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生存疏离性

由于语言的形式化功能，也由于语言发挥其形式化指涉对象的实际功能，造成了人与语言的疏离。人与语言的疏离，实际地表现为人对语言的疏离。从本质上讲，人对语言的疏离，实质上是语言与语义场之间的疏离。服饰之于人，是一种最为普遍的使用率最高的而且也是形态变幻最快的语言之一，但服饰语言自产生之日起，就与生成它并滋润它的语义场相疏离。因为服饰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它并不产生于气候对人的影响，也不产生于生命对寒冷的抗拒。因为人这个裸化的猿最初正是由毛猿而来的，脱毛而裸的主要原因，本是因为自然生活环境的高温。“很显然，事情要比起初更复杂，但很大一部分因素取决于环境中确切的温度以及阳光的辐射量”，而是因为人类这一物种祖先(毛猿)走向新生的重要选择方式，因为在“狩猎猿与其他食肉动物竞争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体质不适应对猎物间闪电般的猛扑，也不适应长时间的追捕。可是它又非干不可。它的成功在于发达的大脑能产生聪明的策略和致命的武器。尽管如此，这还是给它带来沉重的体力负担。追捕猎物对它至关重要。它只能坚持。可在这一过程中，它必须经受相当高的体温。因此，可能有一种很现实的选择压力迫使它降低体温。这时任何一点进步，哪怕会导致其他方面的牺牲，也会备受欢迎。它的生存依赖这种进展。从毛猿到裸猿的进化中，这无疑是关键的一环”[74]。人这一动物由毛及裸的生存运动，最真实地呈现了他的进化选择，即使自然环境在变迁中由温变寒，作为具有极强生存力的猿同样能适应之。唯一促使他饰裸的原因，就是寒冷从根本上危及到他的生存，但这种假设并没有变成现实，因为作为领域性的领域猿向文化猿(人)生成的历史进程中，其生存领域并没有产生冰川气候。如果那样的话，即使是服饰也无济于事。而非冰川气候的寒冷生活环境，生物圈中能够生存下来的生物都接受了这一环境考验，包括猿的同类，而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存适应力和选择力的人为什么不适应呢？同时，居住于赤道线的生物物种(包括人)本身就是高温生活，但他们为什么还要饰裸？这说明服饰语言的产生并非适应自然环境的产物，而应是猿的智力进化的产物。

当人从5000万年前向森林猿→陆地猿→狩猎猿→领域猿方向进化，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在领域化阶段，猿不仅走向了裸化，更重要的是：第一，裸化的猿具备了相当大且质量高的大脑、目光敏锐、聪明，双手灵巧，善于断决；第二，其站立的姿势越发直立，手开始从行走中摆脱出来，能有力有效地掌握武器；第三，由于外界巨大的压力需要它增强捕杀的勇气，因而产生了集体合作意识；第四，随着难度的增加和捕获攻击时间的延长，因而摒弃了流浪的习惯，滋生了家园情绪，从而开始了固定的家园生活。领域猿的这一进化非同小可，它使自己不仅获得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家园化生活方式，而且还由此产生了性别分工，雄猿狩猎，雌猿照料家园和子女。因而，它变成了“有责任心的动物”。这个“有责任心的动物”已逼近了文化猿的边缘。它的下一步进化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化猿)，而这一进化的标志恰恰是这一有责任心的动物的对自身的意识。人对自身的最早意识，恰恰是性别意识，这种性别意识的觉醒恰恰又来源于领域猿阶段的性别性分工意识和责任心，即领域猿的性别意识的形成不过是其性别性分工意识和责任心意识的延伸和深化。当猿一旦产生清晰而强烈的自我(性别)意识时，首先关注到的是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在性别上的形态差异。因而，作为生命延续的生殖器官的外形形态，首先被视为“神秘的尤物”而被遮掩了起来，同时伴着异性之间的自羞情绪和自制生物本能冲动的责任心，因而，自我意识的产生则是饰裸的开始。猿的饰裸，标志人这一物种从领域猿(猿化)向文化猿的过渡，这一过渡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的产生。换言之，饰裸是领域猿向文化猿过渡的形式化标志，是现代“人”诞生的形式化标志。

