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吾自述

第七部　李宗吾自述

传者传也，谓其传诸当世，传诸后世也。传不传，听诸他人，而自己岂能认为可传？你们的孔子，和吾家聃大公，俱是千古传人，而自己却述而不作。所以鄙人只写“自述”，而不写“自传”。

一、迂老自述

我自发明厚黑学以来，一般人呼我为教主，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许多人都叫我写一篇“自传”，而我却不敢，何也？传者传也，谓其传诸当世，传诸后世也。传不传，听诸他人，而自己岂能认为可传？你们的孔子，和吾家聃大公，俱是千古传人，而自己却述而不作。所以鄙人只写“自述”，而不写“自传”。众人既殷殷问我，我只得据实详述，即或人不问我，我也要絮絮叨叨，向他陈述，是之谓自述。

张君默生，屡与我通信，至今尚未识面，他叫我写“自传”，情词殷挚，我因写《迂老随笔》把我之身世，夹杂写于其中，已经写了许多，寄交上海《宇宙风》登载。现在变更计划，关于我之身世者，写为《迂老自述》，关于厚黑学哲理者，写入《迂老随笔》。我之事迹，已见之《迂老随笔》及《厚黑丛话》者，此处则从略。

我生在偏僻地方，幼年受的教育，极不完全，为学不得门径，东撞西撞，空劳心力的地方，很多很多，而精神上颇受我父的影响，所以我之奇怪思想，渊源于师友者少，渊源于我父者多。

我李氏系火德公之后，由福建汀州府，上杭县，迁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现在长乐县改名五华县，嘉应直隶州，改名梅县），时则南宋建炎二年也。广东一世祖敏公，二世祖上达公……十五世润唐公，于雍正三年乙巳，挚家入蜀，住隆昌县萧家桥，时年六十一矣，是为入蜀始祖，公为儒医，卒时年八十二，葬萧家桥，后迁葬自流井文武庙后之柳沟坝。

二世祖景华公，与其兄景荣，其弟景秀三人，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迁居自流井，汇柴口，一对山，地名糖房湾。帮我现在住家仍在汇柴口附近。景华公死葬贡井清水塘。相传公在贡井杨家教书，于东家业内觅得此地，东家即送于他。公自谓此地必发达，坟坝极宽，留供后人建筑，坟坝现为马路占去，余地仍不小。

三世祖正芸公，也以教书为业。生五子，第二子和第四子是秀才，长子和第五子之子，也是秀才。第三子名煊，字文成，是我高祖，一直传到我，才得了一个秀才，清朝皇帝，赏我一名举人，较之他房，实有逊色。煊公子孙繁衍，五世同堂，分家时，一百零二人，在汇柴口这种偏僻地方，也算一时之盛，因为只知读书之故，家产一分再分，遂日趋贫困。

煊公子永枋，为我曾祖，广东同乡人，在自流井修一庙，曰南华宫，举永枋公为总首监修，公之弟永材，以善书名，庙成，碑文匾对，多出其手，光绪中，毁于火，遗迹无存，先人著作，除族谱上，有时文几首外，其他一无所有。距汇柴口数里，有一小溪，曰会溪桥，碑上序文，及会溪桥三大字，为永材公所书，书法赵松云，见者皆称佳妙，所可考者，唯此而已。自流井世家，以豆芽湾陈家为第一，进士翰林，蝉联不绝，我家先人，多在其家教书，而以永材公教得最久。我父幼年，曾从永材公读。

自流井号称王李两大姓，有双牌坊李家，三多寨李家……吾宗则为一对山李家，而以双牌坊，三多寨两家为最盛。民国元年，族弟静修，在商场突飞猛进，大家都惊了，说道：“这个李静修，是从哪里来的？”陈学渊说道：“这是一对山李家，当其发达时，还在我们豆芽坝陈家之前。”二十八年，我从成都归家，重修族谱，先人远事，一无所知，欲就学渊访之，不料已死，询之陈举才，云：但闻有李永材之名，他事则不知。记得幼年时，清明节，随父亲到柳沟坎扫墓，陈星三率其子侄，衣冠济济，也来扫墓，其墓在润唐公之下。我辈围观之，星三指谓其子侄曰：“此某某老师之祖坟也。”旋问族中长辈曰：“某老师是你何人？其后嗣如何？”长辈一一答之，大约是星三及其先辈受益最深之师，才殷殷若是。今已多年，对答之语，全不记忆，其所谓某老师者，除永材公外，不知尚有何人，先人遗事湮没，可胜叹哉！

永枋公在汇柴口染房，族亲子弟，衣冠不整者，酒醉者，将及店门，必庄摄其容乃敢过，公见之，亦唯温语慰问，从未以疾言厉色相加人。公最善排难解纷，我父述其遗事颇多。年七十，易簧时，命家人捧水进巾，自浴其面，帽微不正，手自整之，乃凭几而卒。我父为永枋公之孙，幼年在染房内学生意，夜间，永枋公辄谈先人逸事及遗训。我父常常学以教我，我读书能稍知奋勉，立身行己，尚无大过者，皆从此种训话而来。我父尝曰：“教子婴孩，教妇初来。”又曰：“教子者，以身教，不以言教。”诚名言也。

