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以来的演进

中国美学：现代以来的演进

张　法

摘要：中国美学借用了日本新词而定型，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为起源三大家，民国时期，朱光潜成为借用西方美学的中国美学体系的代表，宗白华在王国维的路上艰难行进，新儒学美学、海外华裔美学等亦如此。共和国前期，美的本质争论显示了苏联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美学掀起过七种浪涛。

关键词：中国现代美学　学科命名　民国美学　共和国前期美学改革开放后美学

作者简介：张法（1954—），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长江学者，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从事美学、审美文化、思想史研究。

中国美学在现代以来的演进，可总结为如下三点：一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出现与成形，二是中国现代美学的演进与世界美学演进的互动，三是这一互动对中国美学形态的影响。

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出现与成形

中国现代美学的出现与成形，可以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美学名称的确立，二是把美学渗透到中国文化的一切方面，即与中国文化原有的美学内容对接，三是结构出美学学科的内容。

先看第一个问题，美学名称的确立。aesthetics（美学）学科在西方文化达到现代阶段并向全球扩张而进入东亚之时，汉字文化圈在与西方的互动中，首先面临的就是找怎样一个词汇来与之对译。中国、日本，以及来华传教士，为此进行了共同的努力，提出了一批互相竞争的词汇：“佳美之理”，“审美之理”（传教士罗存德最先提出），“审美学”（日本小幡甚三郎最先提出），“论美形”或“如何入妙之法”（传教士花之安最先提出），“佳趣论”（日本西周最先提出），“美妙学”（日本西周最先提出），“艳丽之学”（中国颜永京最先提出），“美学”（日本中江兆民首先提出）⁽¹⁾。在所在这些词汇中，“美学”最终取得了胜利。现在回头去问为什么是“美学”一词取得了胜利，明显可寻的理由有二，一是当时著名学人采用此词，不但康有为在1897年，而且沈翊福在1900年，夏偕复、吴汝仑在1901年，都在美学的意义上使用了“美学”一词，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更是在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论著中采用此词；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美学”一词在晚清的教育体制和学术体制改革中正式进入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学术体系。1901年1月张百熙出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继而于1903年辞退西方教席（丁韪良等），聘用日本教席（服部宇之吉、岩谷孙藏、高桥作卫等），在日本教席的主导下，美学一词与一系列日语新词一道，成为教育体制中的正式语汇。1904年1月，张之洞等组织制定了《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美学”为工科“建筑学门”的24门主课之一。1906年初，王国维发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主张文科大学的各分支学科除历史科之外，都必须设置“美学”课程。⁽²⁾“美学”处在体制的高位之中，决定了其最终的胜出。

美在西方成学，其名称不是callology（美学）而是aesthetics（感性学），后者战胜前者。而汉语文化圈面对aesthetics时，在日本或在中国，诸多词汇竞争，后来成了“美学”与“审美学”两大词汇的对决。但原义最接近aesthetics的“审美学”落败，而与之较远的“美学”胜出。中文用“美学”来译对不对呢？现代汉语在词典意义上，把美与美感区分开来，就这一点来说，是有所偏颇的，会引起美学自身建构的许多困惑，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的本质的大争论，就与美与美感的区分而产生的误导有关。但从古代汉语看，美字既用于对象的美（《庄子》中有“西施之美”），又用于主体的美感（《孟子》中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还用于创美行为（《诗大序》中有“美教化”），美字兼有名词，形容词，动词三种词性，把这种一而三、三而一的“美”与“学”连起来，构成美学一词，比西方aesthetics更能体现这门学科的实质。且因美在古代汉语中的宽容内涵，更有助于解决美学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学界普遍承认了“美学”作为aesthetics这一学科的名称，本身就包含了中国文化的特性和中国现代文化面对外来文化时的一种态度。西方美学，在古代希腊发源，于近代德国得名，应合了西方文化现代性过程中的两种需要，一是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要求美学作为一个具体学科出现，表现为一种黑格尔式的美学结构，这主要是一种科学性的需要。二是现代人的宇宙宏图要有人性整体，美感作为对现代性以来在概念分工和技术分工下遭遇分裂的人进行全面整合的方式，表现为康德式和席勒式的美学。在这一意义上，美学是在现代性的历史发展和自我矛盾中产生的。从而，美学的产生和包含的问题，不仅是西方文化的问题，而且是走向现代性的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其次，让美学进入到中国文化各个方面。在美学学科名称过程中，出现了三位大家，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把美学推进到文化的方方面面。王国维第一个大力提倡美学，把握到了美学的基本特质：即美和艺术是让人从现实功利中超越出来，走向一种心灵净化之学。在美学领域上，他一方面把西方美学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艺进行对接，在小说、戏曲、诗词上开出了一片新境，另一方面把西方美学与中国材料融会，在审美类型上进行开拓，提出了古雅、优美、壮美、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新的范畴。王国维努力让丰富的中国艺术与美学对接了起来。蔡元培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突显了美学在教育体制和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位置，不但显示了用美育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全面发展的新人的现实需要，也让美学与教育体制和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对接起来。梁启超以《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等文章，在晚清的“革命”营造中，一方面使小说为艺术的最上乘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诗文书画为主体的艺术结构，另一方面让艺术成为唤起民众、塑造现代性新民的有力武器，显示了美学巨大的政治/社会功用。把美学的感染力与古代的文以载道结合起来，让美学与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政治文化对接起来。三大家不但形成了中国美学三种方向：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方向，蔡元培的学院美育方向，梁启超的社会功用方向，而且通过这三个方向，把西方型的美学与中国固有的现实/文化/学术对接，它呈现了：美学是存在的，存在于文化的各个方面。⁽³⁾

