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开展

从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产生经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部著作反映的并不是他个人的见解，而是一个时代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于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根本看法。《意识形态的终结》既是那些冷战的实录，又非常自觉地充当了参与那场冷战的西方右翼知识分子的理论武器。它甚至成了他们的一个招牌和一个口号。但是，作为一部个人的著作，贝尔在其中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见解，并且千方百计地从当时的现实中去寻求其可靠的依据。因而在今天看来，它成了一部冷战的实录，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也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第一，《意识形态的终结》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构成要素互动模型。贝尔承认，《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冷战的产物，是一部“政治性”读物。不过，由于其所探讨的政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它为摆脱大陆社会学范畴结构作了一些努力。贝尔对社会的思考是以假定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分离为根据来进行的。贝尔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两者要么看作是合而为一的，具有调节行为的价值体系，要么看做是一个整体。在其中，物质世界的基础结构“决定着”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秩序。贝尔认为，这些观点混淆了不同社会历史水平上的不同变化节奏。在经济或技术方面的变化，由于它们是工具性的，是以“线性的”方式进行的。因为它随后存在着一个清晰的新陈代谢原理：假如某个新事物具有更强的效率或更强的生产能力，那么，从成本上考虑，它将被人们所使用。但是在文化领域，不存在这样的新陈代谢原理：文化的各门各派要么受到了传统的维护，要么因不同学术观点的融合而无规则地发生嬗变。但是审美的革新并不“淘汰”以前的形式；它们只是开拓了人类的文化种类。从历史上看，这几个领域有时会宽松地兼容在一起（如在18世纪，资产阶级的品格、文化和经济联成了一体），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例如在今天，它们处于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中。但是不存在一个必然的统一体。

第二，《意识形态的终结》强调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尤其是美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独特性。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前面两个部分探讨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他认为，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作为一个经济仲裁者，出现了国家的角色；家庭资本主义瓦解了，资产阶级从统治集团中分离出去；从害怕个人债务的封建社会向推祟享乐的消费社会的转化；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显赫的上层社会集团的形成；以及职业样式的基本变化，产业工人阶级的萎靡不振，工会的停滞不前，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假如精确地给予认定的话，那么这些结构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才得以明朗起来。因此，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都不适用于美国社会。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否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普遍性。

第三，《意识形态的终结》表明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20世纪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表现了极度的厌恶和恐惧。他们几乎出于本能地反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意识形态的终结》探讨了各种信念，探讨了某种信念体系，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世俗宗教的具体表现。不过显然地，其中强烈地带上了个人的主观色彩。因为，这种分析、这种语气和这种情感把贝尔这一代人的经历同他们对人性和历史的判断连结在了一起。同很多人一样，贝尔在年轻时（1932年，当时只有13岁）曾经加入过青年社会主义运动。他担惊受怕地度过了30年代和40年代。贝尔认为，当时曾经有过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一种超乎所有文明人想象的野蛮；还有过苏联的集中营，它们使所有的乌托邦景象都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因此贝尔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悲观主义、罪恶、悲剧和绝望中找到了其智慧的一代人。”

贝尔由此产生了对集体运动的恐惧，对政治的恐惧，以及对煽动仇恨的政治学的恐惧。并且这种恐惧形成了贯穿于他的一生的观点。这种恐惧首先在其专著《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52年）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那部著作探讨了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张力，一种“在不道德社会中的道德人”的状况。贝尔使用的一个支配性隐喻是某种“生存于这个世界但不归属于这个世界”^[10]的政治运动的两难境况。他认为，由于布尔什维克运动既不生存于这个世界，也不归属于这个世界，它不为“常规”道德问题所困扰。所以，为了达到其目的，任何一个手段，所有的手段——包括谋杀和恐怖——在道义上都是可行的。与此相反，在现实中谋求生存的工会运动务必使自己同社会相适应。但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基础。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势不两立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它很难获得成功，即使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也很难长期维持下去。

