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社会的伟大构想

（原著选自《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韩梦娟

对两派合并的第二次表态

彻底肃清党内思想，及时制定新纲领

划清两条道路的界限

马克思未来社会形态理论的最终完成

关于劳动和劳动解放的问题

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问题

关于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问题

关于国家的自由基础和精神、道德基础的问题

树立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坚守无产阶级的立场

正确看待我国社会发展现状，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正确认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正确处理我国当前社会财富的分配，实现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写于1875年4月至5月初，原名叫《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15年之后，由恩格斯于1891年1月31日公开发表在德国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上。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首次详细地论述了关于未来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的问题，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完成了对未来社会形态理论的论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发的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为我们未来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使我们得以不断汲取营养，坚定地迈向共产主义。

19世纪60年代德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以宣扬劳资合作和崇拜普鲁士王朝等思想对工人阶级进行腐蚀，使之滋生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潮。到19世纪60年代末，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由于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分歧，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一个是拉萨尔派，一个是爱森纳赫派。这两个派别在对待德国统一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对待第一国际的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到了70年代，出现了两派合并的条件。一方面爱森纳赫派遭受了俾斯麦政府的镇压，很多地方组织遭到封闭；另一方面，拉萨尔派也因为执行机会主义的路线，逐渐失去了工人群众的信任。共同的逆境促使两派都希望合并，以壮大力量。而且这时德国也已经统一了，两派之间的很多分歧都不复存在，这都促使了两派的合并。所以，在1871年10月两派就开始协商合并的事宜，并决定于1875年5月22日在哥达城举行党的统一代表大会。

但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实现合并？马克思和恩格斯态度非常明确，认为成熟的理论和统一的思想是两派合并的基础。合并的条件应当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¹⁾。但是爱森纳赫派的领导层李卜克内西等人却热衷于组织的合并，他们背着马克思、恩格斯于1875年3月7日，与拉萨尔派领导人哈塞尔曼等人共同起草了《德国工人党纲领》。大约4天后，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这个草案时，随即就对这个草案做了逐点的分析，认为它不仅没有超过原来的爱森纳赫纲领，而且还要再倒退一步。所以3月18日到28日，马克思、恩格斯就表态，恩格斯说“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它是这样一种纲领，一旦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²⁾但是这次表态并未被爱森纳赫派接受。因而才有了马克思的“第二次表态”，即于5月初，抱病写成了《对德国工人纲领的几点意见》，希望可以让爱森纳赫派领导人能够认识到错误。

但是马克思的第二次表态最终也无疾而终。《德国工人党纲领》未作任何修改，反倒在哥达城的合并大会上草率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也最终表示了沉默，并没有将马克思的第二次表态之作公开发表。一方面德国工人群众对《哥达纲领》做了一些共产主义的解释，另一个方面是资产阶级也并没有看出其机会主义的内容，反而惊慌地把它当作共产主义的纲领来认真对待。正如恩格斯说的，“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蠢驴们没有这样做，反而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纲领，领会出其中所没有的东西，并做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工人们似乎也是这么做的，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³⁾

1891年的德国情况就不一样了。19世纪90年代，德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出现了新变化。德国当局改变了以往对待工人运动的高压策略，开始实施“胡萝卜”政策，一方面用金钱拉拢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另一方面废除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政策⁽⁴⁾。所以在高压和“胡萝卜”的威逼利诱下，德国工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复活起来。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始美化资产阶级，宣扬阶级合作，大肆鼓吹只要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员就可以“和平”实现“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机会主义思潮开始泛滥。而且在1890年10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哈雷召开代表大会，准备起草一个新的党纲来代替《哥达纲领》。但在这次会议中，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不仅没受到批评，反而得到考茨基等部分领导人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让德国党在制定新纲领时不重犯老错误，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同时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还可以克服党内思想的混乱，集中力量同当时俾斯麦妄图扼杀工人运动的策略作斗争。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我还延迟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⁵⁾“我的责任是：纲领一提出讨论，就发表这份手稿。”⁽⁶⁾同时公开发表的时机也已经成熟，正如恩格斯所说：“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达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已不会使人见怪了。”⁽⁷⁾

于是，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于1891年1月31日公开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一卷第18期上。事实证明，《哥达纲领批判》发表的140年的时间里，不仅没有削弱党的领导力量，反而在理论和实践中为无产阶级革命、改革、建设事业都起到了非常大的指导性作用。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从写作完成到公开发表经历了15年的时间，围绕着这两个阶段的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确立一个真正具有马克思坚定立场的纲领性文件。

