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哲学大论战的反思

三次哲学大论战的反思

汪致钰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理论界曾先后发生过主题为“单一经济基础论与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及“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三次哲学大论战。大论战虽然过去了四五十年，但如何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使学术讨论回归其本真的学术性规定；如何通过学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以更好地执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何从哲学的高度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提升领导科学发展的理性思维素质等，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笔者不揣冒昧，试作如下阐述。

一、三次哲学大论战的经过

第一次大论战的主题是：在过渡时期，中国是采用“单一经济基础论”还是“综合经济基础论”。

杨献珍在1953年和1955年，先后撰写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两篇长文。文章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简称为“综合经济基础论”。与此同时，哲学界也在研究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1955年，即开展了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讨论，并一直延续至1957年。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围绕着如何理解“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以杨献珍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是一定社会中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即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具体说来，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成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而以艾思奇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经济基础不是指一定社会中现存的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指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即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并认为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只能是唯一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战的结果是“单一经济基础论”占了主导地位。

第二次大论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即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哲学命题，究竟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是黑格尔的语言，还是恩格斯的语言。

实际上，这场争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中央马列学院的学员在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对恩格斯关于“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命题有过不同的理解。

1958年《哲学研究》第一期刊登郭月争《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一文。同年8月，杨献珍写了《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唯心主义范畴的“同一性”和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一文。文章指出，“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和辩证法的同一性即‘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乃是两种范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不能……把它解释成为唯物主义的命题；更不能认为这个命题既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文章对郭月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发表，但文章的基本观点在后来公开争论中得到了反映。1959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发表于世诚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原理吗？》一文，至此拉开公开论战的序幕战。

这次论战涉及的问题很多，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如何理解恩格斯的话。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概括。另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命题。它如同精神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命题一样，是古今中外所有较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共同点，而且也是其全部哲学的理论基础、实质。

（2）思维和存在是否存在对立统一关系。一种观点认为，“矛盾的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不能用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的意义来解释，否则就很容易与唯心主义“原则同格论”相混淆。另一种观点认为，对立统一规律能够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与存在既相互联系着，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就证明二者具有同一性。值得提出的是，世界统一于物质而不是统一于精神，思维和存在统一的基础是存在而不是思维。

（3）如何认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原理与反映论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史证明，在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所有的唯心主义者都是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解决的，而唯物主义者则相反，都是用反映论而且只能用反映论去解决。所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从来都是唯心主义的原理，是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反映论对立起来，前者是问题，后者是答案。只有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正确的反映才是可能的。

争论伊始，双方都自认为是在真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批判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是一种学术上的争论。然而，由于这场论战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及需要哲学界为之提供理论支持等多方面的原因，因此，一方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杨献珍等由于坚决反对“大跃进”中种种唯心主义的行为而受到批判和打压。不久就把这场学术方面的争论引向对不同观点的批判，后来竟发展为对持不同观点的人、特别是对杨献珍等人的“围剿”和批判。

第三次大论战发生在1964年至“文化大革命”的前夜，论战的主题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

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发表艾恒武、林青山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一文，6月5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刊登了项晴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这场讨论就开始了。至1965年5月，全国报刊上发表讨论文章共四百七十多篇。争论围绕“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含义及其关系而展开，基本上有三种观点：

（1）合二而一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

（2）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通俗的、科学的、完整的表述，合二而一是形而上学矛盾调和论；

（3）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相结合，才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完整表述。

当时，在康生、陈伯达等的指使下，这场学术讨论不久即转变成对“合二而一”的政治批判。1965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观点。8月31日，康生、陈伯达主持草拟的《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发表，指责杨献珍以“合二而一”反对唯物辩证法，“同党大唱对台戏”；“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指责与杨献珍观点“大同小异”者，都是“为‘合二而一’论辩护”。他们定下了对“合二而一”政治批判的基调。“文化大革命”中，康生、陈伯达等人，进一步把“合二而一”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哲学”，使主张或基本赞同“合二而一”观点者，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