我家族谱字辈，是“唐景正文永，山高世泽长。”“文”字辈皆单名火旁，而以“文”字作号名。我是“世”字辈。我祖父乐山公，务农，种小菜卖。暇时则贩油烛，或草鞋，沿街卖之。公身魁梧，性朴质，上街担粪，人与说话，立而谈，担在肩上，不放下，黠者故与久谈，则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公夜膳后即睡，家人就寝时即起，不复睡。熟睡时，百呼不醒，如呼盗至，则梦中惊起。公起整理明日应卖之菜，毕，则持一棍往守菜圃，其地在汇柴口，蒲家坝大路之侧，贼窃他人物经过，公见即奋逐之，贼畏甚，恒绕道避之。年终，割肉十斤，腌作新年之用。公自持刀修割边角，命祖母往摘萝卜做汤，嘱曰：“大者留以出售，小者留俟长成，须一窝双生，而又破裂不中售者。”祖母寻遍圃中，不得一枚。及汤熟，公自持瓢，盛入碗，复倾入锅中，祖母询之，则曰：我欲分给工人及家人，苦不能均也。数日即病卒，祖母割腌肉一方献灵前，见之即大泣，自言泪比肉多。我祖父以世家子，而穷困如是，勤苦如是，其死也，祖母深痛之，取所用扁担藏之，曰：“后世子孙如昌达，当裹以红绫，悬之正堂梁上。此物咸丰庚申年毁于贼。祖母姓曾，固高山寨（距一对山数里）富家女，其父以一对山李氏，为诗礼之家，故许字焉，归公后，挑水担粪，劳苦过贫家女，每归宁，见猫犬剩余之饭，辄思己家安得此剩饭而食之。先父母屡述以诫不肖弟兄曰：“先人一食之艰，至于如此，后世子孙，毋忘也。”不肖今日，安居坐食，无所事事，愧负先人多矣！

乐山公生我父一人。父名高仁，字静安，先祖殁后，即归家务农，偕我母工作，勤苦一如先祖。家渐裕，购买田地，满四十岁，得病，延余姓医生诊之。余与我家有瓜葛亲，握脉惊曰：“李老表，你怎么得下此病？此为劳瘁过度所致，赶急把家务放下，常如死了一般。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我父于是把家务全交我母，一事不管。我父生二女，长女未出阁死，次女年十余，专门侍疾，静养三年，病愈，六十九岁，乃卒。

父养病时，寻些《三国演义》，《列国演义》这类书来看，看毕无书，家有四书的讲书，也寻来看，我父胞叔韫山公学问很好，一日见父问曰：“你在家做些什么？”答曰：“看四书的讲书。”韫山公大奖之，我父很高兴，益加研究。

我弟兄七人，我行六，三哥早卒，成立者六房，父命之曰：“六谦堂。”除我外，弟兄皆务农，唯七弟后来在汇柴口开机房，有点商性质。

我父生于道光乙未年八月，光绪乙亥年八月，满四十。我生于己卯年正月，正是我父闭户读书时代所生的，故我天性好读书。世称：苏老泉，二十七岁，发愤读书。苏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仁宗明道二年乙亥，满二十七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弟兄二人，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所生的。苏老泉二十七岁，发愤读书，生出两位文豪；我父四十岁，发愤读书，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我父同苏老泉发愤读书，俱是乙亥年，我生于己卯，与子由同，事也巧合。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甚沉静，为文淡泊汪洋，好黄老之学，所注《老子解》，推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愤读书，初时奋发踔厉，后则入理渐深，渐归沉静，故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我父发愤读书之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读老子，颇类子由。惜我生于农家，无名师指点，为学不得门径，以是有愧子由耳。

我父病愈时，近邻有一业，欲卖于我父，索价甚昂，我父欲买之而苦其价之高，故意说无钱买，彼此钩心斗角，邻人声言，欲控之官，说我们当买不买，甚至把我家出路挖了，我父只有由屋后绕道而行。卒之此业为我父所买，买时又生种种纠葛。我七弟生于辛已年正月廿五日，正是我父同邻人钩心斗角时代生的，世本为人，精干机警，我家父母死，哥嫂死，丧事俱他一手所办。尝对我说道：“我无事，坐起，就打瞌睡，有事办，则精神百倍，这几年，好在家中死几个人，有事办，不然这日子难得过。”此虽戏言，其性情已可概见，据此看来，古人所谓胎教，真是不错，请科学家研究一下。

我自有知识以来，即见我父有暇即看书，不甚做工，唯偶尔扯甘蔗叶，或种胡豆时盖灰，做这类工作而已。工人做工，他揣着叶烟杆，或火笼，夹着书，坐在田土旁，时而同工人谈天，时而看书，所以我也养成这种习惯，手中朝日拿着一本书。每夜我父在堂屋内，同家人聚谈，我尝把神龛上的清油灯取下来，放在桌上看书，或倚神龛而看。我父也不问我看何书，也不喊我看，唯呼我为“迂夫子”而已。我之喜看书，不是想求上进，也不是想读书明理，只觉得手中有书，心中才舒服，成为一种嗜好。我看书是不择书的，无论圣经贤传，或是鄙俗不堪的唱书小说，我都一例视之，拿在手中看。我有此嗜书之天性，假令有明师益友，指示门径，而家中又藏有书籍，我之成就，岂如今日？言念及此，唯浩叹而已。