马克思认为“原则性纲领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⁸⁾，因而决不能用原则来做交易，降低党的理论水平。马克思在致白拉克的书信中也说，“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会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应当根本抛弃并且会使党瓦解的纲领”⁽⁹⁾，所以马克思写这本书的目的，旨在表达他对即将合并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就是要彻底地批判拉萨尔主义的种种谬论，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限，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应有的基本内容，同时也可以教育和挽救李卜克内西等犯了严重错误的领导人，力求使德国工人运动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前进。

《哥达纲领批判》正是在进一步肃清从拉萨尔到福尔马尔的右倾机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划清两条道路的界限。所以，这部经典就是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德国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拉萨尔等机会主义斗争的产物，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相互斗争的结果。

马克思在这部经典著作之中，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完善了他之前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论述，成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标志着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因而，它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描绘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从马克思整部著作的内容上来看，其中最主要的理论建树是在充分利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当中，把唯物辩证法具体运用在社会过程的分析，完整而科学地制定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的著作当中，都没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所以这是马克思的独创。而且在此之前，马克思从未具体的阐述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问题，这是他的第一次论述。

《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应该包括两个阶段以及对应的制度问题，而且还进一步明确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所要经历的阶段和所需要的条件。因而这一学说的制定，标志着马克思本人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理论的最终完成。

《哥达纲领批判》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因而，在这本书中马克思主要采取了论战的形式，按照《哥达纲领》草案原文的顺序进行逐条批判，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正面阐述了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认知。

全文总共有四章。其中第一章批判了五个条文，第二、三、四章各批判一个条文，归纳起来就是八个问题，即批判其空谈“劳动”与“社会”的反动本质问题、忽略对地主阶级的攻击、小资产阶级的分配观点、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当做“反动的一帮”、资产阶级狭隘的民族主义、铁的工资规律、国家帮助实现社会主义、自由国家的狭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问题等。其中论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

论战之一是批判拉萨尔的“劳动和劳动解放”的观点，这一部分是论战的一个重点部分。马克思批判了《哥达纲领》草案的第一部分，即拉萨尔关于劳动和劳动解放的错误观点，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原理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分配原则，指明了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揭露“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源泉”的本质

纲领原文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¹⁰⁾这一段论述似乎特别符合马克思观点，事实上它完全忽略了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看法。在马克思看来，首先，劳动并不是唯一的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其次，它未涉及劳动生产所有权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它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本身就是一种反科学的论断。自然界如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和劳动一样也是财富的源泉，而物质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但是离开这些物质条件，单纯的人的劳动不能作用于任何劳动对象。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劳动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呢？这句话应该有一个前提和基础，不能避开所有制问题而空谈劳动问题。马克思说了，只有在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时候，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制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能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¹¹⁾所以拉萨尔机会主义这一提法就避开了所有制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恰是劳动最根本的特质，所以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在马克思看来，他们谈的劳动超越了阶级本身，并未触及资产阶级的剥削的本来面目，反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会把工人运动引向机会主义的邪路上去，因而是绝对错误的，不能成为纲领性的规定。

总的来说，《纲领》中关于劳动的问题，说法是缺乏甚至没有任何革命气息。所谓劳动的问题，马克思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劳动问题就避免不了所有制的问题，而所有制的问题就能揭露出资产阶级的本来面目。而“纲领草案”中的论述，完全抛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忽略了阶级的问题，所以必然是错误的。所以这段话应该修正为“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或者“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才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¹²⁾

——批驳“劳动解放”的含糊性

《纲领》指出：“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¹³⁾这句话只专注分配问题，摒弃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这正是拉萨尔机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持有分配决定论的立场。他们认为只要在分配的问题上胜利了，无产阶级最终的目的也就实现了。而马克思认为，“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¹⁴⁾。错误的点主要体现在关于劳动解放的两个要求都是模糊不清的。

《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劳动解放”的第一个要求是“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这句话本来就是“模糊概念”。“提高”一词就反映了拉萨尔主义的和平过渡的企图。但是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将地主和资本家占有的劳动资料“变为”劳动人民的公共财产时，才能变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为社会主义共有，才是真正的劳动解放。第二个“劳动解放”的要求就涉及了“劳动所得和公平分配”的问题了。“‘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概念。”当然对“劳动所得”的“总劳动”进行“公平分配”的论述也是有问题的。拉萨尔关注的“公平的分配”，只是关注了分配制度本身，要对分配制度进行改良。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分配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他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¹⁵⁾所以，分配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关系，是经济基础的范畴，它本身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决定的。也就是说，一定的生产关系下，也相应地应该具有相对应的分配的原则。《纲领草案》中提到的公平分配的要求其实超出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在当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所以“公平的分配”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配看成并理解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¹⁶⁾