最后，作为学科的美学的出现。从文化上讲，美学可以关联到一切方面；从学科上讲，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由于中国古代并无美学概论一类著作，王国维把西方美学与中国材料的对接，还处在个案层面，难以形成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因此，直接移置西方美学原理著作就成了让人们确切地知道作为一个学科的美学是什么样的内容和结构的一种较好的方式。1917年萧公弼《美学概论》连载于《寸心》杂志，共出了6期，1923年吕澂《美学概论》和《美学浅说》出版。西方型的美学正式在中国出现。

以上三个方面的演进，完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建立：美学有了一个名称，可以与中国文化的每一方面相关，有自己的学科形式。第二和第三方面的分离，是中国现代美学一开始就出现的问题。在今天，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一分离对中国美学的巨大影响。

二、中国现代美学：在与世界互动中演进（从民国到共和国前期）

一旦中国美学以直接移置西方美学原理的方式来形成学科性的美学，这一方式就形成了自己的套路，这一套路决定了中国之外的美学在美学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套路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到今天。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现代美学的演进，就是这一套路的演进，而这一套路又决定了中国现代美学的演进，是在与世界美学的互动中进行的。

中国美学在形成自己美学原理著作时，西方正进入了现代美学时期，审美心理学与艺术哲学相互分离，特别是审美心理学成为主潮，因此，中国美学在形成最初的原理著作时，基本上是移置西方的美学原理著作，从1917年到1930年，中国共出了标准的美学原理著作6种，另有美育原理著作3种⁽⁴⁾。这些著作中，基本上是两个方向，一是审美心理型，陈望道《美学概念》（1927）可为代表，一是艺术哲学方向，徐庆誉《美的哲学》（1928）可为代表。这一时期，朱光潜留学西方，深深感受到审美心理学在当时西方的主流地位，并学得了全面知识，回国后发表了两本美学原理著作《文艺心理学》（1931年写成，1936年出版）、《谈美》（1932），综合西方审美心理学诸流派，形成了一个美学原理体系。如果说，初期的其他美学著作，主要是从西人的著作中得出资料和观点，那么，朱光潜不仅综合了西人的观念和材料，还用一个中国学人之心去体会这些观念和材料，并把中国材料融会进美学体系之中，使自己成为民国时期美学的代表人物。朱光潜的作学方式，也有其西方的相同对应物，这就是朗菲德《审美态度》（1920）。

当西方美学进入现代美学之后不久，苏联崛起，苏联美学继承的是西方古典美学，俄语的эстетика（美学）一词，直接来自于西文的音译（亚诺夫斯基1806年第一次使用，随后1830年出现在普希金的语汇中），有意思的是，俄语的эстетика，除了美学之义外，还是“美”、“艺术性”（相当于法语的beaux arts，美的艺术）、“艺术观”（相当于法语的philosophie de beaux arts，艺术哲学），看来，在俄语的эстетика中，既兼顾主观的美感与客观的美，还兼顾美与艺术。⁽⁵⁾然而，在俄国思想的崛起中，大概与俄罗斯的民族性和俄国革命的时代性有关吧，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学家（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如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都更强调美的客观性。苏联型美学随苏联思想于五四运动传入中国，随着苏俄美学论著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苏联型的美学著作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地位，在1930年—1949年出版的美学概论型著作9本⁽⁶⁾中，《辩证法的美学十讲》一看书名，就知其类型，蔡仪的《新美学》则为一面苏联型美学的大旗。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国时期，朱光潜《谈美》开其先，蔡仪《新美学》随其后，标出了西方和苏联两种不同类型的美学，而从出版的年代，则呈现了两种美学的消长盛衰。

如果说，朱光潜和蔡仪的美学代表了在学科上对西方美学和苏联美学的移置，那么，王国维的方向，即用美学的观念来重讲中国材料，特别是重讲中国艺术，表现在宗白华和邓以蛰的著述中，特别是宗白华在西方斯宾格列思想和国内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从一种世界文化比较的背景中（主要是中西比较），去探讨中国美学的独特性，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从这一条道路去走普适性的美学原理，却相当艰难，这条道路在中国台湾有两个方面的应合，一是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等，有相当的著述，但偏于新儒学因素，主要成为一种新儒学美学，二是陈世襄、高友工、叶维廉、叶嘉莹等，多以西方理论参照，呈现了中国美学“抒情传统”特色。从学科角度来说，由于这些以中国美学为基础的研究尚未从中国美学的独特性中走向一种普适性的美学原理，故其在美学上的影响，还未能进入到一种学科的高度。而从美学原理的研究视角来说，在整个20世纪，这一方向都只是一种背景。