我父每晨，必巡行田垅一次，尝说：“田塍，土旁，某处有一缺口，有一小石，我都清清楚楚的。”又说：“我睡在家中，工人山上做工情形，我都知道。”我出外归来，尝问我：“工人做至何处？”我实未留心看，依稀仿佛对之，他知我妄说也不斥责。

我虽生长农家，却未做工，只有放学归来，叫我牵牛喂水，抱草喂牛，种胡豆时，叫我停学在家，帮着丢胡豆，或时叫我牵牛赴邻近佃户家，碾米碾糠，我亦揣书而往。我考得秀才时，照例宴客，佃户王三友，当众笑我道：“而今当老爷了，（乡间见秀才即呼老爷）如果再拿着书，在牛屁股后面走，我们要不依的，老爷们都跟着牛屁股走，我们干什么？”但是我碾米碾糠时，还是揣书而往。

我父所看之书，只得三本：（一）《圣谕广训》（此书是乾隆所著，颁行天下，童生进场考试，要默写，名为默写，实则照书抄），后附朱柏庐治家格言。这是我父养病时，请徐老师誊的，字甚工楷。（二）《刿心要览》，我查其卷数，是全部中之第三本。中载古人名言，分修身、治家、贻谋、涉世、宽厚、言语、勤俭、风化、息讼九项，我父呼之为格言书。（三）杨椒山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一夕，书以训子者，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但不甚看。椒山奏折及遗嘱亦少有看，所常常不离者，则在前二种，此外绝不看其他之书。我细加研究，始知我父读书，注重实用。三字经注解，及椒山奏折，只可供谈助，椒山遗嘱虽好，但说得太具体，一览无余，不如前二种之意味深长。我父常常读之，大约把它们当做座右铭。我父光绪癸卯年正月初九日得病，十五日去世，初九日还在看此二书。

最奇者，我生平从未见我父写过一个字，他读的《圣谕广训》，及朱柏庐《治家格言》，是徐老师用朱笔圈断句，其他三书，俱是白本，我父未圈点一句。所以我生平不但未见我父写过一个字，就连墨笔书的一圈圈，都未见过一个。我们弟兄六人，随时都有人在侧，无论写什么，他都喊儿子动笔，我看他吃饭捏筷子，手指很僵硬，且有点发颤，大约是提笔写不起字。

我父常说：“唐翼修著有《人生必读书》。”我考试到叙府，买得此书，送在他面前，他也不看，还是喊我拿《圣谕广训》和格言书来。揣其心理，大约是谓：只此二书已够了，其他皆是赘瘤。

我父常常说道：“你的书读窜皮了，书是拿来应用的，‘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你读成‘书还书，我还我’去了。”我受过此种庭训，故无事时，即把书与世事，两相印证，因而著出《厚黑学》，与《心理与力学》等书，读者有说我熟透人情的，其实不然。我等于赵括谈兵，与人发生交涉，无不受其愚弄，依然是“书还书，我还我”。

我父又说：“书读那么多做甚？每一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即把他死死记下，其余不合我心的，可以不看。”所以我父终身所读之书，只得三本。而三本中，还有许多地方，绝未寓目。常听他曼声念道：“人子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圣谕广训》中语）“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逸，淫逸又生贫贱。”（《刿心要览》中语）“应箕应尾，你两个……”（椒山遗嘱中语，应箕应尾，是椒山之子）我父常常喊我近前，讲与我听，我当了秀才，还是要讲与我听，我听之津津有味。我此次归来，将《刿心要览》，寻出细读，真是句句名言，我生平做事，处处与之违反，以致潦倒终身，后悔莫及。

我读书的方式，纯是取法我父，任何书我都跑马观花的看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细看，读着一二句合我之意，就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一而二，二而三，推究下去。我以为：世间的道理，为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心中之道理而已。世间的书读不完，譬如：听说某家馆子菜好，我进去取菜牌子来，点几个菜来吃就是了，岂能按着菜牌子逐一吃完？又好像在成都春熙路、东大街、会府等处游玩，今日见一合意之物，把他买回来，明日见一合意之物，又把他买回来，久之则满室琳琅，样样皆合用，岂能把街上店子之物，全行购归？我这种说法，纯是本之我父，因此之故，我看书，入理不深，而腹笥又很空虚。

我在亲友家耍不惯，但只要有几本书，有一架床，我拿着书，卧在床上，任好久，我都住得惯。其书不拘看过的，未看过的，或是曾经熟读的，我都拿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看。我一到他人室内，见桌上有书，即想翻来看，不过怕人讨厌，不好去翻罢了。但是我虽这样喜书，而家中储几书柜的书，成都有几书柜的书，许多都未仔细看过，这是由于我读书是跑马观花，每本打开来，随便看一下就丢了，看了等于未看。

我幼年苦于无书可看，故喜欢购书，而购得来又不细看，徒呼负负，近年立誓不购书，而性之所近，见了就要买，买来又不看，将来只好把家中的书，及成都的书，搬来做个宗吾图书馆，供众人阅览好了。