总的来看，他们一方面把一些陈词滥调的见解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还打算以民主主义者所惯用的权利、平等的空洞的言语来歪曲和误导工人群众，这是要严格批判的。因此，劳动的解放需要把劳动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而调节总劳动则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分配方式。

——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形态和分配原则

马克思在指出《纲领草案》中空谈公平分配的问题之后，随之就未来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应该具有的形式和分配原则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并指明了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有两个发展阶段。马克思本人第一次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做了具体的论述。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存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阶段，“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¹⁷⁾因而，这里的平等的权利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法权”。但是这些旧痕迹会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资料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消失，人类社会会最终进入另一个“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奋斗的最终目标。

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应有两个不同分配原则。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不同阶段的分配原则也是不同的。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每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从社会领取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统一的尺度——劳动——来衡量。”⁽¹⁸⁾也就是说，并不是像《纲领草案》中所说的劳动会不折不扣、公平分配给劳动者。这需要对总劳动进行“有折有扣”的扣除，之后按照统一的尺度来实行按劳分配。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协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¹⁹⁾

论战的第二个焦点主要集中在“铁的工资规律”上，它是拉萨尔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哥达纲领》原文指出：“德国工人当从这些原则出发，用一切合法手段去正确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²⁰⁾在这里，马克思首先对所谓的“铁的工资规律”的理论来源、本质进行批判，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资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工资制度的实质，指出工人阶级只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才能摆脱贫困和被剥削的地位。

——揭露“铁的工资规律”的实质

什么是“铁的工资规律”？拉萨尔宣称，工人的工资是基本保持不变的，它总是在平均工资周围摆动，而决定工资变动的是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即人口增加就会引起工资下降，工资下降到一定水平，就会引起劳动人口的减少，工资就会反弹。这是他从马尔萨斯人口论中抄出来的。马克思说：“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中抄过来‘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拉萨尔的……这个论据是什么呢……这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²¹⁾

当然这一个理论基础本身也是错误的，它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见解”，回避了雇佣劳动制的核心问题。所以，拉萨尔的工资铁律就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是从劳动的供给量对工资的影响的角度来进行论述的。它实质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雇佣工资制度。虽然拉萨尔也反对雇佣劳动，但是他“几乎只是绕着这个所谓的规律兜圈子”⁽²²⁾。因而，他不可能就此而完全地反对雇佣劳动制度。虽然在《纲领草案》中也是要“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但是他们正是借助于这样的幌子，以此达到承认和宣扬“铁的工资规律”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

——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工资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

那真正的工资理论应该是什么？马克思早在自己创作的剩余价值学说就已经阐明了。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了解剩余价值学说，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工人的工资的实质和奥妙。但是遗憾的是，在《纲领草案》中出现的是“铁的工资规律”“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²³⁾，所以这才是“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²⁴⁾。

马克思说：“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盖形式。⁽²⁵⁾”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和劳动力并不是一回事，劳动力指的是人的劳动能力，这种能力的支出过程才是劳动。所以劳动力是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只是劳动力。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而且劳动会创造两部分的价值：工资和剩余价值。所以创造剩余价值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特殊属性。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是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是从资本对劳动的需求的角度论述的，认为调节工资的规律是复杂的，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价值。因而谈工资的问题就离不开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也离不开剩余价值的问题。

“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的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同资本家一起分享剩余价值的人）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²⁶⁾，所以这才是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本质。因而，需要深刻剖析这种制度的本质，进而推翻它，才能获得无产阶级的解放。

《纲领草案》在提出要废除“铁的工资规律”的要求之后，又进一步指出，“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当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在工业和农业中，生产合作社必须广泛建立，以致能从它们里面产生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²⁷⁾这就是拉萨尔设计的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是拉萨尔及其追随者幻想出来的一厢情愿的说法。

——揭露“依靠国家帮助成立合作社”的本质

马克思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是在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本质上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就坚定地认为，只有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之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和路径。但是《纲领草案》中，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解决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都可以抛开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通过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机器的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才能解决问题，自然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机会主义的幻想实质就是把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寄托在封建军事专制国家的帮助上。所以马克思说：“‘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来’的。这真不愧是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²⁸⁾