二、三次哲学大论战的教训

总起来看，三次哲学大论战都是一步一步地从学术讨论转化为政治思想的对立，进而导致了对不同观点者的政治批判和迫害。这既是历史的局限性，也是最引人心痛的教训。同时，三次哲学大论战也暴露出了当时某些制度运行方面的缺陷（制度瓶颈的阻碍）；暴露出了某些领导人非理性的思维方式的缺陷；暴露出了某些学者本身的缺陷（学术道德、学术伦理）。但笔者不同意那种从个人恩怨出发、纠缠于历史旧账、借总结教训为名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毛泽东的做法。在笔者看来，至少以下几点教训值得认真吸取：

（1）开展学术讨论一定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双百”方针，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¹⁾邓小平也说过，“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²⁾。

“双百”方针是党的一个基本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其重点，是发扬社会主义的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想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和保留自己的看法的自由，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当然，也不能把“双百”方针曲解为脱离任何原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的方针，谁也不能批评或干涉。

三次哲学大论战的负面后果是学术讨论的良好气氛被破坏，“双百”方针遭践踏，知识分子则受到伤害，使得人人自危。“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更是露骨地说：“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搞得百花凋零、万马齐喑。这是惨痛的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2）开展学术讨论一定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学术讨论，就能收到殊途同归的效果，最后归结到一个客观真理。同时有学者认为，应把学术争鸣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与政治思想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区别开来，指出：“批评、反批评、自我批评和百家争鸣并不矛盾。在不同观点的争鸣之中，本身就含有批评、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成分。”“不过，学术争鸣中的批评、自我批评和政治上思想上的批评、自我批评是有区别的。学术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以百家争鸣的形式出现的”。笔者认为，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简言之，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在平等的地位上展开，在探讨的气氛中进行。

开展学术上的批评与反批评，除了认真贯彻党的“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政策外，还要做到：第一，对批评的对象，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任何批评都只能根据客观的事实，保持严格的科学态度。第二，学术上的批评与反批评，要做到与人为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互相切磋，求同存异。第三，批评与反批评都要做到入情入理，既要晓之以理，又要动之以情。

（3）知识分子要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在三次哲学大论战中，有许多哲学工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对杨献珍等人的“围剿”。这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得不承认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因此，知识分子一定要继承、发扬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优良传统，既不违情趋时、躐径取容；也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要树立矢志不移的理想抱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自觉承担起“社会良知”的责任，对历史、对时代、对未来、对社会都要作理性的独立思考，切不要盲目跟风，一定要有自己的冷静观察、独特分析、独立思考。

还应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其思想的自由和独立性，以及特有的怀疑精神。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是根源于其科学精神的，这一精神尤其集聚于知识分子中的学者群体。如果将良知和理论当成两种相互联系的价值，那么，良知无疑具有优先性，因为“如果良知泯灭的话，那么理论的拙劣便会暴露无遗”。没有良知或凌驾于良知之上的理论是虚伪的。

（4）一定要妥善地处理好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这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尤其是哲学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容易分开。有学者认为，哲学属于上层建筑，是党性的科学，它代表着特定的阶级利益，公然声明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派性，因此，它当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的。哲学的学术问题，一般都是与特定的政治观点相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与学术确实也是难以绝对地分开的。但是，政治与学术毕竟是两个概念。它们有相联系的一面，却并不等同，这是其一；其二，这种相互联系，也有程度深浅和间接、直接之分。

我们知道，哲学与政治具有复杂的关系。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各自都具有特殊规定性和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因而彼此具有异质性，并且就此而论都有自己发展的内在逻辑，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物。同时，哲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哲学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上的科学属性，而且具有政治属性，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哲学的这种意识形态性质，是其价值性的突出表现。这就使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了同质的和亲缘的性质。哲学与政治的这种同质性、亲缘性，为政治家们把哲学隶属于政治乃至把哲学变成政治的婢女提供了某种根据和口实。

进一步说，哲学不应是停留在书斋中和头脑里的学问，它是与社会生活实践、与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科学。因此，哲学不可能在脱离了人类的现实命运之外得到生存和发展。具体说来，哲学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政治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哲学。问题往往在于，是什么样的哲学与什么样的政治相联系？对于这一点，哲学和政治都各有自己的边界和研究对象，都各有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对此我们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和研究思考。