亡弟之子泽新，对我说：“我见着书，心中就糊涂，一进生意场中，心中就开朗。”我的性情，恰与相反，提着家中事务，心中就厌烦，一打开书，心中就开朗。我请客开不起菜单子，而家中小孙儿，小孙女都开得起。赴人宴会归来，问我吃些什么菜，我无论如何记不全。身上衣服，尺寸若干，至今不知道，告诉我跟着就忘了。上街买物，分不出好歹，不敢还价，唯买书却买得来，而买笔又买不来。别人读我《厚黑学》，以为我这个人很精明，殊不知我是糊涂到了极点。到而今迂夫子的状态，还莫有脱，朋友往来，我得罪了人，还不知道。

音乐一门，我完全不懂，戏曲中，有所谓“西皮”“二黄”，我至今弄不清楚，我当省视学，学生唱歌按风琴与我听，我只好闭目微微点头，假充内行；名人字画，我分不出好歹，别人评得津津有味，我不敢开腔，不敢说好，怕人追问好处安在。我幼年订古姓女，其叔古威侯，是威远秀才，以善书名。我家接一位关老师，见着我的字说道：“你这笔大挥，将来怎么见你叔丈人？”好在此女未过门即死，我未在古府献丑。后来从刘建侯先生读，他一日进我房中，见案上写的卷格小字，堆有寸多高，他取来一看，叹息道：“你也可算勤快了，怎么字还是这样？”我听了凄然泣下。我考课测试，阅卷者常常批“字太劣”或“字宜学”。雷铁崖常说我：“你那个手爪爪，硬该拿来宰？”我天性上，有这种大缺点，岂真古人所谓“予之齿者去其角，传之翼者两其足”耶？

我从师学作八股，父亲命我拿与他看，他看了说道：“你们开腔即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那个时候，有什么好？尧有九年之水患，汤有七年之旱灾，（二语出幼学琼林，是蒙塾中读本）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几个月不晴，就喊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之久！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的希望？”我听了很诧异，心想：父亲怎么发此怪议论？继想：他的话也有道理。我把这个疑团，存诸胸中，久而久之，忽然想道：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何以尽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不再出一个圣人？由此推寻下去，方知圣人之构成，有种种黑幕。因此著了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才把疑团打破，惜其时我父已死，未能向他请问。

我父常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把书与世事，两相印证。何以书上说的：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征诸实事，完全相反？怀疑莫释，就成了发明厚黑学的根苗。

我的思想，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我对于圣人之怀疑》及《厚黑学》，是属乎破坏的。《厚黑学》，破坏一部二十四史；《我对于圣人之怀疑》，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所著《中国学术之趋势》、《考试制之商榷》、《社会问题之商榷》及《制宪与抗日》等书，计包括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学术五项，各书皆以《心理与力学》一书为基础，这是属于建设的。破坏部分的思想，渊源于我父；建设部分的思想，也渊源于我父。

我父一日问我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我听了，茫然不能答，他解释道：“此时应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我听了很诧异，心想：“我父怎么莫得恻隐之心，纯是为己之私！这是由于乡下人书读少了，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读者所笑？”但当面不敢驳他，退后思之，我父的话，也很有道理，苦思不得其解。民国九年我辞职归家，闭门读了一年的书，把这个问题，重新研究，才知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平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种破绽。盖怵惕者，我畏死也；恻隐者，怕人之死也。乍见孺子将入井，恍如死临头上，我心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细审之，此乃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把我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此乃人类天性也。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只是著书时，为使文简洁起见，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一句“恻隐之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创出的学说，就迂谬百出了。我父的议论，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源，我著《心理与力学》把此种议论载上去，张君默生来信说：“怵惕恻隐一释，为千古发明。”殊不知此种议论，是渊源于我父。

我父上街，常回会溪桥，罗大老师维桢，谢家坝谢老师文甫等在汇柴口茶馆吃茶，他二人俱在教私塾，上面尧舜禹汤的问题，和孺子入井的问题，未知是我父发明的，抑是同罗谢诸人研究出来的。我父尝因讲四书，挨了两耳光，他却深以为荣，常常向我弟兄称述，我把事实详述于下：

永枋公生五子，长子青山，父子俱死，唯其妻尚在，住糖房湾老屋。次子乐山，即我祖。第五子韫山，某年青山之妻死，其孙世兴等邀请族人至家，人到齐，世兴等三弟兄，披麻带孝，点烛祀神毕，把棺材打开，大呼：“阿婆呀！你要大显威灵呀！”把堂叔学山抓着，横拖倒曳，朝街上走，我父不知道何事，跟着追去，彼时年已五十余矣，又值冬天，穿着皮袍子，鸡婆鞋，跑又跑不得，急喊：“过路的，与我挡住！”问之才是学山欠钱不付，无钱办丧，拖往张家沱滚水，否则赴自流井分县喊冤。我父问明所欠若干，即说：“此款由我垫出，丧事办毕再说。”世兴等此举，全是韫山公之主张，我父不知，一日同韫山公在汇柴口吃茶，谈及此事，我父说：“世兴等于叔祖，敢于这样侮辱，真是逆伦。”韫山公厉声道：“怎么是逆伦？学山欠嫂子之钱不付，世兴等开棺大呼‘阿婆’，是替死者索账，这是嫂子向他要钱，不是侄孙向他要钱，汤放桀，武王伐纣，孟子都不认为臣弑君，世兴怎么是逆伦？”我父说道：“幺叔！这章书，不是这样讲的，孟子虽然这样说，但朱子注这章书曾说：‘必要有桀纣之暴，又要有汤武之仁，才不算臣弑君，否则是臣弑君。’所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学山无桀纣之暴，世兴等无汤武之仁，怎么不是逆伦？”韫山公是饱学先生，被我父问得哑口无言，站起来，给我父两耳光，说道：“胡说！”我父常对我说：“偏偏这章书，我是仔细看过，道理我也仔细想过，所以幺公被我问词穷了。”