第四，《意识形态的终结》到一些西方国家对某些重大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去寻找和确证“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实践方面。贝尔认为，战后西方一些国家很快就走向了这条道路。例如在英国，克莱门特·艾德里（Clement A ttlle）工党政府在短短七年时间里便确立了贝弗里奇社会保障和国家卫生体系，为建立一个公正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贝尔还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多次提到了克罗斯兰。后者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反思，把平等、机会和美德作为工党想要实现的目标的核心。他后来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1964年）中阐发了这些观点。在德国，在贝德·戈德斯贝格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采纳了一个新的纲领。那个纲领抛弃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声明自己不再是一个“阶级政党”，认为民主是核心于任何社会主义的政治秩序的。它寻求改革而非革命。从这些国家的实践中，贝尔看到了改良主义的希望。为此，他推崇走一条有利有节的合法的工会主义道路，主张实实在在地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和福利待遇，在政治上采取温和的改良主义，建立一种工会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即，如他后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中说的那样：“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11]

第五，《意识形态的终结》还试图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寻求到理论的支持。贝尔认为，上述政治发展得到了一些当时的社会学家所进行的理论探索的支持。在《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中，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认为，阶级不可能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样是按照一个单一的尺度来对社会进行两极化划分的东西。曾经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的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eimer）强调了“以意识形态为旨归的19世纪政党的衰微”的主题。贝尔指出，也许，在20世纪30年代，由两个人提出的思想反叛是最为引以注目的。他们在说服思想界接受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一个是英国作家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他的著作《将来的权力斗争》在大萧条时期成为一本畅销书。另一个是路易斯·科莱（Lew is Corey）。他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1932年）认为，由于利润率的下降，一场无法避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已经来临。20年之后，这两个人都变成了混合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先驱。但是正如科莱说的那样，那是一种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统制的混合经济和经济计划。^[12]

贝尔还提到了莱纳（Lerner）的《控制经济学》（1944年）。他认为，莱纳为混合经济的理论基础给出了最为精辟的公式。莱纳曾经是一位托洛斯基主义者。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世人所关注。在当时，同奥斯卡·朗一起，他写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著名文章。那些文章就在计划经济里确立合理价格问题对路德维希·冯·迈塞斯和弗里德利希·哈耶克的挑战作出了回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他回到波兰，成为受苏联控制的新制度的一位官员的时候，朗不再提倡“市场社会主义”。莱纳后来移居美国，成为把凯恩斯原理应用于经济管理的最初作者之一。^[13]

贝尔指出，竭力推崇“意识形态的终结”论断的还有一个人物是瑞典政治评论家赫尔伯特·廷格斯顿（Herbert Tingsten）。1955年，廷格斯顿在总结斯堪地那维亚诸国经验之后写道：“重大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到处泛滥……无论是在保守党中间，还是在自由党内部，古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已经死亡；社会民主思想几乎已经丧失了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特点……‘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这些实在的词汇正在蜕变为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称谓而已。”

第六，贝尔提出了一个代替由“意识形态的终结”所留下的空缺的方案。他认为，

发端于法国大革命的19世纪意识形态的景象形成于社会的整体转变。在西方，出现在战后的常规见解是，市民政治学可能会取代意识形态政治学；按图索骥那样地组织社会的梦想将失败无疑；如不努力地澄清人类和社会的代价，就无法了解那些似乎必然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化；假如生活方式的变化（如土地的集体化）是不得人心的，那么就不会有这些变化。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在过去——以及在现在——被人们错误地称作政治学上的实用主义的观点……在自由主义的价值框架之内，这种观点热衷的是把解决问题看作是弥补社会弊端和无能的工具。^[14]

贝尔认为，建立一个常规的市民社会比建立一个反常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更加符合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世界状况。哪些国家实施了这一治国方略，哪些国家便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或者说，那些国家先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哪些国家便争取到了发展自己的时间和机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方案。它迎合了当时美国政治的需要。因此，当《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后，这个主题在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言论和信念中得到了共鸣。1962年6月，肯尼迪在耶鲁大学发表的一次毕业典礼的演讲中说道：

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妙和复杂。这些问题虽然无关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冲突，但是却关系到去实现共同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关系到去探索解决各种复杂而辣手的难题的经过认真推敲的方案。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决策中所面临的危险，不是来自将以激情扫荡整个国家的那些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重大论战，而是来自对某种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各种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的途径都同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案无关。^[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