共和国的建立，苏联型的世界史在中国取得了胜利，美学也随之发生转变。民国时期曾风光一时的以朱光潜为代表的西方美学在共和国前期遭到了彻底的否定，苏联模式开始一统天下。然而，正如中国现代性在朝向苏联模式的同时也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苏联模式的美学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共和国初期的美学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重新确定美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前面说过，美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简单地推衍出一个美学肯定是不行的，于是1950—1960年代展开了一次关于美的本质的学术大讨论。在以美的本质为基础的美学类型里，讨论美的本质，成了共和国前期重建中国美学体系的基础工程。怎样确定美的本质呢？苏联模式的哲学框架已经决定了讨论这一美学根本问题的运思理路。世界的总体，归根到底，无非是两种可能：客观和主观；在客观和主观这一范围来思考，还可得出一种结论：主客观的统一；如果再加上历史和现实，又可以得出另一结论：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共和国前期中国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的大讨论，正是由这一思维模式可能得出四种观点：第一，美是客观的，以蔡仪为代表，人称为客观派；第二，美是主观的，以高尔泰和吕荧为代表，人称主观派；第三，美是主观客观的统一，以朱光潜为代表，人称主客观统一派；第四，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以李泽厚为代表，人称社会派。四种观点相互争鸣，从1950年代争到1960年代，谁也说服不了谁，极有意思的是，苏联美学先于中国出现这些观点⁽⁷⁾，两国学人并未通气，而是相同的思维模式使然。但在中国大多数学人倾向于同意李泽厚的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的观点。196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高校文科教材，在中宣部长周扬的主持下，制定了224门课程297种教材的编选计划，美学是其中之一，王朝闻出任主编，其基本思想是以社会派为基础的。这本教材名为《美学概论》，于“文革”之后的1981年出版，但其内容和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共和国前期的美学体系。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世界形势发生大变。中国于1978年启动了改革开放，中国美学也与时俱进，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变化，如果说，共和国初期，中国是以苏联为榜样，那么，1978年以来，中国以现代化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为框架，承认了西方世界作为发达国家的地位，同时承认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并树立了朝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有了一个新的方向，特别关注作为世界主流、已进入发达阶段的西方文化。在美学上，据吴伟统计，1980—1999，出版西方的美学译著有224册（其中1980年代为143册，1990年代为81册），而苏俄译著只有53册。西方美学译著其内容之广泛，包括几乎所有20世纪出现的主要美学流派的作品⁽⁸⁾。自80年代以来，是世界产生大变化的时代，也是中国融入世界、与世界进行全方位互动的时代，也是中国美学，产生了巨大变化的时代。主要体现在，首先是重新审视世界，全面重视作为世界主流的西方美学。其次，在全球化的多样性中，对美学有了一个全球性的观照。最后，本土资源开始高涨并逐渐地进入到学科性的美学原理之中。

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角度回顾，中国现代美学的演进可以归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与西方美学互动，然后与苏联美学互动，最后回到与西方互动，并开始兼及与其他方面的互动。

三、中国现代美学：在中外互动中演进（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美学的格局，一开始就是三条线，一是外国资源的翻译，并在总结外国材料的基础上写出外国美学的原样。其成果不外是各样的有关外国美学的论著，如西方美学史、苏俄美学史、东方美学史，等等。二是用美学的观点去看中国资源，既忠于原样又用现代观点去诠释古代的材料，形成中国美学史。三是从学科上写出自己的美学原理。这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互相关联，而三个方面的进展达到什么程度，都要体现在美学原理的写作上。因此，中国美学的演进，主要是围绕着美学原理是怎么演进的。

民国时代，朱光潜《谈美》是以审美心理学为中心建构美学原理的，蔡仪的《新美学》是以苏联的客观派为模式来建构美学原理的。建国以后，中国美学师法苏联，但苏联美学家和中国美学家同时发现了美学的复杂性，于是要以美的本质为基础重新讨论美学的体系结构，苏联出现三派：客观论、主客统一论，自然与社会统一论。中国出现四派，多了一个主观派。苏联美学如此划分，是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来看的，其实，在与西方美学的互动中，苏联美学在论争中显出一种新的特点，即对价值论的强调，无论是主客统一派的卡冈，还是社会派的斯托诺维奇，都认为美是一种价值。而中国美学争论的结果，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派基本上转向了实践派。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美学原理的体系性著作自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开始，喷发而出。据刘三平统计， 1981—2002年，共出版美学原理著作242本，其中各类如下：⁽⁹⁾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这众多的美学原理著作以及2002年以后的著作，可以作出如下总结：

第一，共和国前期的各派在改革开放时代形成体系的努力。朱光潜出了《谈美书简》（1981），通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修改自己的主客观统一说，从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主客观的统一转到了一种自己新释的实践观点之中；高尔泰出了《论美》（1982）的论文集，把共和国前期的论文与改革开放的新著放在一起，但其新著已经明显地从美是主观的转到“美是一的光辉”，把美的根源从社会性深入到宇宙学。主观派和主客观统一派在主要观点上的暗转，其新说尚在重新探索的途中，未能建立起新的体系。因此从美学原理体系的角度看，可以将之忽略，但何为两者建立不起自己的体系，却留下了思考的空间。与这两者相比，蔡仪主编了《新美学》（三卷改写本1985—1999），坚持着自己的旧说，并将之丰富；李泽厚将自己的社会论美学，通过对哲学关键词的重释（提出主体性），对方法论的重塑（从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点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点），变成实践美学。这一转变对中国现代美学史和中国美学原理体系的演进来说，非常重要，构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学的第二大特点。