我父尝说：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朱柏庐云：“黎明即起。”唐翼修云：“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云：“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归，凡事恐有疏虞。”（我曾查韩魏公及唐翼修所云，系出“人生必读”书内，《刿心要览》中无之）故我父每日鸡鸣即起，我自有知识以来，见他无一日不如此。虽大雪亦然。其时无有泽火，起来用火钟敲火石，将灯点燃，用木炭在火笼中生火烤之，用一小土罐温酒独酌，口含药芋，坐到天明，将本日工人应做的活路，及自己应办的事详细规划定。父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盖实行此语也。我与父亲同床睡，有时叫我醒，同我讲书，谈人情物理，有时喊我，我装作睡着，也就算了。可知他独坐时，都在研究书理。但他在灯下，从不看书。我母亲引着小兄弟，在隔壁一间屋睡，有时把我母喊醒，用广东话，谈家务及族亲的事。此等情景，至今如在目前。我父亲早起，我见惯了，所以我每日起来颇早。曾国藩把早起二字，说得那么郑重，自我看之，毫不算事，我父曰：“以身教，不以言教。”真名言哉！

我父起居饮食，有一定的习惯。每晨，命家人于米锅开时，用米汤冲一蛋花调糖吃。人言米锅内煮鸡蛋吃，最益人，我父不能食白蛋，故改而食此。半晌午，吃几杯酒，睡一觉，无一日不然。不肯在亲友家宿，必不得已留宿，这鸡鸣时之酒与火笼，早晨之蛋花，主人必须与之预备。即在韫山公家宿，韫山公也要准备。我祖母姓曾，是亲戚，父往贺留宿，与雷铁崖同一间屋，我父鸡鸣起来，独坐酌酒，把铁崖呼醒谈天。后铁崖向我说道：“你们老太爷，是个疯子，天未明，即闹起。”一般人呼我为疯子，我这疯病，想是我父遗传下来的。后来铁崖留学日本，倒真正疯了。（事见拙著《厚黑丛话》）

我父常对我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何来，我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到交涉时，任他从哪面来，我都可以应付。”所以我父生平与人交涉，无一次失败，处理家务，事事妥当。工人做工时间，无片刻浪费，这都是得力于早起独坐。我父怕工人晏起了，耽搁工作，而每晨呼之起，又觉得讨厌，他把堂屋门做得很坚实，见窗上现白色，再开歇房小门一看，天果然亮了，即把堂屋门，砰一声打开，工人即惊醒。

我父见我手中常拿一本书，问我道：“这章书怎么讲？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朝日读书，不理家务，犹幸有一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莫得，岂不饿死？”一连问了几问。后来我把握，想起，他再问，我说道：“这个道理很明白，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于何征之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个车儿，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都忍心要卖它的，叫孔子出门走路，可见颜路平日找钱之法，无微不至。颜渊有了这种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渊这种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惟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家务出脱。”我父听了大笑。从此以后，再不叫我讲这章书了。近日颇有人称我为思想家，我闭目冥思，在家庭中讨论这些问题，也是渊源之一。

我父购的基业，在离汇柴口数里张家山附近。由张家山前进数里，有位王翰林，名阴槐，字植青，与宋芸子同榜，王得编修，宋得检讨。王之父名瑞堂，与我父同当仓酋，植青妹，嫁与杨姓，与我家边界相连，我往杨家，见植青书有一联云：观书当自出见解，处世要善体人情。这二句，我常常讽诵，于我思想上很有影响。

我所引以为憾者：家庭中常常讨论书理及人情物理，而进了学堂，老师初则只教背读，继则只讲八股，讲诗赋，有些甚至连诗赋都不讲，只讲八股。像我父所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叫我看书，只看《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这类庸俗不堪之书，其高者，不过叫我读四史，读古文而已。其他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提都未提过。迄今思之，幸而未叫我研究说文经解，不然我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当日因为八股试帖，不能满我之意，而其他学问，又无人指示门径，朝日只拿些道理，东想西想。我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所说的道理，都不能范围我，而其书中要紧之点，我却记得，马越跑得快，观的花越多，等于蜂之采花酿蜜，故能贯通众说，而独成一说，而厚黑学三字，于是出现于世。要想当厚黑教主第二者，不妨用这种方法干去。

八股文规律极严密，《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等书，虽是庸俗，而却字字推敲，细如藕丝牛毛。我思想上是受过这种训练的。朋辈中推我善做截搭题，凡是两不相关之事，我都可把他联合起来成为一片。故我著书谈理，带得有八股义法。因此我在《迂老随笔》中，曾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厚黑学，则出于八股之官。”

