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中，马克思在社会有机体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在社会形态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意识相对独立的历史更替中，发现了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中的最终的决定作用，从而为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揭示出一条“历史必然道路”。马克思提出，在人类追求自己的目的的“历史”活动中，人类自身的存在表现为三大历史形态，即与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人的依赖关系”、与市场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4]
马克思关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首先，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以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为基础，因而是一个现实的而非虚幻的历史过程；其次，市场经济所形成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既尖锐地暴露了人的“异化”状态，又为人类走出这种“异化”状态提供了前提条件；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所蕴含的“解放的旨趣”一再地提示人们，人类的当代使命，决不仅仅是使人的“独立性”奠基于“对物的依赖性”，而且必须使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把“物”的独立性真正地变成“人”的独立性即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出，马克思的一生有两大发现，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一是“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5]马克思的“毕生的使命”就是“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并“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16]
马克思在自己的理论巨著《资本论》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运动的逻辑：以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运动逻辑，以货币为动机和目的的运动逻辑，以货币增殖为内容的“没有限度”和“没有止境”的运动逻辑。资本运动的逻辑表明：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已经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7]商品（货币）拜物教已经成为统治人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不仅造成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而且造成了人的生活意义的异化。因此，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成每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从而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基本结论。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上，马克思作出如下的概括：“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8]马克思的《资本论》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作为“现实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两大发现”，因而构成马克思的关于“现实的历史”和人类解放学说的真实内容。深入地研究《资本论》并自觉地阐发其所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我们理解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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