反观三次哲学大论战，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把学术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按照这个逻辑，不同意见的双方，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说学术分歧就是反映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迫害了大批知识分子。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坚持极左路线的人，把学术研究中的政治因素与人的政治立场问题完全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变成了政治与人的关系问题了。

再加上三次哲学大论战时，由于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夸大为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动辄上纲上线，把不同的理论观点当作“反面教材”进行批判，把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来抓，把党内领导人之间在工作方针上的分歧和矛盾当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从而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局性“左”倾错误的发生，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三次哲学大论战发生的“语境”

在认真总结教训的同时，还应分析一下三次哲学大论战发生的“语境”，亦即当时的社会形势，这对于我们认真吸取教训是不无裨益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着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组织人民投入新制度建设的艰巨任务。与这一形势相联系，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则有一个清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马克思主义，确立无产阶级思想主导地位的斗争。当时在哲学上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就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方面。后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不断推进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逐步展开，哲学界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热烈讨论，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关于过渡时期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性质、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等一系列讨论。尽管当时的讨论还不很充分，学术争鸣的方式还很不完善，甚至有所偏颇，因此效果也不够理想。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些讨论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们反映了哲学对现实的关切与思考，也反映出学术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与积极性。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化，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进一步显露出来。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思想问题和决策问题，在一次次的哲学讨论中，以理论的形态得到一定表现，比如本文所讲的三次大论战。在今天看来，这些讨论的实质，都与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要面对现实要弄清楚两个“根本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意义在于要为回答上述问题探索哲学基础。

总的说来，这些讨论对于促进哲学研究的深化，加强理论与现实的联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完全弄清楚”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特别是由于党内出现了“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使有些讨论脱离了应有的科学轨道，科学的理性精神受到了轻视，因而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收获。但是，理论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现实中却不会消失，仍然要表现出来。理论上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必然带来失误甚至重大失误。

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机械教条的僵化思维发展到了极点，以至于“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哲学成为了现行政策的诠释学，成为了“政治的婢女”，不仅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给哲学和整个精神文明带来了严重的摧残，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反面的哲学典型。当时流行的“顶峰论”和“绝对真理论”、“反生产力论”等，公然蔑视科学真理、宣扬现代迷信。它们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根本违背实践的规律，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反理性的，是哲学领域里的大倒退。因此它们也必然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破产。而在最终战胜“四人帮”极左思潮、拯救人民事业的斗争中，正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坚定信念，才找到了制胜的精神武器。

四、反思三次哲学大论战的当下意义

三次哲学大论战的硝烟消散已近半个世纪而成为了一个历史事件。然历史事件的意义和价值往往蕴藏在历史事件的深处，它比历史事件本身的作用更长远。人们常说“以史为鉴、以史为师”，这体现了历史最重要的功用。事物是一个辩证统一体，三次哲学大论战的负面影响已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了，那么，三次哲学大论战有没有重要功用呢？答案是肯定的。三次哲学大论战同样有其重要的功用即历史启迪作用；同样能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以供时人借鉴。为此，我们应当站在历史发展的新高度，通过仔细梳理、小心揭示其被遮蔽的意义和价值。三次哲学大论战的意义和价值体现为：当时所讨论的问题贴近现实、贴近生活，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与政治关怀。

换言之，“三次哲学大论战”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同时也凸显了党的领导人号召学哲学的重要性。

（一）党的领导人大力倡导学哲学与普及哲学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的历史昭示我们，全党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的提高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科学世界观，是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它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就会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因此，党的领导人大力倡导学哲学与普及哲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试举两例。

1.毛泽东大力提倡学哲学与普及哲学

毛泽东不但对哲学有浓厚兴趣，自觉地运用哲学来指导实际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发表了许多哲学创见，而且有富于创新性的专门的哲学论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运用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他大力提倡普及哲学，呼吁哲学要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郭沫若兼任学部主任。毛泽东亲自指示和支持组建了哲学研究所等13个研究机构。

1957年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新时期后，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在向科学进军、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指导作用，提出了要开展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教育、宣传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指导，在多次讲话和批文中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³⁾这就是要求我们树立实事求是的辩证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是属于具体层次的思维方式，而是属于总体层次的思维方式，是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