第二，实践美学成为主流。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虽然主要代表了共和国前期的思想，但已经突出了人类实践的重要，正如李泽厚在共和国前期的思想，虽然大标社会性，但其内涵也包含了实践的内容。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下进行的时候，从社会美学到实践美学的学术商标的转变已经定局。共和国前期的社会派美学在改革开放后重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加上康德的助力，在马克思的路线上从社会—历史到主体实践，在康德的路线上给同一个西文词subject不同的汉译，从而得出本质上不同的含义。以前是“主观”，现在是“主体”，主观是一种观念，主体则是包括观念在内的人，更主要的是指一个在实践中的人。作为主体的人，进行着自己的历史实践，在实践中既改变着世界，又改变着人自身（包括人的物质形态、文化形态和观念形态）。通过这一不同的汉译，完成了从社会派到实践派的理论质变，进而形成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声势浩大的实践美学。实践美学是一种具有宏大叙事的大美学，用李泽厚自己的话说，是人类学本体论美学，这一大美学如何具体化为具有学科性质的美学原理呢？“要用最简约的话来把握实践美学的美学原理著作，可以为：两个理论预设，一个美学综合。两个预设，一是起源决定本质，二是本质决定现象。实践美学通过实践哲学来解决美的起源问题，通过解决美的起源问题来解决美的本质问题。一个美学综合就是把美学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想和潮流综合为三大方面：美的本质，审美心理学，艺术。实践美学的两个预设显出了它在宏观图景上的本体论的特点，一个综合显示了在学科建设上的取向。实践美学真正的成就是在学科取向上对美学三范围的划定。”⁽¹⁰⁾80年代以来的众多美学原理著作在这一基本结构下产生出来。实践美学在宏观图景的两个预设，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思维模式上的理论原则，这很早就遭到了现代思想毁灭性的批判：从起源推不出本质，用本质不能本质地说明现象。因此20世纪西方美学不讲美的起源，也不讲美的本质，至少不用古典的方式讲美的本质。“实践美学用实践把这两个预设统一起来，主要建立在苏联—中国式历史唯物主义上的实践观念，统一两个理论预设的结果，产生了两个基本原理，一是这个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其直接的效果是用初级的工艺学产品的美来代替高级的精神生产的美。二是为了用实践去综合主客二分反而固执于主观二分。由于第一点，用生产活动去找美的起源，结果实践美学的美的起源论变成一个纯理论的逻辑清谈，得不到任何一个文化人类学个案和原始艺术个案的支持。由于第二点，固执于主客二分，结果把美学史上西方人本已讲得很好的审美心理学（距离、直觉、内摹仿、移情，还有精神分析和完型美学、现象学美学，等等）退步为苏式普通心理学的机械演绎，同时也把艺术部分变成了创作、作品、欣赏三分的艺术学老生常谈。因此，实践美学的美学套路可以用三句话来总结，用生产劳动讲美的起源，用普通心理学讲审美心理学，用普通艺术学讲艺术。不管实践美学有着怎样的弱点，它用实践功劳卓著地把美学三大块综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式的美学原理。”⁽¹¹⁾在这一综合里，有中国古代思维的综合机能在起作用，与西方当代美学的学科取向一比较，就非常鲜明。这里最需要指出的是，实践美学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加康德——所暗示出的文化意义。实践美学中的马克思，已经不是社会学美学中的马克思，用李泽厚的话来说，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卢卡奇，阿多诺一线（批判的一线），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线（革命的一线），而是康德、席勒、马克思这一新线，是从康德发展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论》第三卷的马克思，是一个人类学本体论的马克思。这样，马克思加康德，构成了实践美学回归西方古典的哲学和美学取向。

第三，审美活动论的转向。1988年，蒋培坤在其新著《审美活动论纲》、叶朗在其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中，同时提出，审美活动是美学研究的中心，构成改革开放后美学发展中以审美活动为中心点和关键词。从审美活动论与实践美学一样，先在苏联出现，后在中国出现，就可以感到其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但审美活动论在中国此时出现，却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和象征意义。从纯学理上说，一是“活动”这一概念减少了“实践”概念在实践美学体系中包含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逻辑理念；二是“活动”把一种以本体论为基础的研究转到了一种以审美现象为基础的研究。因此，审美活动内含了一种变革，不仅是一种美学上的本体论转向，而且与中苏文化中的现代性重思关联。从实际上看更有意味，蒋培坤的《审美活动论纲》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为基础，要从与实践派相同的一个经典中，得出与实践派略有不同的结论，重建以审美活动为中心的美学。叶朗《现代美学体系》与蒋培坤《审美活动论纲》相反，大量引用中国古代和西方资源，这里对西方资源特别是对西方现代资源的运用尤其值得留意⁽¹²⁾。这样，两本以审美活动为中心的代表作，从学科体系来说，当然有自己的理路，而从文化的背景来看，特别在与实践美学的比较中显示了出来。如果说，实践美学是马克思加康德，那么，审美活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蒋著）加西方当代理论（叶著）。这两个“加”字的联合，和对“加”两边内容的理解和兴趣，透出了中国美学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背景和运行动向。

