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转机。在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理论上“拨乱反正”的运动中，许多党的理论工作者和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痛定思痛，明确提出，要打破过去“苏式”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对中国学人造成的思想禁锢，重新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学者于1977年谈到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即无产阶级在一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取得政权引起的问题，要靠加紧进行经济建设才能得到解决。“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加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列宁语）并认为，“只有当我国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同时又经过不断深入地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思想革命，才能最后消除类似‘四人帮’所造成的的那种复辟倒退的现象”[19]。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有学者提出，应“恢复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这一科学原理的权威”。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已非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它的实质主要在于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实行领导，在于建设具有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经济。他们对列宁的观点从4个方面进行了充分阐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最高类型的民主国家，不仅暴力的性质改变了，而且使用暴力的范围也大大缩小了；它的目的和一切剥削阶级专政不同，是要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对于小商品生产者，这种专政的意义也不在于暴力，而在于组织；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大有力，并不是因为它拥有的力量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而是因为它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20]。有学者指出，判断一种生产关系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是推动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好听或好看。但长期以来，这种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又由列宁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却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结果是：生产关系的名称变成最重要的东西，至于它适不适合生产力的水平，那就不去管了。”[21]总的来看，许多学人强调上述原理显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改革开放首先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这必然要改变过去的方针政策、思想观念、体制因素等。
有的理论工作者明确提出，总结过去学习苏联哲学的理论得失，在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设中，“要重视认识论的问题”。[22]因为在认识论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的思想就可大大提高一步，实践就可更有成效，就可少犯错误。应该承认，“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这是中国党的一大弱点”。俄国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列宁等发表了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文章，而中国直到党的七大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我党才在理论上真正成熟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奉为经典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也有缺点，如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区别归结为方法和理论的区别，并把二者割裂开来。对辩证法的解释也是不完整的等等[23]。毛泽东曾对斯大林讲事物的内在矛盾时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作过批评。他晚年却违反了初衷，把对立绝对化，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因此，要记住列宁的话：必须把握、研究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才能防止错误和僵化。如果我们在认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就可以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向着社会各领域深入推进，这一认识论问题的实践意义进一步表现出来，一些学者主张，要把改革推向前进就必须更新观念。而更新观念“从根本上说就是摆脱在中国已流传了半个世纪之久，并实行了三十多年的斯大林理论”。“斯大林模式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权组织、管理方式、经济生活中深深地打上了烙印，其不良影响至今强烈存在”。“与斯大林理论体系彻底决裂，将使我们的改革获得新思维、原动力”，等等[24]。
与此同时，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造成的隔阂逐渐消解，中国部分哲学研究者开始了对苏联哲学新一轮的译介及研究工作，随之也了解到苏联哲学界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注意到，传统的哲学课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仍然是苏联哲学家研究的重点，但对它们的研究已站在当代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水平上。“大量的、非传统性的、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已经成为新一代哲学家研究的热门话题”；“以往那种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资产阶级哲学简单化的、用政治批判代替理论批判的情况已有改变”[25]。1986年，我国学者对苏联哲学家的有关研究状况作了综述[26]，认为苏联哲学家米丁、康斯坦丁诺夫等所持的是一种“本体论”观点。即认为“存在”也就是物质这种客观实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是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代表了传统的看法，第二种可称为“认识论”观点，以凯德洛夫、科普宁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在人类思维中反映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即以逻辑与范畴的形式把握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第三种可称为哲学人本学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有格里戈里扬等哲学家，主张哲学只有抓住了人的问题，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第四种观点可称为哲学社会学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应当对认识社会现象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这里要提到，苏联哲学家科普宁因为特别强调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三者同一”的思想，而被苏联哲学界称作“对哲学对象解释中的‘辩证逻辑’和‘人类学’的转折”。科普宁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辩证唯物论就是现代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而且对科学研究的逻辑及其基本概念进行了探讨，他还密切注视当今科学发展的成果，分析了“机器思维”、特别是控制论引出的一系列逻辑认识论问题。自科普宁的有关论著被陆续译介到中国后，他的思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我国学者看来，类似科普宁这种将哲学置于它与自然科学、社会和技术关系中对其内容作出深入揭示的做法，对于我国结合新时期的任务开展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强调哲学是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工具，对哲学作为科学这一点，注意得不够。而哲学和科学的一个重要交接点正是逻辑和方法论，哲学概括科学成就和指导科学时，必须通过逻辑和方法论这个环节。”[27]我国一些学者认为，从根本上说人对自身的认识及获得的自由不能脱离认识世界的过程，而与其相辅相成。因此科普宁的这种研究既有经典的根据，又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在新的条件下，这类研究理应成为唯物辩证法研究的一个“生长点”。
自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发生剧变导致解体之后，对引发这场世纪性事件的意识形态原因作出理论上的探析，也成了我国学人关注的一个富含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自苏共二十大后，特别是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苏联哲学家开始用人道主义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到了80年代，这个人道化的倾向成了得到官方支持的哲学主流。“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苏联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而且改变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并对苏联的‘改革’和解体产生了重大影响，是理解苏联剧变的关键因素之一。”[28]这类研究将其重点放在考察人道化了的苏联与苏联剧变的关系，注重运用详实的材料，通过研究苏共领导人和苏联学者的观点、言论等对苏联社会生活“人道化”变化的影响及互相促进来探明苏联这一意识形态演变过程。在谈到苏联哲学人道化的原因时，研究者们提到了西方哲学和流行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思潮对苏联哲学的影响。在这方面，加深对于东欧国家“新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似有着特殊意义。东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长期处于苏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之下，但特别是自苏共二十大之后，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哲学人文学派”、捷克斯洛伐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相继兴起，形成了一股“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这股思潮“常常被称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9]，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它虽被官方视为“异端”和“修正主义”，不时受到批判，实际上由于其学派代表人物和国家所处的特殊环境，也会对苏联理论家的思考方式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和冲击。这种效应有时借助官方学术交流活动或苏联牵头的理论研讨会的形式曲折显现了出来[30]。因此，对东欧国家的哲学思潮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对苏联人道主义哲学本身的理论内容及来龙去脉作出深入、全面的分析，进而对其性质作出恰当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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