到自然语言含糊不清和建立理想语言的必要性。例如，在谈到词和语句的指称时，他就指出由于自然语言不完善，有些词并不指称任何事物，有些语句没有真假对错可言。他认为以这种含糊不清的自然语言为基础，不可以建立一种逻辑严密的语言哲学。为了克服自然语言的缺陷，他主张建立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并认为他在《概念符号演算》一书中提出的那种形式化的逻辑系统，就是这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的一种形式。弗雷格在解释这种形式化的逻辑系统的作用时说：“我认为我的概念符号演算与活语言的关系，如果比做显微镜和眼睛的关系，可以得到最好的说明。眼睛由于它的用途很广，由于它能够适应多种多样的情况，所以它大大胜过显微镜。当然，作为一种光学仪器来看，眼睛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平时之所以没有被注意到，只是由于眼睛和精神生活有着内在联系。但是，当科学任务对分辨的灵敏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时，就发现眼睛无法对付了。相反，显微镜所能完成的正是这样一些任务，正因为如此，在解决其他一切任务时它才有用武之地。”^[1]

与弗雷格的观点完全一致，罗素也始终认为日常语言无论在词汇和句法方面都非常含糊不清，经常把人们引入迷途。他说：“如果我们打算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我们就不应满足于日常语言，不应当满足于它的含糊不清的词汇和讨厌的句法。我现在仍然确信，妨碍我们在哲学上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就在于我们自己进行思考时固执地迷恋于日常语言。”^[2]在他看来，日常语言在词汇和句法方面都对哲学产生深刻影响，而它在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词汇的影响主要在常识方面。当一个词起初被使用于某些或多或少相似的事物时，人们并没有想到这些事物是否具有同一性。可是，一旦把某个词固定地使用于某个对象，我们就会受这个词的存在的影响，而以为这个词一定表示这个对象的存在。他认为这种影响导致人们对于事物和观念产生一种柏拉图主义的多元论。至于哲学中通常使用的某些抽象名词，如“心”、“物质”、“意识”、“知识”、“经验”等等，他认为它们更加含糊不清，以致引起种种混乱。与词汇的影响相比，罗素认为句法对思想的影响尤其强烈。一个陈述句的句法形式或语法结构往往成为我们思想的桎梏。他把主语—宾语这种句法形式以及宾语—属性这种形而上学联系，看做妨碍我们正确思考的绊脚石。他说：“可以把任何命题纳入这样一种形式，即它有一个主语和一个宾语，而这两个词又由一个系词连接起来。于是人们就由此推出，每一个事实都有一个相应的形式，即一个实体具有一种属性。”^[3]他认为这种推论是错误的，并且批驳了莱布尼茨、斯宾诺莎、黑格尔以及布拉德雷关于每个命题都有一个主语和一个宾语的观点。总之，在他看来，要清除日常语言的词汇和句法对哲学的消极影响，就需要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和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想的人工语言。逻辑分析方法在过去之所以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主要是因为传统逻辑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被现代逻辑即数理逻辑所取代。他认为培根、密尔的归纳逻辑是不严密的，现在我们使用数理逻辑的符号演算，运用“类”、“关系”、“顺序”等等概念，就能对哲学命题作出准确的表述，使长期悬而不决的哲学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卡尔纳普（R.Carnap）等逻辑实证主义者继承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的上述观点，在建立形式语言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起初主要采用逻辑分析方法分析语言的逻辑句法。所谓语言的逻辑句法，他们指的是一种关于语言的形式理论，它研究语言中的规则、定义等等。它不涉及词或语句的意义，而仅仅研究语言由以组成的那些符号的种类和顺序。后来，他们又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语义学，对语义系统本身进行分析。语义系统由许多语义学规则构成，这些规则陈述了对象语言中语句的成真条件，从而决定了这些语句的意义。