八股时代，有所谓考课，是用以津贴士子的，自流井分县，有四季课，富顺县城，有月课，（自流井离县九十里，专人下去，得题飞跑回井，把文作起，连夜送进城）自流井文武庙鸿文书院，及贡井旭川书院，不时也有课，我读书，米是家中挑，靠考课得奖金，作零用及购书之费。文字非翻新立异，不能夺阅者之目，故每一题到手，我即另出一说，不遵朱注，也把众人应说之话不说，力求新异，兹举两个如后：

（一）有一次，月课题，“彼恶敢当我哉”，我即用曹操伐吴，孙权拔刀斫案，起兵拒之，那个意思，把“彼”字指秦、楚、燕、赵、韩、魏六国，其间我也买些《战国策》这类书来看，大旨言：“彼秦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秦恶敢当我。”“彼楚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楚恶敢当我。”“……彼魏恶敢当我。”

（二）又一次，月课题，“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我作了两卷，（甲）第一卷说：此章书，是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因为“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众人有怪孔子所对，不该那么直率的，有怪不该立即走的。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说道：“你们怪我不该那么对答，你看卫国的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若不直对，岂不为史鱼所笑？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你看卫国的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我若不走，岂不为蘧伯玉所笑？”（乙）第二卷：因为“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的文法，与“孝哉闵子骞”是一样的。《聊斋》上王玉斋一段，不是会说“孝哉即是人言”吗？因此我说“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都是世俗之言，而孔门家法，与世俗不同，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直，证父攘羊为不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故孔子对于史鱼，深有不满，意若曰：“你们说：‘直哉史鱼’，他不过‘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罢了，真正的直，岂是这样吗？春秋之世，正可谓无道之世了，而孔子志在救民，栖栖不已，见蘧伯玉卷怀而退，也是深所不满，意若曰：“你们说：‘君子哉蘧伯玉’请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可’乎哉！”重谈“可”字。朱注，明明说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我这种说法，显与朱注违背。

这三本卷子，都被取录，我未读过古注，不知昔人有无此种说法，即使有之，也是暗合。我凡考课，都取这种方式，八股文本是对偶，我喜欢作散行文，题目到手，每一本立一个意思，意思写完，即算完事。又另换一本，这个方法，又不费力，又易夺阅者之目。至于作策论，那更可由我乱说了。我生平作此等文字，已经成了习惯，无有新异的文字，我是不喜欢写的。不过昔年是作八股，作策论，今则改作经济、政治、外交等题目罢了。张君默生信来，称我为大思想家，误矣！误矣！

我与雷铁崖（名昭性）、雷民心（名昭仁）弟兄是同学，大家作文，都爱翻新立异，铁崖读书很苦，他家中本来命民心读书，命他在家做工，他常对我说：“家中命我割青草，挑到盐涌井去，每挑在一百斤以上，硬把我压够了，看见民心挑行李进学堂，有如登仙。”他请求读书，经家中许可，免去做工，但一切费用，家中不能担任，因彼时其家实在无力担负二人读书之费，故铁崖攻课，每次至少都要作两本，而民心则可做可不做，使彼时无所谓月课，则铁崖将在家中做工修老矣。其留学日本，则系岳家出银五十两作路费，到日本纯以卖文为活。民心天资较铁崖为高，铁崖则用死功，作文“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说他：文笔笨拙。他说我：文笔轻浅。彼此两不相下。铁崖每日必写小楷日记，长或数百言，等于作一篇文章，无一日间断，及留学日本，把笨拙脱去，遂大有文名。而我则轻浅如故，且日超俚俗。铁崖死矣，使其见之，不知作何评语。庚子年应县试，我与雷氏弟兄同路，在路上民心向我说道：“我们倒起身了，不知‘长案’起身莫有？”因为县试五场，府试四场，终场第一名，名曰“案首”俗呼为“长案”，到院试是一定入学的。第二名以下，则在不可知之数。哪知后来县试案首就是我，府试案首，就是民心，可见凡人不可妄自菲薄。铁崖县试终场第二，府试终场第七，到院试一齐入学，富顺应小试者，一千数百人，入学定额，二十四名。

我买部李善注《昭明文选》，点看了半年。县试头场题目，是“而不见舆薪”至“舆薪之不见”。我作起文来，横顺都要成韵语，我也就全篇作韵语，不料榜发竟到第七，以后我循规蹈矩的作，终场竟得案首。后来富顺月课，有一次，题是“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我作了两卷，第一卷循规蹈矩的作，第二卷全篇作韵语，第一卷是用心作的，第二卷是用笔写的，后来第一卷摈落，第二卷反被取录。此卷至今尚在，文章本是要不得，我所以提及者，见得我在八股时代，作文字，常常破坏藩篱，所以今日著书也破坏藩篱。是之谓：“厚黑出于八股之官。”

雷民心应县试，前几场本是前十名，第四场，出一题，“陈平论”，民心数陈平六大罪，六出奇计，每一计是一罪，在那个时代，应试童生，有不知陈平为何人者，民心能这样作，也算本事。哪知县官看了，说道：“这个人如此刻薄，将来入了学，都是个包揽词讼的滥秀才。”把他丢在后十名，阅卷者，是叙府知府鉴来的，府试时回府阅卷，府官见了民心之卷，说道“此人文笔很好，如何列在后十名！”阅卷者说道：“他作《陈平论》，县官如何说，我争之不得。”县试之卷，照例应申送府，府官调来一阅，大加赞赏，因而取得案首，可算奇遇。科举废除久矣，而我絮絮言之，有如白发宫人，谈天宝遗梦，阅者得无穷笑耶？然使当日我辈不作这类翻案文字，养成一种能力，我今日也断不会成为教主。