第四，后实践美学的出现。1980年代，实践美学曾遭到过一老一新的挑战，老的挑战即高尔泰在《美是自由的象征》（1986）中用超越历史实践的宇宙之美对以历史为限的实践之美进行了不指名的批判，新的挑战是刘晓波在《选择的批判》（1988）用个体主体性的感性来否定社会历史实践中的集体理性，但只显示了一种个别性的学术争论。1990年代，对实践美学的批判则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阵势，这就是自称也被称为后实践美学的潮流。根据实际情况来对“后实践美学”下一定义，并按“后”（post‐）西文用法，从广义来说，就是在作为美学体系的实践美学之后出现的一些与之不同的另一种或另几种体系的美学。在这一意义上，生存超越美学、生命美学、否定主义美学、怀疑论美学、生态美学等，都可以归纳到里面。从狭义来说，它只关系到与实践美学有着紧密联系的美学，即通过高举批判实践美学的大旗而出场的美学；就后一方面来说，真正的实践美学，就是杨春时的生存超越美学和潘知常的生命美学。1998年杨春时把自己1990年代以来写的文章按体系的方式修订为《生存与超越》一书；2004年，又写了《美学》，用一种教科书的方式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了。潘知常则以《生命美学》（1991）、《诗与思的对话》（1997）、《生命美学论稿》（2002）为主系统，呈现了生命美学的思想。后实践美学说自己是对实践美学的继承、批判、扬弃与超越。把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主要概念即实践、生存、生命放在一块，可以看出三点：首先，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中心词，都是一种哲学概念，因此两者的争论，首先是一场哲学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着基本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的哲学对子进行。实践美学是历史本体论，后实践美学是生存本体论和生命本体论。两种本体论都承认如下一些共同的对子作为自己的思维工具：物质性与精神性，社会与个人，理性与感性，现实与超越，规律与自由。但在这一基本的对子中，两者强调的重心完全不同，并由于这一不同而呈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人在社会和历史中的不同定位。实践美学强调在物质基础上的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在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与个人的统一，在现实基础上的现实与超现实的统一，在理性基础上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在规律基础上的自由与规律的统一。后实践美学强调精神性、个体生命、超现实、感性、自由在美学上对理性、物质性、社会、现实、规律的绝对重要性。其次，由于对这些对子中的重要性的不同强调，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对立在一种怎样看待历史和现实的问题上彰显出来，实践美学对历史和现实采用了一种肯定的态度，认为历史和现实正是人之为人的自为确证，美正是这一人的自我确认中的体现（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后实践美学则对历史和现实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认为历史和现实是人的一种异化状态，是对人的理想性的否定，这种人的理想性，在杨时春那里是人的超越性与自由性，在潘知常那里是人的理想本性、最高需要、自由个性。在杨、潘看来，只有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否定，人的理想性才得到了突显，而美正是对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否定和超越之后的理想性的彰显。再次，由肯定或否定历史和现实，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在真、善、美的关系上显出了差异。在实践美学看来，美是合规律性（真）与合目的性（善）的统一。也就是说，美是真与善的体现。在后实践美学看来，真与善由于与历史和现实相连，都是低级的，而美由于是对历史与现实的超越，因而是高级的。在杨春时那里，表现为现实的生存方式与自由的生存方式的对立，以及现实意识与自由意识的对立。审美作为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自由意识是对现实的生存方式和现实意识的否定和超越；在潘知常那里，表现为实践活动、理论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对立，前两者“由于它们都无法克服手段与目的的外在性、活动的有限性与人类理想的无限性的矛盾”⁽¹³⁾，因而是低级的，而审美活动正因为与人类理想相连，而成为人类活动的顶峰。而把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关于真善美的结构与朱光潜在《谈美》中所体现的西方美学的真善美结构相比，可以看到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关于美在人类思想和人类活动中的根本不同，西方美学在真善美上是平列结构，而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都不是平列结构，实践美学由于高扬实践，有把美“等同于”真和善的倾向，从而往往把美低俗化，这在其社会美的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清楚；后实践美学由于否定实践，有把美对立于真和善，并加以等级区分，进而否定真与善而只肯定美的倾向，从而绝对地把审美理想化，按照这一思路走下去，广大的审美领域都要被他们否定为非审美性质。第四，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思想基础有了明显的不同，实践美学是马克思加康德，立根在西方古典上，后实践美学是海德格尔等的生存哲学和狄尔泰等的生命哲学，依托着现代西方。如果把前面讲的“审美活动论”作为一个环节加进来看，这就是从实践美学的马克思加康德的古典西方，到审美活动论者的马克思加现代西方的西方整体，再到后实践美学的以现代西方为主，形成这样一个发展大线。这一美学的发展大线又是置放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上的，它与中国从苏式革命性到中式革命性到中式的改革性的战略转变中，中国学人重新看世界历史，重新思考人类演化的思想转变，显示了一个基本相同的过程。第五，虽然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有着不同的哲学资源背景，但二者又抱着同一信念：解决了哲学问题就可以解决美学问题，从而都是在哲学的大概念上做文章。这对于作为宏伟叙事的大美学来说，是必要的，但一种美学的完全胜利，不仅在于大美学观念的建立，还在于将之学科化，用之解决具体的审美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实践美学的问题同样也是后实践美学的问题。正如审美是实践活动，又有什么不是实践活动呢？审美关系到生存、关系到生命，又有什么不关系到生存、不关系到生命呢？正如以马克思加康德为基础的实践论一旦运用到美学的学科建构和现实审美上会有很多困难，生存和生命一旦运用于美学的学科建构和现实审美上同样有很多困难。可以想一想，生存论和生命论会如何运用了美学的三大部分——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而形成自己的美学原理体系呢？如何解释人面对夕阳的美感、面对情人时的迷醉呢？种种后实践美学在扩大美学的研究角度和推进对美学本质的理解上是有很大功劳的。把扩展角度和推进理解。提升为一种本体论转向，想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批判实践美学，想重给美学一个新的本体论基础，这一基础要具体成为一个学科的美学。虽然杨春时已经写了《美学》，潘知常已经写了《诗与思的对话》，但其体系要达到一种相对完整的美学原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上四个特点，都是围绕着如何建立美的本质来进行的。而西方美学已经否定了美的本质，这里显示出了中国美学还没有走出苏联美学的影响，也没有走出西方古典美学的影响。前面说了，西方美学显示出了一种无中心倾向，呈现了三种类型的美学，其中的两类，即流派美学和文化美学，都是从新的角度进入美学，而且与标准的学院美学（美学原理）无关。进入新世纪，中国美学在与西方的互动中，也出现了两种与美学原理无重大关联的美学：生态美学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前者类似于西方的流派美学，后者类似于西方的文化美学。