与其前期的观点相反，维特根斯坦在其活动后期则强调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建立理想的形式语言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一种哲学幻想。弗雷格、罗素等哲学家心目中的理想语言的首要标志，是这种语言具有高度的精确性，使用这种语言作出的表述绝对没有任何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之处。后期维特根斯坦对理想语言的精确性提出有力的批驳，强调对任何一个事物的精确程度的要求，都取决于这一事物所要达到的目的，取决于当时的环境等等客观因素。例如，就时间的精确度而言，在日常生活中对参加一次宴会的时间的精确程度，显然大大低于在实验室里对操作某个程序的时间的精确程度。在前一种情况下，参加宴会迟到三五分钟是完全正常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绝对不允许对某个程序任意推迟三五分钟进行操作。从一定意义上说，“精确”和“不精确”这对概念是价值概念，我们用它们表示赞扬或指责，而这与当时所要达到的目的有关。他说：“‘不精确’其实是指责，而‘精确’是赞扬，这就是说，不精确所达到的目标不如较精确所达到的目标那样完美。因此，这里的关键在于什么是我们所说的‘目标’。”（v.8，p.59，§88）我们既不能说从太阳到地球的距离的测量误差超过1米就是不精确，也不能说对桌子宽度的测量误差超过1毫米就是不精确，这说明对测量的精确程度的要求取决于所要达到的目标。就语言表达而言，其精确性也是如此。不能撇开所要达到的目标来孤立地划出精确与不精确之间的分界线，不可能给精确性或精确表达规定一个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标准。

按照弗雷格、罗素以及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形式语言或理想语言是人们通过逻辑分析并运用逻辑手段建立起来的。他们强调逻辑分析的作用，认为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语言的逻辑，即对语言的概念运用进行逻辑分析，弄清我们的语言是否符合逻辑。后期维特根斯坦否定他前期所持的本质观，不再认为语言的逻辑结构就是语言的本质结构、世界的逻辑结构就是世界的本质结构，对逻辑分析的作用范围作了很大限制，否认通过逻辑分析就能构造出一种逻辑上完美的语言。他还认为逻辑分析应当是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分析，而不是对我们所不拥有的东西的分析，因此，它应当对现有的语句进行分析，即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这种分析必须以日常语言为分析对象。他说：“如果逻辑研究的是‘理想的’语言，而不是我们的语言，那就怪了。因为，理想的语言究竟应该表述什么呢?当然是现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所表述的东西。因此逻辑也必须研究这种日常语言。”（v.3，pp.38-39，§3）

维特根斯坦反对谈论一种与我们的日常语言相对立的理想语言，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会造成一种假象，仿佛我们认为自己能够改造日常语言。他强调“日常语言是完全恰当的。如果我们构造‘理想语言’，那并不是为了用它取代日常语言，毋宁说，我们的目的在于使某些人摆脱那种由于他们认为自己已掌握日常词汇的精确用法而造成的困境。”（v.6，p.38）在他看来，某些人之所以希望构造一种理想语言，是由于他们认为日常语言是各种可能的符号系统之中的一种符号，它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之中，仿佛把我们的精神牢牢地固定在一个位置之上，我们的精神在这个位置上有时感到约束，而产生对另一个位置的需求。因此，我们有时希望那样一个符号系统，它比日常语言使区别更加突出，或者更加明显，或者我们希望一个符号系统，它在某种情况下所使用的表达方式比我们的日常语言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具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理想语言学派力求构造一种在逻辑上完美无缺的语言，认为日常语言在逻辑上很不严密，非常容易造成混乱。与这种观点相反，后期维特根斯坦则坚决主张：“我们语言中的每一个句子‘就其目前本身的状况而言显然是井然有序的’。这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追求某种理想，仿佛我们的那些日常的含混句子还没有获得一种完全无可指责的意义，而一种完美的语言正等待着我们去建构。”（v.8，pp.63-64，§98）有些人认为日常语言对于我们所要表达的思想来说，过于粗糙，因此无法作出准确的表达。他则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并对“粗糙的”语言和“光滑的”语言在表达思想方面的区别提出一个巧妙的比喻：“我们站立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让我们回到粗糙的地面上吧!”（v.8，p.66，§107）