光绪丙戌，我年八岁，从陈老师读，陈为我家佃户，是个堪舆先生，一直读了四年。庚寅年，从邓老师读，陈邓二师，除教背读外，一无所授。辛卯年，父接关海洲先生来家，教我们几弟兄，关是未进学之童生，年薪五十串，以彼时米价言之，五十串能买十石米，我写此文时（民国三十年四月）米十石，需法币八千数百元，故在彼时，亦算重聘。后来我当了秀才，某富室欲聘我，年薪七十串，我欲应之，因入高等学堂肄业未果，彼时教师之待遇如是。

关师教法，比陈邓二师为好，读了两年，做八股由破承而至入手，算是成了半篇，试帖诗能做四韵，关师教书，虽不脱村塾中陈旧法子，但至今思之，我受益之处，约有三点：（一）每日讲龙文鞭影典故四个，要紧处，即圈出熟读。（二）每日讲千家诗，及四书，命我把槐轩千家诗注解，四书备旨，用墨笔点，点毕送他改正。我第一次把所点千家诗注解送他看，他夸道：“你居然点断了许多，错误者很少，你父亲得知，不知若何欢喜。”我听了愈加奋勉，因而养成看书点书之习惯。到了次年，我不待老师讲解，自家请父亲与我买部诗经备旨来点。（三）关师在我父友人罗大老师处，借一部《凤洲纲鉴》来看，我也拿来看。我生平最喜看史书，其发端即在于此。关师又在别处借一部《三国演义》，我也拿来看，反复看了几次，所以我后来发明厚黑学以孙、曹、刘为证。但所举者，是陈寿《三国志》材料，非演义中材料。关师有一次出试帖诗题，题目我忘了，中有“雪”字，我第一韵，用有“同云”二字，他在“同”字上打一大叉，改作“彤”字，说道：“‘彤云密布，瑞雪纷纷’（《三国演义》中语）是这个‘彤’字。”我说道：“我用的是《诗经》‘上天同云，雨雪雰雰’。”他听了默然不语。壬辰年终，关师解馆，我因病父命辍读。

我六岁时，因受冷得咳病，久不愈，遂成哮喘病，遇冷即发，体最弱，终年不离药罐，从关老师读，读几天声即哑，医数日好多了，一读即哑，所以我父命我辍读养病。癸巳年，父命四兄辍读务农，把五兄送到汇柴茂源井（现名复兴井），七弟在家，从一个姓侯的老师读，我此时总算发学了。但我在家，终日仍拿着一本书。一日，午饭后，大兄见我在看书，就对父说道：“老六在家，活路也不能做，他既爱看书，不如送进学堂，与老五同住，床铺桌子，也是有的，向老师说明，这是送来养病的，读不读，随便他，以后学钱随便送点就是了。”彼时我家尚充裕，这种用费，我父也满不在乎，就把我送去。这算是我生平第一个大关键，在大兄不过无意中数语，而对于我的前途，关系很大，否则我将以农人修老矣。

刘老师共三人，是三叔侄，叔公名已忘却，学生呼之为刘二公，是个童生。叔爷名刘应文，号升三，后改为焕章，是个秀才（后乙未年考得禀生），学生呼之为七老师。侄儿名刘彬仁，号建侯，也是秀才，学生呼之为建侯老师。刘二公的文笔，是小试一派，七老师是墨卷一派，建侯老师，善写字，娴于词章，尝听见他在读“帝高阳之苗裔兮”，“若有人兮山之阿”等，案头放有手写蝇头小楷史记《菁华录》全部，论文高着眼孔。学生的八股文，是刘二公和七老师分改，诗赋则建侯老师改，建侯老师高兴时，也拿八股文去改。背书则随便送在哪个老师面前都可。我本来是养病的，得了特许，听我自由，但我忘却了是养病，一样的用功，一样的作八股，作诗赋，但不背书而已，读书是默看，不出声。学堂大门，每扇贴有一斗方红纸，一扇写的是“枣花虽小能成实，桑叶虽粗解作丝。唯有牡丹大如斗，不成一事又空枝”。另一扇写的是“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是建侯老师写的，我读了非常感动，而同学中华相如（号相如，今在自流井商界，颇有名）等，则呼我为老好人。

我在《厚黑丛话》中，曾说：“父亲与我命的名，我嫌它不好。”究竟是何名，我也可说一下，我自觉小时候很醇谨，母亲织布纺线，我依之左右，母亲叫我出去耍，也不去，说我很像个女孩子。而父亲则说我小时（大约指一二岁言）非常的横，毫不依理，见则呼我为“人王”，我父把人王二字，合成一字加上世字，名为“世全”，算命先生，说我命中少金，父亲加上金旁，成为世铨。我在茂源井读书，请建侯老师，与我改号，他改为秉衡。乙未年，清廷命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四川总督（后未到任），刘七老师对我说道：“你的号，与总督同名，可把他改了。”七老师也会算命，他说我命中少木，并不少金，我见登记上有“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之语，就自己命名世楷，字宗儒，（后来才改为宗吾）七老师嫌李世楷三字，俱是仄声，改为世横，我不愿意，仍用世楷。余见《厚黑丛话》。