饰裸是服饰语言的起源。饰裸产生于神秘的自羞情绪和对性冲动的自制意识。这一自羞的对象恰恰是人的外露生殖器，所以人类饰裸的最初行动是胡乱用什么东西把外露的生殖器部位遮掩起来。随着人的不断进化，伦理情绪的产生，人对自我的认识大大推进，生命节制力增强，羞耻意识、审美意识产生，人开始了对凡能刺激起生物本能冲动的身体部位都予以饰裸。因为，当生殖器通过饰而被人为地保护起来，暂时脱离了肉眼的审视，而大腿、乳房(尤其是女性)等裸露部位则成了性的信息替代物，由是产生了全方位的饰裸，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服饰语言的产生。

随着服饰语言的高速发展和繁荣，它越来越走向了审美方向，同时也把服饰语言与服饰语义场引向了更为遥远的疏离状态，因而也往往导致了对服饰的演变和对这一演变背后的服饰语义场(或者说生存语义场)所更新的不理解或曲解。试想，今天所流行的紧身服、敞胸衣、超短裙等等服饰语言的背后，恰恰涌动着一种对自身(躯体)的重新认识，体现了人类对性的新体验和新看待。所以，现代时装的流行，其主要动力不是审美风尚的更迭与演化，是人类对自我之神秘身体的重新审视，是身体不断获得的解放的最终体现。

语言与语义场之间的疏离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虽然对某一语言持有一定的认识，但并未因此而被这一语言的语义场所恃有，这就自然导致二者之间的疏离状况的发生。比如，乡村农民对城市交通指示符号系统的陌生，以及我们误认为服饰语言的流动与更替只是审美风范的变化。再如我们面对现代派艺术骂娘，乃至青年人对古典戏剧的蔑视与讨厌，以及诸如我们把西方的全部思想都称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二是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对某一语言的语义场能够感知和可以感知，但往往对其语义核和解释因素予以错位性把握，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也导致语言对语义场的疏离状态。如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语言表述往往远离了马克思本身，这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内在联系和解释因素是“历史化生存的人”，但许多人错位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偷换演变成了见物不见人的斗争学说和庸俗实用主义工具。再比如，在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观照中，有不少学者总是大肆渲染古代中国文化有其顽强的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人们错把技术(比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术)当成了学科，而在于他们错位性地理解和把握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语义核(原始氏族血缘情绪)和解释因素(天人观念)：中国古代文化的语义核是血缘宗法情结，而其根本的解释因素却是天人观念，即以王道为目的、以天道为依据、以民道为手段的天君观念和天民观念。这一语义核和解释因素决定了古代中国文化的非科学精神、非人文精神和非自然精神。因为在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哪怕是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学，也不是发自于对自然奥秘探索的动机，而是始于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王道主义认知模式和价值蓝图的永恒确立寻找最后的依据的需要。