维特根斯坦还认为，不论人们试图构造何种其他的语言，包括那种所谓“逻辑上完美的语言”，都首先必须使用我们现有的日常语言，因为当我谈论语言（词、句子等等）时，我必须用日常语言来谈。这就是说，我在作出自己关于语言的解释时，我必须已使用一种完全的语言，而不是某种预备性的或者临时性的语言。他说：“你的问题就是用语言表达的，如果有什么事情要问，就必须用这种语言加以表述。”（v.8，p.69，§20）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形式语言和日常语言的以上看法，与摩尔以及其后的赖尔、斯特劳森等人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观点上比他们更加激进。摩尔作为日常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完全肯定日常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认为哲学中出现的种种误解和混乱，就是由于哲学家们往往不按照日常语言的习惯用法来使用语言。只要严格遵守日常语言的习惯用法来使用语言，就能澄清误解，消除混乱。他还根据某些哲学命题违背日常语言的用法，来证明这些命题是站不住脚的。摩尔的这种强调日常语言的用法在哲学中的作用的观点，受到后来的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的赞扬，并对日常语言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一致强调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和丰富的，完全能够满足哲学研究的需要。他们大多数对形式语言持不赞赏的态度，这种态度往往通过他们对构造形式语言所依据的现代数理逻辑所持的态度表现出来。相对而言，赖尔和斯特劳森对现代数理逻辑的态度比较缓和，他们没有全盘否定数理逻辑或形式逻辑的作用，认为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或日常语言的逻辑）是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

赖尔用一些形象化的比喻来说明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他说，形式逻辑是一门对形式化的符号演算及其构成因素进行研究和运算的学问，而非形式逻辑则是一门与此完全不同的学问，它的任务是对概念的“逻辑地形”进行描绘和标志。他认为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几何学和制图学之间的关系。在制图学中，必须按比例描绘和标志出地形的不规则的特征，制图的成功与否部分地依赖于制图能否运用几何学中的理想的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则来描绘和标志地形。因此，正如制图员是几何学家的“受保护人”一样，哲学家，或者说“非形式逻辑学家”也是形式逻辑学家的受保护人。不过，赖尔指出，逻辑学的研究手段本身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哲学问题，几何学不能取代制图学，制图的成功与否也不完全取决于几何学的知识，这还有赖于观察、测量、计算等等实际活动。在某些荆棘丛生、崎岖不平的地区，当那里还没有铺设形式逻辑的铁轨时，就需要非形式逻辑在那些地区进行开拓性工作。

斯特劳森在谈到形式逻辑和日常语言逻辑的关系时，明确表示他并不反对构造形式系统，并且认为形式系统对于评定数学和物理学中那些与语境关系不大的语句是有用的。可是，形式逻辑需要用日常语言的逻辑加以补充，因为形式逻辑不能充分表现日常语言的复杂性。例如，命题演算、谓词演算这样一些逻辑体系，就不能充分表现日常语言的复杂的逻辑特征，它们在表现这些特征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没有像人们设想的那样精确，那样完善。形式逻辑并没有对我们的概念框架的隐蔽结构进行剖析，而往往为了简化和便于演算，对这种结构作了简单的处理。形式逻辑学家不能有效地处理那些随时间推移而转换的陈述。在他看来，借助于日常语言的逻辑就能克服这些缺点，因为日常语言的逻辑首先要研究我们是在什么具体情况下使用某个词语或语句的。他承认日常语言的逻辑不像形式逻辑那样系统、严密，可它是一种能够充分表现日常语言的复杂性的有效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形式语言和日常语言的看法，与欧洲大陆许多人本主义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基本一致的。例如，海德格尔（M.Heidegger）也反对现代语言理论和符号逻辑中语言形式化、符号化、数学化的倾向。他承认逻辑学要成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工具，也应当朝着数学化和形式化的方向发展。现代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科学语言的数学化和形式化。因为，当科学处于原始的发展阶段时，自然逻辑也许是够用的。可是，当科学高度发展，变得日益复杂和抽象时，自然逻辑就不能适应了，需要用一种精确的、含义单一的科学符号去取代那些模糊不清的、多义的日常语言，于是在科学语言中出现形式化、数学化的倾向。海德格尔不否认这种倾向的存在，但他不承认这是对逻辑的新发展，认为它只不过是把数学应用于命题形式。在他看来，这种发展是现代技术主义的一种表现。符号逻辑、语言分析、元语言学等等都是技术主义的产物。他说：“元语言和人造卫星、元语言学和火箭技术是一回事。”^[4]正是这种技术统治的运动促使人们把语言看做一个纯粹的符号系统、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形式化实质上是计算的延伸。人们希望通过形式化、符号化而把一切多义性排除于符号之外，使符号严格地只具有一种含义。在一个形式系统中，人们强调的是首尾一贯性，完全排除内在矛盾。这种形式化过程的最终结果是电脑的产生和思想的程序化。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这种使语言形式化、符号化、数学化的倾向，会导致语言失去其生命力而逐渐死亡。因为，语言的基础是逻各斯，而逻各斯是一种同时又隐藏着自身的启示，它本质上是神秘的。与词所表达的神秘性相对应，词本身具有多种含义，具有各种细微的差别。当把词凝固成一种只有单一含义的、僵硬的东西时，语言就失去其丰富性和灵活性，就再也不能表达存在的神秘性，从而失去生命。他说：“真正语言的生命就在于其意义的多样性。把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词变形为一些僵硬的、只具有单一含义的、机械地构成的符号系统，就会使语言死亡，使此在凝固和荒芜。”^[5]