第五，生态美学的兴起。同样是在199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了生态美学。⁽¹⁴⁾在西方，生态美学（以及与之有关联又有区别的环境美学）⁽¹⁵⁾属于流派美学，流派美学之为流派，都有一种形而上的整体关观，然后把这一流派独特的关怀推衍到美学上来。从一种历史的宏大叙事讲，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生态社会；从一种现实的紧迫性上讲，现代性以来的历史演进极大地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而这一破坏是与现代性以来人征服自然这一观念和与之相应的行动相关联的，生态学成为工业化之后人类自省的产物和人类自救的方式。生态问题成为人类在享受现代化成果和遭受现代化痛苦时必须进行思考的问题。如果说，中国的社会学美学与1950年代对“烟囱林立绕白云”型的人化自然思想是一致的话，实践美学是对整个现代性人征服自然型的“人化自然”相一致的话，那么，生态美学则是对人征服自然的“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所代表的人类至上思想的一种反动和超越。如果说，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对立是在人的社会整体性和个人自由性上的对立，从而都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美学，由人的审美活动而生出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等一切美学领域和形成美学体系；那么，生态美学则是一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学，生态大于人、高于人，需要人去体察、去关爱，更主要的是，去敬畏。这样，生态美学有了一个与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完全不同的本体论的出发点。对于生态美学产生的动因和逻辑，第一，它不但与世界主流思想相应合，也与中国发展带来的生态形势相关联。因此，当曾繁仁说，生态美学是中西交流对话的产物⁽¹⁶⁾，看到的正是生态美学所包含深厚的世界性和中国性理由。如果说，一种新的美学的出现总与一种新的美感经验和美感结构的产生相关联，那么，生态美学是要把一种新型的美感注置进人们的心灵中去，让人对人生的态度和对自然的态度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第二，中国美学的主潮一直把美学提升到一个世界观的哲学高度，从实践美学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强调美学是哲学的顶峰，到后实践美学强调只有审美才与人的自由性和超越性相关连，同样把美看成人的本质的最高实现，因此，当刘成纪说，中国美学发展的基本关结和演化逻辑是从实践美学到生命本体论美学（即后实践美学）到生态美学⁽¹⁷⁾，强调的正是生态美学代表的一种美学整体观点的转变。然而，生态美学虽然具有一种整体胸怀，但这种整体胸怀如何形成一种美学原理，在理论上还没有理顺。首先，从命名上，在美学前面加上生态，像是一个美学部门，而不像是一美学整体，与之并列的可以是自然美学、艺术美学、工艺美学、生活美学……而目前一本最成体系的生态美学著作——徐恒醇《生态美学》（2000），也呈现出了生态美学在建构美学体系上的问题。虽然徐恒醇深刻地认识到，生态美是把人的生命过程和人生体验放在生态观念中的一种重塑，生态美是把生态意识植根于人的感性情感之中，呈现了一种人生境界⁽¹⁸⁾，但其《生态美学》显示的不是一个整体美学，而是一个部门美学。《生态美学》目录如下：导言（1生态美学的缘起，2生态美学的内涵和意义）；第一章　生命意识与生态审美观；第二章　传统美学的审美范畴；第三章　生态美；第四章　生活环境的生态审美塑造；第五章生态环境与城市景观；第六章　生活方式的生态审美追求。前三章是对生态美学的定位，徐恒醇认为，传统美学包括自然美、社会美、技术美、艺术美，而生态美是不同于这四种美的一种新型的美。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定义，后三章呈现的生态美学的三大领域：城市景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这样整个《生态美学》把生态美定义为一种部门美学。把生态美学视为一种部门美学，是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正因为有这种看法，因此，与后实践美学需要在与实践美学的激烈战争中崛起不同，生态美学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拥护，一种整体论美学的崛起在中国学人只有一个正确的心理定式里，激烈的争论不可避免，而当生态美学被理解为一种部门美学的时候，任何一种美学都可以将之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因此，我们看到实践美学的最坚决的捍卫者张玉能写了《实践美学与生态美学》（2004），后实践美学的代表杨春时写了《论生态美学的主体间性》（2004）。这与曾繁仁、刘成纪视生态美学的出现为一种本体论的转向是不同的，而生态美学作为一种本体论的转向，要取得成功，必须走向一种具有生态内涵的美学原理。生态美学如何由本体论的美感经验的转变而形成自己的具有生态美学整体性意义上的美学原理，只是作为部门美学，还是成为一种普适性的美学原理，将决定生态美学在中国美学中的地位。

第六，日常生活审美化。自2002年，陶东风把文化研究的重心放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上来，自2003年底至2004年初开始，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成为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学术热点。其主要代表从文艺学界的陶东风、王德胜、金元浦，到美学界的高建平、周宪、陆扬、刘悦笛，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西方资源，从最初的韦尔施、费瑟斯通（M.Featherstone）等，扩展到同时代的一些名家，如波斯特丽尔（V.Postrel），形成了一个后现代全球化时代消费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周宪），再扩展到本雅明、西美尔、波德莱尔（陆扬），形成了一个现代性兴起以来的都市化日常生活，进而扩展到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高建平），还加上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马克思的“实践生活”（刘悦笛），日常生活审美化，变成了“美学和艺术向日常生活的回归”（高建平）和走向具有普适性的“生活美学”（刘悦笛）。⁽¹⁹⁾在这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三个向度中，最初是后现代和全球化时代消费社会中的商品美学和设计美学。后现代全球化的消费社会里，商品不是一般按照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而呈现出来的具有一般性的商品，而是按照后现代的符号规律呈现出来的具有差异性的品牌（这一直是符号美学研究的内容）。一切生活的样式，不是按照实用目标（使用价值）而生产出来的有用的物品，而是按照设计目的而设计出来的具有艺术性和美学性的艺术的物品（这一直是技术美学研究的内容），而这些具有差异性和艺术性的品牌，一是在电子媒介主潮中出现的，二是电子媒介理论认为，媒介本就是一种世界观，由此推知，媒介本身就是一种审美观。消费社会中的具有差异性和艺术性的品牌，本身就是在社会场域中流动着和展示着的媒介，本身就是一种美的显现（这一直是媒介美学研究的内容）。与西方社会演进相关联而且本身就是其反映的三种文化美学，汇合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浪潮。当中国美学与这一浪潮互动之时，正是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而正成为新兴工业国家之时，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最初的灵感，是由中西在全球化中的碰撞而生，由此，一方面理解西方美学的最新进展，另方面又用来说明中国在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中的新的审美现实。这一话语随即向两个方向延伸，一是由全球化的消费社会伸向了现代性的都市生活，二由全球化的消费社会延向了美学的基本理论。这两个方面都引起了中国美学格局的变化。前一个方面是回溯到波德莱尔、本雅明、西美尔的都市美学新论，充满了对都市矛盾性的智慧分析，因此，这一延伸在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增加历史厚度的同时，呼应着对日常生活审美化一出现时就对之展开的批判（童庆炳、毛崇杰、鲁枢元、杨春时、赵勇、彭锋⁽²⁰⁾），这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种文化美学必然要经历的一场阵痛，这里的激烈论争，显示了一种文化美学在中国的回荡。后一个方面是回到美学核心，杜威的实用生活美学是一种美学原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也是一种美学原理，维特根斯坦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与生活有关的哲学本体论，马克思的生活实践也是一种与生活相关的哲学本体论。因此，这一走向关系一种美学宏大叙事的建立，甚至把生活美学的兴起看成是古典美学的黄昏⁽²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古典美学的审美的无功利错了，审美是有功利性的；美与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日常生活审美化、向都市美学的延伸及其理论论争，呈现的是一种文化美学，那么，向生活美学的延伸及其理论建构，则是向美学原理进军。如果从全球互动来看日常生活审美化及其两个流向，则与中国现代美学中一开始就存在并一直发展着的走向关联起来了。