语言对语义场的疏离的第三种状况是人们在实践行为中，既能准确地感悟到某一语言的语义场存在，也能正确地把握其语义核和解释因素，但由于语言和语义场在人的实践行为中已经走向了相互疏离。不妨以老子的“道”语言为例：“道”作为特殊的符号形式来源于老子对自然宇宙的生命形式化体验。宇宙世界是一个“无状之状”、“无物之物”的“惚恍”世界，它并非无状无物，而是物与象皆生于“无”中。“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自然宇宙的真像真物均在“惚恍”之中，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不能言说，不能识认，更不能用概念去规范它，这就是老子心中独特的宇宙世界，它完全被表象化了。这个被表象化了的宇宙世界可以叫做“夷”、“希”、“微”，但都不是生命本身，也不是宇宙本身，更不是存在本身。“夷”、“希”、“微”只是老子从不同角度对宇宙世界、存在世界、生命世界予以形式化的抽象表述式。只有把这种种不同的抽象表述图景以新的整合，才建构起这个表象世界的整体——“道”。对这一整合世界的表像图，以“道”一语而名之，就是形式化的最后环节，即把这个抽象整合的心灵性表象世界再度抽象为一个符号形式以象征之。然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宇宙世界的本真状态既不能认识把握，也不能言说，凡认识把握的已不是本真的宇宙世界，它已被人形式化为一个有限的表象世界；凡能言说出来的东西，已经远离了本真世界——它仅仅是人对其心中的表象世界予以了新的形式化运动，第一次形式化生成了属于哲学家心灵性的表象世界(我们称之为待书写的世界)，第二次形式化生成了属于符号性的表象世界(我们称之为哲学著作)。

客观地讲，无论基于什么动机，一旦我们运用语言，就获得了对语言的创造；我们一旦创造语言，这一创造行为本身就生发出与其语义场之间的疏离。同样，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来理解语义场的过程，这一行为同样是与语义场之间发生其存在性疏离状况的过程。比如，上面那段对老子哲学语言的分析本身又是否真的把握了老子的哲学语言和他的哲学语义场的本身状态呢？是否又真能准确无误地通过描述外显了老子哲学思想及其语义场的本身状貌呢？我看未必，不仅是我，就是那些专事老子哲学思想研究的大家们也如此。因为对已有的语言及其语义场的理解和把握行为，其表面看来这种理解或把握如何地精确无误或深刻无比，但最终都是在理解和把握其语言与语义场的过程中，导致了这一语言与其语义场发生不可避免的疏离的命运。

语言与语义场之间的疏离，从根本上讲是人的实践行为对已有语言及其语义场的疏离，这是人的命运，也是语言的命运。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阐释学思潮及其接受美学运动，这些理论无论具有多大的解释功能，但它面对所解释的存在事物本身时，最终显得有些隔靴搔痒。因为按照哲学阐释学的想法，人类一切实践活动都是理解的活动，人是求理解和在理解中的人。理解是追求超越疏离的活动，但理解却造成了新的疏离。并且从本质上讲，理解即是疏离，因为按照哲学解释学的观念，任何理解行为和活动都是理解者的活动。而理解者在发动、展开理解的行为活动之前，并不是一块白板，他的大脑里面已经具备了理解的“前见”，这种理解的“前见”构成了我们理解行为和活动的偏见：“确实，当前的视域被认为处于不断的形成之中，因为我们必须不断检验我们的偏见。在这种检验中，同过去的接触以及我们从中而来的传统的理解并不是最后的因素。因此，当前视域的形成绝不可能离开过去。几乎不可能存在一种自在的当前视域，正如不可能有我们必须获得的历史视域一样。毋宁说理解活动总是这些被设定为在自身中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在对传统的研究中，这种融合不断地出现。因此，新的视域和旧的视域不断地在活生生的价值中汇合一起，这两者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被明确地去除掉。”[75]所以，理解就是求对疏离的消解，然而理解始终是偏见性的理解，这种偏见性的理解最终只能导致新的疏离，这就是理解与疏离之间的残酷悖论，这一悖论最为现实在构成了人的认知的蛛网。人尽管明知自己生活在理解与疏离的悖论蛛网之中，但人的那种希求沟通与理解的强大生命意志与冲动力量，又总是如此坚韧顽强地鼓动和支配着自己去主观地追求真正的沟通和理解的实现。人的这一主观盲动和追求真正理解、谋求真知的倔强性格，却并不阻挡我们去正视沟通和理解的徒劳这一真实状况本身，相反，我们能够觉悟和正视它，其本身就是我们接近了人类沟通与理解之梦一步。因此，停留在觉悟与正视之途是极为不够的，还需进一步追问，导致语言对语义场的疏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企图进一步贴近人类沟通与理解之境的现实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