与海德格尔相似，伽达默尔（H.G.Gadamer）也对形式语言或人工语言持贬低态度。他从哲学释义学的语言观出发，认为人工语言不能算做语言。在他看来，人工语言，例如数学符号体系那样的人工语言，仅仅是一种用以进行理解的手段或工具，没有建立在语言共同体及其生活这一基础之上。相反，语言只有在交流中，在语言共同体的生活中，才具有它的真正的存在。语言在这里不是作为单纯用以交流的手段或工具，而是人们通过它来拥有“世界”的生活过程。他说：“人类生活共同体的一切形式就是语言共同体的形式，甚至可以说，它们构成了语言。因为，语言本质上是交流的语言，它只有在交流过程中才能获得它的实在性，所以它不是一种纯粹的交流手段。”^[6]

法国释义学家利科也对日常语言的作用作了肯定的评价，并认为日常语言学派在日常语言的研究上作出了两个重要贡献，第一，它证明日常语言不是、也不可能是按照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们所构造的理想语言模式发挥作用的。语义值的多样性，语义值对语境的敏感性，日常语言中词汇的多义性，这些性质不是一些可以通过对语言的重新表述加以消除的毛病，而是日常语言赖以发挥作用的一些永恒的和富有成效的条件。日常语言词汇的多义性是象征话语（symbolic discourse）的基本条件，从而是关于隐喻、象征、比喻等等的理论中最原始的层次。第二，日常语言是那样一些表达式的贮藏所，在人类经验，特别是在行动和情感的领域内，这些表达式具有最大的描述力量。对日常语言所作的细致分析，为一切现象的分析提供了一些语言上的指导原则，释义学也能从这种分析中获得很大教益。

哈贝马斯（J.Habermas）也持自然语言优越于形式语言的观点，认为日常语言是“最后的元语言”，是各种不同等级的形式语言赖以建立的基础。自然语言在下述三个方面优越于形式语言。首先，通过自然语言进行的交往是一种独特的元交往，它不是封闭的，它允许自然语言的使用规则随不同的情况有所变化，而形式语言则是封闭的，它排除了这种变化发生的可能性。在自然语言中，有些语言表达式的内容是间接显示出来的，是反思的结果，在形式语言中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次，自然语言的意义依赖于语言环境，言谈主体只能在特定范围内明确把握话语的意义，这个范围就是那种预先给定而无法摆脱的语境，而且前理解或先入之见是不可避免的。形式语言则不受语境的影响，它是一种没有说话主体的独白，不用考虑说话主体所处的语境。它脱离了用自然语言表达的生活世界，这种以独白方式构建的形式语言系统，只有转换为自然语言，进入生活世界，才能被人们普遍理解。最后，自然语言具有创造性，自然语言的语言结构使我们能够根据其一般规则，创造和理解无限数量的新语句。自然语言的创造性使言谈者能使用自然语言去处理各种不同的语境，因此，自然语言是生活世界的语言，形式语言却做不到这一点。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如何看待形式语言和日常语言这个重大问题上，维特根斯坦前期和后期的观点分别属于形式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他后期的观点不但与弗雷格、罗素以及他前期的观点相对立，而且比赖尔、斯特劳森这些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的观点更加激进，并在很大程度上与欧洲大陆人文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相接近，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西方两大哲学传统的融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