——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论战，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他说，《哥达纲领》妄图通过生产合作社来解决现存社会的问题，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²⁹⁾是没有可能的。无产阶级不能被这种言论所蒙蔽，无产阶级自身掌握命运，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把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这才是根本的、唯一的、正确的道路。

这一部分的论战是《哥达纲领批判》的另一个重点内容。马克思着重在第四章中，分A、B两节分别就拉萨尔在国家问题、民主主义要求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论战。并在论战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勾勒了一幅未来社会的制度形态。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应该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批驳“国家的自由基础”的口号

在A节里，马克思首先对“自由国家”的机会主义口号进行了批判，指出《哥达纲领》所鼓吹的“自由国家”是把国家说成超阶级的、能够给所有人带来自由的组织。这就抹杀了国家的阶级实质，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才能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完成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而且，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同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将“自行消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本质来说，在阶级社会里，自由这个概念是有阶级性的，从来没有超阶级的、抽象的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³⁰⁾。所以，只有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了，自由的阶级性才会消失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恩格斯也说，“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³¹⁾。而《纲领草案》却把“自由”和“国家”连在一起，就像把水和火捏在一起一样。既然只有国家消亡才能实现自由，国家与自由就不可能同时并存。因而，我们需要明确：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说要争取“自由国家”，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保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要搞“全民的自由国家”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批判“国家的精神和道德基础”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着反作用。而国家就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所以它的基础应该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反过来国家又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但是《纲领草案》并没有把现存社会当作现存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作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这就是说，国家不是由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它可以由人们主观意志创造。这就是拉萨尔所谓的“国家的精神和道德基础”。他把国家说成以精神为基础的独立本质，这和黑格尔的说法一样，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谬论。

精神、道德、自由和国家，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本身都应该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它们根本不能成为国家的基础。把“精神、道德、自由”当作国家的基础，就抽掉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抹杀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一根本原理，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超历史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时——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³²⁾

——提出关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马克思在批判了“自由国家”和“国家的精神和道德基础”之后，很自然地要引发出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问题，无产阶级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会保留下来呢”。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³³⁾。

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材料，在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对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地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³⁴⁾这个光辉的结论，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是无产阶级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哥达纲领批判》虽成形于19世纪70年代，受限于经典作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语境，但它毕竟是一个前瞻性的作品。它前瞻性地论述了未来社会的形态，勾勒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因而它的现实意义并不是由我们后人去定义的，而是我们怎么依据当下的现实状况去解读它。

马克思的这本经典著作，其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已经发现了共产主义社会愿景的问题，而这却是我们当下社会所最缺乏的。所以，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论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它对于我国当下以及未来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理想信念、政治国家体制和社会伦理价值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主流意识形态工作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它与社会主义阵地共存亡。而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贯穿《哥达纲领批判》整本书的一个关键点是，马克思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这是他同各种机会主义、左倾主义、右倾主义等划分界限，进行斗争的法宝。列宁在1902年指出，“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³⁵⁾“社会主义是由思想家输送到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³⁶⁾所以，我们要明白，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也离不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阵地，这是《哥达纲领批判》第一个重要当代价值的体现。

回顾中国共产党奋斗90多年的实践，正是由于我们坚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和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建设，才建立了新中国，才能不断推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让社会主义在中华大地的根扎得越来越深。如果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丢了，社会主义阵地也必然守不住。“苏联、东欧的前车之覆，可以为鉴。因此，意识形态这个阵地，一定要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³⁷⁾无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个大问题，它是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如果它的阵地丢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难以为广大民众所认识，错误思潮就会占领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主义阵地就会一寸一寸地丧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意识形态趋于多元化、生活化。各种意识形态以其特殊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符号，长期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提供了人们表达的途径，人们在微博上、微信上表达某种观点，或多或少体现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可以说，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与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多元化、生活化的意识形态往往会存在着很多片面、相互矛盾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如何防止错误观点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构建价值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因而，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培育和践行，在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全过程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培养一支意志坚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骨干队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意识形态工作做深做好，取得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

中国通过改革破除了对经典的本本主义，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经30多年了，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反而获得了新生。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各种矛盾凸显，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因而，当下社会需要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是我们几代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但是怎么才能正确的理解和树立它的物质基础？这就需要我们科学的、客观的、正确的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正确看待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阐述了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的问题。而我们国家正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初级阶段，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不能否认。但是马克思也说了，在这一阶段，有很多的弊病，“权利永远不会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³⁸⁾，但这只存在于这一初级阶段。在未来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还应该有一个“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³⁹⁾，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因而，中国当下社会中所存在的许多现实问题都是受制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结构决定的，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对这些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如何思考未来社会的发展。这正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给予我们的第二个当代价值所在。