第七，全球化中的本土精神的高扬。从西方的角度看，生态美学是一种流派美学，从美学原理的角度看，它从一种自然的角度迈向了一种全球化时代的美学整合，而这一整合正好与中国文化对自然的态度是一致的。从自然科学和环境生态的角度产生的生态美学在进行一种新的整合过程中，经历着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种全球共有的生态意识出发来建立一种生态美学；第二阶段，在建立全球化生态意识的同时会发现，人类文明在工业化以前，是一种生态文明，而现代性的工业文明是一种反生态文明，而现在则正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向生态文明复归。这时，从工业文明之前的文明去寻找各文化的本土生态的意识，就会出现（在中国学人中已经有了一部分从中国古代资源发掘生态美学的论述）。当各文明的生态美学得到充分的揭示之后，就会达到第三阶段，一种融会古今和融会不同文化资源的全球性的生态美学就会产生出来。从西方的角度看，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种文化美学，从美学原理的角度看，它是一种从社会的角度走向一种全球化时代的美学整合，而这一整合正好与中国文化对社会的态度是一致的。从社会科学和日常生活的角度而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或生活美学在进行一种新的整合过程中，经历着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种全球共有的消费社会出发建立一种生活美学；第二阶段，在建立全球的生活美学意识的同时会发现，在后现代/全球化的消费社会之前，有着丰富多样的生活美学，而现在的生活美学，还是在一种统一的形式美法则和统一的机器化生产中产生出来的技术美学和设计美学，而在其他非西方文化中还有着在不同宇宙观、生活观、审美观中的生活美学，这时思考就会达到第三阶段，不但从现在的消费社会以及由之而来的西方文化中去寻找生活美学的原理，更从各非西方文化中去发现不同的生活美学的原理，从而构筑一个融会古今和整个不同文化资源的全球性的生活美学。从这一角度看，生态美学和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两股美学新潮，除了自身由西方而来的学术史和话语史，除了与中国当前现实碰撞而来的当下美学关怀，还包含着一个内在的倾向，即向着中国本土美学的回归。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立与统一，一直是后现代/全球化以来的重要主题。从已经进入到后现代/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再回过头去看世界美学的演进。自分散的世界史到统一的世界史以来，世界美学经历着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各非西方文化发掘自身的本土美学资源，并将之与具有学科形态的西方美学对接；第二阶段，在对接过程中发现各本土美学资源的特色；第三阶段，在多元文化的诸本土美学资源的比较中，达到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全球性美学。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现代美学的演进，在美学之初，王国维用整个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对接，但这一道路很快被急迫的西方美学原理引进所打断，特别是朱光潜以《文艺心理学》、《谈美》的系统理论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并成为中国美学的旗帜之后，王国维的方向虽然仍具有活力，体现在民国的南宗（宗白华）北邓（邓以蛰）之中，但其影响主要在中国古代艺术领域，而不是正宗的美学领域。共和国前期的美学大讨论中，宗白华写过《美从何处寻》的论文，但与按苏联美学模式而生的美的本质论四大派的引领时尚相比，没有任何影响。改革开放后，美学大家李泽厚深化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深入到中国古代思想和艺术中去，《美的历程》（1981）是其代表。一旦到这一领域，宗白华的伟大就呈现出来。宗白华的影响正是在李泽厚为宗白华《美学散步》（1981）做序中，大赞朱光潜和宗白华为中国美学的两位大家之后，迅速高升，并成定论。然而，宗白华的定位在实际上还是有问题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宗白华的影响基本上仅是在中国古代艺术领域，而进入不了改革开放后如浪潮一般涌出的美学原理著作中。

由王国维开辟的中国与西方全面对接的道路，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由民国学人开辟的直接移置的西方美学原理的道路用了一条短平快的方式，而这一方式一旦占据要津之后，就阻碍和遮蔽了王国维方向的正面展开。当改革开放以后承认朱光潜和宗白华为美学双峰之后，实际上承认了两条道路的合理性。中国美学特色的真正出现，是两条道路的完美结合。这一结合仅仅从西方的美学原理框架中是难于产生的。其实凡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成一家之言的，都在努力结合这两个方面。正像在中国现代性的重建中，运用中国经验一直活跃着（从知识界的新儒学思潮，到国民党倡导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提倡的民族形式），在中国美学重建的过程中，运用中国经验一直是中国学人的一种努力，朱光潜在按西方美学原理框架呈现自己的《文艺心理学》、《谈美》时，也尽量使用中国的例子，只是这种努力成了以中证西（用中国的例子来证明西方的理论）的方式让中国化入世界。改革开放后，李泽厚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和中国古代美学的梳理，一直力图把中国资源引进美学原理的建构之中，只是他的由马克思加康德的构架太强，阻碍了中国资源在理论层面的进入；因此他的《美学四讲》（1989）基本上还是西方式的体系，本来李泽厚的思想中心就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标准，中国资源也能作为一种例证。叶朗提出了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贯通，东方美学与西方美学的融合；然而，无论是20世纪后期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1988），还是在新世纪推出的《美学概论》（2009），中国思想并未在其美学原理中从理论上树立起来。在全球化时代里，当中国重新思考中国整体性和世界整体的时候，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结合起来，把结合着古代与现代的中国与具有文化多样性的世界汇通起来，成为中国学术和中国美学的一种新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呼唤着一种全球化中的本土美学，这种本土美学不仅与古代中国相连，与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性相连，更是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整体相连。在这三种关联中，不是要用哪一方和哪两方去证明另一方，而是在三方的合力中对三方的超越，在这种超越中达到一个新体系的产生。

