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学术作风与治学方法

顾炎武的学术作风，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另一个是锲而不舍的顽强治学精神。

顾炎武尖锐批评明代以来社会中流行的八股文风。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卷十六“拟题”条)文人作八股的目的，是把写文章当作求取功名富贵的手段，因此也就谈不上学术价值，这种情况对学术和人才的破坏作用，更甚于焚书坑儒。顾炎武指出:“吾见近日之为文人、为讲师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讲名者也。子不云乎，‘是闻也，非达也’。”(《与人书(二十三)》，《亭林文集》卷四)闻，是个人的名利;达，是社会的功利，顾炎武曾具体地指出是所谓“明道”“纪政事”“察民隐”等，并说:“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顾炎武以社会功利的标准来看待学术，并把这种观点贯彻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

顾炎武的写作态度严谨求实，认为书是写给天下人读的，如不慎重，就会贻误天下。他严格按照这样的原则去指导写作实践，没有丝毫的苟且，他的《日知录》一书，是经过了几十年的积累、推敲，逐步完成的;其《音学五书》修订了五次，誊写了三次。他曾经举例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用毕生精力写成的名著，即使这样，其中还难免有差错，更何况其他!当他的朋友写信问《日知录》又成几卷时，他回信说:“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与人书(十)》，《亭林文集》卷四)，可见他的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

顾炎武深知学术研究的甘苦，因此他很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他宁肯抄书，也不愿意去空发议论。他说:如果要著书的话，“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顾炎武认为只有这样做，学术工作才有开创性。

顾炎武写作态度严肃，但他并不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书呆子”。他的宏富的著作，是同他锲而不舍的顽强治学精神密切相关的。他说过:“君子之学，死而后已”(《日知录》卷七“朝闻道夕死可矣”条)，其代表作《日知录》，书名取自《论语》“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之意，表明了他认为获得知识要依靠艰苦的日积月累和反复思考，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他的学生潘耒说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日知录序》)顾炎武这种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得到清初许多学者的称道。

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在注重实地调查和善于运用归纳法这两方面很有特色，经世致用思想使他不能满足于依靠书本的学习方法，他要用实际知识来验证书本知识，要得到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他后半生的25年里，“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潘耒:《日知录序》)。清初学者全祖望这样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顾亭林先生神道表》，《鲒埼亭集》卷十二)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治学，是顾炎武学术指导思想的必然要求，他说过:“凡文之不关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亭林文集》卷四)。又说:“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经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答人书》，《亭林文集》卷四)顾炎武把学术研究比做铸铜钱:是采铜于山，还是用旧钱回炉?他赞成采铜于山的办法，也就是通过调查探索，取得第一手资料的方法。顾炎武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推动了学术研究，使他更多地了解当代时令与掌故。他写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经济、政治、军事专论，都是以广泛的调查研究为基础的。

顾炎武治学，不盲从轻信，注重材料的搜集，对于获得的大量材料，他善于采用归纳的方法进行研究。所谓归纳的方法，就是通过对材料的归类排列，找出其中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顾炎武把这样的方法运用于对古代重要典籍以及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对古代重要典籍的研究方面，顾炎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即按照“字音→字义→文义”的顺序来理解古代典籍(这种观点后来被事实证明是一种真知灼见)，在实践这种观点时，他大量运用了归纳的方法。有一个为后人熟知的例子是:《尚书·洪范》篇中有“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一句话，唐朝皇帝李隆基(玄宗)见到此篇别处皆协韵，此处“颇”(pō)与“义”(yì)不协，便认为有误，下诏令改“颇”为“陂”(pí)。顾炎武用归纳的方法找出经书中有“义”之处，加以比较，证明古人读“义”若“我”(wǒ)，颇、义协韵，《洪范》原文不应改动，从而解决了古籍中的一个疑难问题。类似的例子颇不少见，为证明某个字的读音，有时他甚至可以归纳上百条材料。据统计，为了证明“行”(xínɡ)古音读若“杭”(hánɡ)，他排列了364条材料;为了证明“下”(xià)古音读若“户”(hù)，他排列出219条材料，等等。用这种归纳的办法找到古字的正确读音，对于字义及内容的理解就容易了，因而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顾炎武的这种方法比起妄自删改经文的独断做法要严谨得多。

顾炎武用于归纳的材料来源很广泛，不仅有经书，也有史书、子书、文集、诗赋、谣谚甚至医书等。他采用陈第的看法，把归纳本书的内容称之为“本证”，把归纳他书的内容称之为“旁证”，可见这样的归纳工作，在顾炎武之前就有人做过，但顾炎武所做的更加完备，超过了前人。他的这种用归纳的方法研究经书内容的方法，后来便发展为“考据”方法的一种。

顾炎武的归纳方法不仅仅限于训诂经书，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文化等社会现象，他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了归纳。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不仅仅是材料的堆砌，而且有许多将材料排比贯穿之后的分析，如《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军制论》《形势论》都属于这一类。在《日知录》中，这种方法更是随处可见。这里仅以史学方面为例，他关于秦汉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论断、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评论、关于历代政治制度的评价、关于古代宗法制度的论断等，都运用了归纳的方法。这种方法对后人很有启发。乾嘉之学就是对顾炎武学问的发扬。顾炎武关于经学、史学等方面的许多见解以及其客观平实的研究方法在乾嘉学者中得到了继承、充实和发展。如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辨伪，程瑶田对于典制的疏通，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对于语言文字的研究以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洪颐煊《诸史考异》、陈景云《两汉书订误》、沈钦韩《两汉书疏证》、杭世骏《三国志补注》、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汪辉祖《元史本证》、赵翼《廿二史札记》等著作，可以说都是继承了顾炎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而又加以运用和发展的具体学术成果。后来的学者如清乾隆年间的崔述写《考信录》、清末俞樾写《古书疑义举例》，也采用了这种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当然，这种方法也有不足，仅仅依靠它是不能从宏观方面找到事物的本质的。这说明顾炎武《日知录》的考据方法被乾嘉汉学继承并发扬光大，而其“洞古今，明治要，学识赅贯”的大气学风，却只有到近现代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启蒙思潮中，即在反封建专制的民主化思潮和反玄学迷信的科学化思潮中，才能找到一些痕迹。

还要指出的是，在史学方面，顾炎武特别重视“志”和“表”的作用，他认为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不立“志”“表”是一个缺点。他还说:“郑渔仲(郑樵)言:‘作史莫先于表。’今观宋、辽、金、元四史，紊乱殊甚，不先作表，则史未易读也。”(《菰中随笔》)顾炎武对“志”和“表”的重视，正说明他看到了归纳排列材料对学术研究的意义。

【注释】

[1]原六卷，今仅存《营平二州地名记》1卷。

[2]生员，明清时代，凡经考试成为府、州、县学的学生，通称生员，俗称“秀才”。

[3]黄震，字东发，浙江慈溪人，著有《东发日钞》(又称《黄氏日钞》)，对理学有许多批评。

[4]达道，指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达德，指智、仁、勇;九经，指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三语皆出自《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