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价值的指涉

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人们往往以一种实利主义的观念来释读黑格尔的这一名言，但黑格尔本人也许是从事物的终级价值取向和终极价值判断角度来思考事物的存在性：凡存在即合理，或许应该翻译成凡存在的皆是有价值的：存在即价值。

因为事物(有形的、无形的)的在与否，皆以人为其基本的参照系和出发点，事物的在与否都是人看的结果(产物)，当落入了、投进了人的视野的事与物，均存在；凡人没有看到的都不存在。因此，看即是此在，看即是合理，看即是价值：“存在即合理”实际上就是人的合理，人的看的合理性；存在即价值，则是人即价值，人的看就是投射、施放和获得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体现为人对该事物的看到、看见、看着。

因此，不仅存在因为人而产生——没有人，没有人的“看”的投入与放射，没有因为人的“看”而进入人的视野，就不可能有存在。或者说，我们把事与物称之为存在，是因为我们作为人创造了“存在”这个概念。我们创造“存在”概念的实在意义，恰恰是我们通过对这一概念（“存在”）的创造而创造了“存在”这一人为的价值，并对此一概念赋予了“存在”的意识、激情、观念。我们的这一观念、意识、激情的赋予行为，恰恰是我们在看中完成的，在看中实现的。反过来看，我们所因为存在而敞显出来的价值，也是为人而产生的：价值只属于人，是人宣示自身存在及其域度(力度、强度、广度、深度）的明证。价值即是人的“看”这一行为所赋予，所以离开了人，没有人，“看”则不存在，“看”到的“存在”也消失了，所以也不存在价值。因此，当我们谈论任何价值的时候，都应想到它背后伫立着人的形象和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更为重要的是，存在本身就是价值，因为存在是人看的产物，或者说，存在同样是人宣示自身存在及其域度的明证、标识。比如，一个盲人，一个疯子，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或工人，以及一个教师，一个科学家，一个思想家，他们各自面前的存在世界是否相同，回答无疑是否定的。他们面前的存在世界的绝然不同，实际上是他们各自所看到的事与物的多与少、深与浅的不同，而这一看的不同说到底是宣示他们各自的存在域度——即看的价值的不同。比如某一项社会性政策的制定和颁布，农民看到的是这项政策是否可以使他们少纳税款，或者是否可以同样的钱买同样(用以前作为参照)的东西；工人衡量这项政策是否可使他们在同等的劳动时间里获得更多的报酬(如工资的晋升、奖金的增长)，或在相应不变的报酬里是否缩短劳动时间；如果叫科学家们来看这项政策，那他们更多地是以科不科学、合不合理为判断的尺度；对思想家来讲，他面对这一项政策的关注目光则落在人不人道、进不进步上来。对于政治家们来讲，他们制定和颁布此一政策的目光恰恰是凝聚在“社会政治效益”上，哪怕所制定的这项政策是直接指向经济领域的，因为经济同样为政治服务的，对于政治家或政客来讲，任何经济效益都最终归入为政治效益。因此，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看，或者说不同的人宣示自身存在及其域度，都真实无误地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这些不同的价值是不同的人在同一存在物面前宣示自我存在及其域度的明证。但是人的“看”的前提，是人必须有正常的能够“看”的头脑和思维，比如对于一个丧失理智和正常思维的疯子来讲，这一为所有正常人都不能逃避、都必须面对的“存在物”（即政策），是始终不存在的，因为疯子丧失了做人的看(即宣示自身)的能力。因此，在疯子那里，一切关于“存在”的意义都沦为了非，价值也随之消失了。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一个人就是一种存在，一种存在就是一种或多种价值。由于前者，当一种存在落入多种眼中，成为不同人宣示自身存在的域度时，这种存在也就由此获得多种价值。同样，因为后者，一种价值恰恰又是衡量不同存在的尺度，因为作为一种存在的人，其生存本身就是多种存在的立体交叉的连缀与绵延。对于任何人来讲，存在总是独特的，价值总是独特的，形成这种存在和价值的独特性生成的，归根结底是存在意向的不可相同性。从价值学看，即是价值取向的不可相同性，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价值取向，一种存在有一种存在的价值取向，一种行为有一种行为的价值取向，一种规范有一种规范的价值取向，既不能互补，也不能互代，更不能互相抹杀，这同样是一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