1958年，毛泽东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还多次说过，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当时，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全民学哲学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普及化、大众化的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尽管其做法也有不够妥当的地方，但对广大群众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疾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要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在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印发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对于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推动极大。他还提出两个“一定要”：“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在他的督促和带领下，一时间在全党形成了一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的风气。

1963年11月，毛泽东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最经典的概括。

2.陈云积极倡导学哲学

1957年，陈云提出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理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还说：“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⁴⁾

1962年，陈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讲话，再次强调必须实事求是地“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推荐党的干部采取“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正因为陈云在经济建设中头脑比较清醒，既有求实的风格，又善于辩证思考，所以毛泽东在“大跃进”后重新考虑让陈云主持经济工作时，曾称赞说：“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陈云通过调查研究以达到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在改革开放的酝酿阶段，陈云意识到哲学思维的极端重要性。1977年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重申要恢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并特别强调：“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

1981年3月24日，陈云在与邓小平谈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的修改时，着重提出：“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同月，他又在与邓力群的谈话中指出：“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陈云还强调：“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⁵⁾

正如邓小平所说，陈云所提倡的全党学习哲学，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从而为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准备思想理论武器。

当然，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但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新时期新阶段强调学哲学的重要意义

1.强调学习哲学，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思想方法搞对头，以更好地执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具体说来，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从自身理论修养的需要出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便科学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从一个领导干部在重要历史关头应对突发性和复杂性变化的要求考虑，树立科学的认识论，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清醒地看到事物发展的本质，以便在关键时刻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正确地引领前进的道路和事物发展的方向；从党、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前途命运的高度进行思考，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人和培养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坚定理想信念，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科学的发展方向，以便实现国家的持续健康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2.强调学习哲学，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努力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尽量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

所谓理论思维能力，就是指运用科学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是衡量领导干部能力素质强弱的核心要素。胡锦涛指出，思想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理论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实际工作看，为什么有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工作领域拓宽，责任增大，就有力不从心之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理论思维能力不够强，具体表现为：视野狭窄，缺乏宏观思维，习惯于做事务性工作，遇事不善于从全局上思考谋划；想问题、做决策只顾眼前、不谋长远，缺乏前瞻思维，超前谋划指导不够；科学统筹抓落实不够，不能合理统筹领导力量，影响了工作落实的质量。这说明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是领导干部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工作全局、履行职责使命的迫切要求。

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直接目的之一，就是力图使党的执政活动不发生或少发生错误，尽可能不犯重大错误，一旦发生了错误则能够及时纠正，把错误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这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与不好，直接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得与失，关系国家的兴衰成败。中央领导在论述“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务必正确应对的时候，进一步要求必须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

3.强调学习哲学，就是要从哲学的高度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提升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科学发展的理性思维素质

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成果，从而成为我们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

（1）要深刻领会和掌握人是决定因素的观点。人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决定力量。领导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提高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领导科学发展必须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不断提高人的能力素质。

（2）要深刻领会和掌握实事求是的观点。科学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是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是最大的实事求是。发展必须着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继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加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成效、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3）要深刻领会和掌握系统与联系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以系统而存在，发展的过程就是系统中各个要素互为促进的过程。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讲的就是事物的系统与联系，经济社会建设是一个大系统，必须把单项工作放在系统的关系中加以把握，才能立足本职为全局作贡献。系统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有机结合，是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在起作用。只有把局部放在全局中思考，才能增强工作的整体性。

（4）要深刻领会和掌握矛盾与发展的观点。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事物就不断发展和前进。要在抓问题中求发展。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出现，抓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要在研究特殊性中求深入。研究和掌握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只有准确把握本地区本单位的特点规律，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好工作。要在抓主要矛盾中求突破。我们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不能把矛盾的各个方面平均看待，眉毛胡子一把抓，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5）要深刻领会掌握辩证发展的观点。辩证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贯穿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思想。看问题要坚持两点论，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也不能绝对化。在看待局部形势时，既要看到成绩更要看到问题。胡锦涛反复强调，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在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地看到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清醒地看到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清醒地看到自身的差距和不足，不断增强忧患意识，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新中国六十年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会偏离正确方向；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就不能繁荣发展；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缺少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这也是反思三次哲学大论战的旨归。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注释】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4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