【注释】

(1)“佳美之理”，“审美之理”（由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86年的《华英词典》所用），“审美学”（由日本小幡甚三郎撮译、吉田贤辅1870年校正的全二册《西洋学校规范》所用），“论美形”或“如何入妙之法”（由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73年的《德国学校论略》所用），“佳趣论”（由日本西周1870年的《百学连环》讲义所用），“美妙学”（同一个西周1872年的《美妙学说》[进讲草案]所用），“艳丽之学”（华人颜永京1889年翻译出版美国心理学家海文《心灵学》时所用），“美学”（日本中江兆民1883年译《维氏美学》（上下册）所用，该书翌年3月由日本文部省编辑局先后刊行）。

(2)关于美学一词的缘起和成为定译，可参：黄兴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近代中国新名词源流漫考之三》《文史知识》2000（1）；聂长顺《近代aesthetics的汉译历程》《武汉大学学报》2009（6）；鄂霞、王确《晚清至五四时期美学汉语名称的译名流变》，《东北师大学报》2009（5）。

(3)王国维的美学论著有《〈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1913）、《人间词话》、《古雅在美学上的地位》等，蔡元培的主要美学论著有《以美育代宗教》，梁启超的主要美学论著有《小说与群治的关系》。

(4)美学原理著作5种为：萧公弼《美学概论》，连载于《寸心》杂志，1917第一、二、三、四、六期；吕澂《美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吕澂《美学浅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陈望道编著《美学概论》，上海，民智书局，1927；范寿康编《美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徐庆誉《美的哲学》，世界学会哲学丛书，1928。美育原理著作3种为：李石岑《美育之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5；蔡元培等《美育实施的方法》，商务印书馆，1925；大玄、余尚同《教育之美学的基础》，商务印书馆，1925。

(5)关于苏联эстетика（美学）的词义和词源，受惠于四川外语学院俄语教授朱达秋对俄语词典的查阅和翻译，以及东南大学苏俄美学专家凌继尧教授的指点。

(6)朱光潜《谈美》，上海，开明书店，1932；李安宅《美学》，上海，世界书局，1933；王钧初《辩证法的美学十讲》，长城书店，1933；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开明书店，1936；金公亮编著《美学原论》，上海，正中书局，1936，中华书局，1943；蔡仪《新美学》，上海，益群出版社，1947；傅统先编著《美学纲要》，上海，中华书局，1948；萧树模《美学纲要》，世界书局，1948；马采《论美》，广州，美术研究会，1948。

(7)苏联没有美是主观的一派，美是主观的很容易被认为是唯心主义，问题会很严重。虽然思维的逻辑可以导出这一观点，但久经政治运动的苏联学人没有提出这一观点，而中国提出这一观点的高尔泰，因此被定为右派，生活是悲惨的。

(8)牛宏宝、张法、吴琼、吴伟：《汉语语境中的西方美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9)刘三平的统计是241本，笔者加上邓晓芒、易中天《蓝与黄的交响曲》（1999），为242本。

(10)张法：《中国现代美学：历程与模式》，《人文杂志》2004年第4期。

(11)张法：《中国现代美学：历程与模式》，《人文杂志》2004年第4期。

(12)关于叶著对西方资源的引用，参见牛宏宝、张法、吴琼、吴伟：《汉语语境中的西方美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1—390页。

(1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1页。

(14)曾繁仁、徐恒醇、陈望衡、徐碧辉、李西健、刘成纪、袁鼎生、仪平策等，活跃在这一领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和《苏州大学学报》先后开辟了生态美学的专栏；据刘三平统计，从1994—2004年发表在各种期刊上的有关生态美学的论文有65篇；新世纪以后，已出的专著有徐恒醇的《生态美学》（2000）、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黄秉生，袁鼎生主编《生态美学探索》（2005）、章海荣《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2005），张华《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2006）等。

(15)关于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可参李庆本《国外生态美学读本》“前言”中的论述（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年版）。

(16)曾繁仁：《中西交流对话与当代生态美学》，《光明日报》2005—06—14

(17)刘成纪:《从实践、生命走向生态:当代中国美学本体论的嬗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8)徐恒醇:《生态美学论纲》，《理论与现代化》，2000年第10期。

(19)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周宪《后革命时代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高建平：《美学与艺术向日常生活的回归》，《北京大学学报》， 2007年第4期；陆扬：《费瑟斯通论日常生活审美化》，《文艺研究》2009年第11期；刘悦笛：《马克思的生活美学——兼与维特根斯坦和杜威的比较》，《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0辑，2007年。

(20)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中华读书报》2005—01—26；毛崇杰：《知识论和价值论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评新的美学原则》，《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杨春时：《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美学的重建》，《吉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日常生活审美化价值取向析疑》，《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赵勇：《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彭锋：《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1)刘悦笛：《生活美学的兴起与康德美学的黄昏》，《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