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显露出很多的矛盾和问题，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事实，它大大降低了我们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预期，导致大多数人理想信念的缺失。因而我们要正确地处理好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关系。一方面以我国当下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本出发点，正确看待和处理当下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冲突，不断地进行深化改革，攻破改革的难点，补齐短板。这是我们当下社会最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还必然存在一个更高级别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这才是我们未来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

国家政权是政治现象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基础与核心，包括他对政治和国家等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科学理解，是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学说的根本标志。只有弄清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权的基本理论，才能认清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才能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虽然没有具体论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对国家、自由、精神基础、信仰等的论述都直接指涉了未来政治形态的问题。他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构成人类政治实践的本体并不是国家，而是社会。所以按照马克思的政治发展的逻辑，政治关系的变革离不开社会关系的变革，而且“国家”和“社会”在未来过程中将走向统一。马克思曾指出，政治国家“是作为普遍理性、作为彼岸之物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历史任务就是国家制度的回归”⁽⁴⁰⁾。也就是说，只有由工人阶级领导广大劳动人民实现从“政治解放”走向“社会解放”，通过限制“国家自由”，不断把国家“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⁴¹⁾，所以，完成此历史任务的途径在于，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权逐步消解公共权力的政治属性，不断培育和扩大社会权力，最终完全超越“政治解放的限度”。

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从当下的现实来看，人类要真正克服“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把社会从国家中解放出来，使两者走向完全的统一，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仍要根据具体阶段的不同特点展现其重要功能，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找准自己的定位。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其实质就是要正确地处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不断地培育和扩大社会的权力，释放社会的活力。而中国当下的现实也表明，我们对这个目标是熟知了，但是对路径我们还不太清楚。虽然，我们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是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还没有理顺，社会力量的培育还不充分。我国社会当下所遇到的养老的压力、医疗的问题、教育的不平衡、腐败的问题、人民幸福指数下降的问题，只有通过社会力量的上升才能缓解压力，解决问题。当然，要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还应该包括一个法治的成长过程。社会现象的复杂化，也决定了社会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交界问题，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的交界处探寻道路，而法治就是这条路径强有力的保障基础。因而，治理本身就是要不断消解公共权力的政治属性，不断地向社会回归，不断地化解“国家和社会”二元架构之间的内部矛盾，让“国家”与“社会”在各自辩证运动中实现自我的“扬弃”。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特别强调在财富分配过程中要做到公平和正义。他强调，“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所以公平正义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追求，它充满着道德的理性智慧和伦理诉求。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要的理论闪光点也就在于此。他在未来社会的财富分割问题上，提出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两种不同的分配原则，着重探讨了机会公平和事实平等的问题。很显然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当下社会的财富分配问题、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也是它的重要当代价值之一。

财富分配问题原本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财富流量”上的分配即收入分配，一个是“财富存量”上的分配即财富占有的分配。但财富分割往往会带来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引发社会矛盾。而它的根源就在于在分割财富的过程中是否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因而它又是一个道德伦理的问题。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财富分配问题的确存在很大的不公，但最让人们感觉不公平的并不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而是财富占有的分配不公平。所谓财富占有不公平，是指一些人利用权力、地位和关系占有一部分社会财富，它与生产成果、生产过程都没有什么关系，甚至破坏社会财富分割中所应该体现的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而公平正义的伦理含义更加强调的是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及与他人缔结的人伦关系，着重于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和发展。因而，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观应该在财富分配坚持平等原则和对等原则的同时，坚持补差原则，即“以有余补不足”。这才会排除那些因各种自然、历史因素等客观因素带来的起点不公平，理性创造出一种社会公平，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和正义。

在未来社会关系的处理上，我们要坚守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不仅要承认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差距，而且要承担缩小这种差距的伦理责任，“要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心理，也是炎黄子孙对共享的最初理解。因而，我们应当重视并用硬手段来解决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去除社会财富存量上的不公平，补齐短板，最终实现社会财富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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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1页。

(4) 裴晓军：《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局2013年版，第7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0)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11)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12)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13)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16)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17)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18)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19)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20)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1)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22)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23)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24)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25)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26)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27)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28)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29)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页。

(32)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33)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34)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35)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页。

(36)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页。

(37) 《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年谱：解密李先念与江泽民的九次通信》，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

(38)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39) 《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