最值得研究的，我父亲说我小时横不依理，我自觉：在行为上，处处循规蹈矩，而作起文字来，却是横不依理，任何古圣先贤，我都可任意攻击。《厚黑学》和《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两篇文字，不说了。我著《考试制之商榷》，提出一种办法，政府颁行的教育法令，不合我的办法，我把他攻击的体无完肤。我著《社会问题之商榷》，创出一条公例，斯密士和马克斯，不合我的公例，我把他们攻击的体无完肤。这有点像专制时代的帝王，颁出一条法令，凡遇违反法令者，都拿去斩杀一般。父亲说我小时横不依理，岂有生之初，我即秉此天性耶？一般人呼我为教主，得无教主之地位，与人王相等耶？释迦一出世，即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我得无与之相类耶？故民国元年，发表《厚黑学》，署名曰：“独尊”。然则教主也，人王也，盖一而二，二而一也。

我们这个地方的习惯，某处有私馆，就把子弟送去读，时间大概是正月二十几，到了二月底，或三月间，老师才请众东家，来议脩金，名之曰“议学”，“议学”之时，众东家你劝我，我劝你，把脩金说定，开单子与老师送去，老师看了无话，就算议定了。学生数十人，最高额是十二串，我五兄（名世源）出了最高额。议到我名下，我父声明这是送来养病时，随便写了几串，把单子送与老师看，老师传话出来，说：“全堂中唯有李世铨读得，应该比李世源多出点，怎么才出这点。”我父也就写了十二串。老师这样重视我，很出我意料之外，精神上很受鼓励。

我觉得教育子女，不在随时责斥，责斥多了，使他精神颓丧，不在随时劝勉，劝勉的话太多，成为老生常谈，听者反不注意。也不可过于夸奖，奖之太过，养成骄傲心。总在精神上，予之以鼓励，而此种鼓励，不知不觉，流露出来，乃能生效。建侯老师呼学生必缀以娃娃二字，如云华上林这个娃娃，李世源这个娃娃等，对学生常出以嘲弄态度，独对于我无此种态度，不过呼我之名，仍缀以娃娃二字罢了。有夜，三位老师都睡了，学生还在嬉笑，建侯老师在床上高声问道：“你哪些人还莫有睡？”众人举名以对。次日建侯老师说道：“那么夜深，你们还在闹，不知干些什么！及听见有李世铨这个娃娃在，我也就放心了。”这些地方，很使我自尊自重。

刘二公人甚长厚，七老师性严重。建侯老师，对刘二公常常嘲弄之，对七老师则不敢，但不时也要说一二句趣话。有一次，宴会归来，建侯老师对七老师说道：“今天席上，每碗茶来，二公总是一筷子两三块，独于端碗肉圆子来，二公用筷子，反一个圆子，夹成两半个，我心想：二公这下，怎么这样斯文了。哪知他把半个圆子，搭在一个整圆子上面，夹起来，一口吃了。”我听了，非常有趣，我生性朴讷，现在口中和笔下，随便都是诙谐语，自然有种种关系，才造成这样的，建侯老师，也是造成之一。

我作文章，很用心，得了题目，坐起想，站起想，睡在床上想，睡在板凳上想，稿子改了又改，一个题，往往起两三次稿，稿子改得稀烂。而今写报章杂志文字，却莫得那么费力了，读我文章的人，有说我天资高，其实是磨炼出来的，天资并不高。五兄往往叫我代笔，我就把不要的稿子，给他腾去缴。次年，甲午，五兄辍读务农，七弟同我在茂源井再读一年。

甲午年，我住罗大老师家，把《凤洲纲鉴》借来看，同学王天衡见了，也买一部来看，建侯老师看见，责之曰：“你怎么也看此书，李世铨这个娃娃，是养病的，才准他看，此等书，须入了学，方能看，我若不说，别人知道，还说我是外行。”此话真是奇极了，于此可见当时风气。

王天衡的父亲，是井灶上的掌柜，甚喜欢读书，期望其子甚殷，训责很严。一往学堂里来，我等在天衡房中耍，他父亲见着很客气，我等要走，天衡悄悄说：“必不可走，一走了，我就要挨骂。”及我等一转背，其父即骂道：“你个杂种……”。天衡常对我说：“我宁去见一次官，不肯见我父亲。”后隔多年，我遇着天衡问道：“你们老太爷的脾气，好点莫有？”他说道：“也莫有什么，不过他老人家，每日早膳后，照例要做一坛法事罢了。”后来天衡卒无所成。由此可见：我父对我，不甚拘束，真是得了法的，我悟得此理，故著《心理与力学》，曾说：“秦政苛虐，群盗蜂起，文景宽大，民风反浑朴起来，官吏管理百姓，要明白此理，父兄管理子弟，要明白此理。”这是我从经验上得来的，然则父兄对于子弟，竟可不管吗？我父有言曰：“以身教，不以言教。”

我的心随时都放在书理上。有一次，建侯老师率众学生，往凤凰坝某家，行三献礼，老师同众学生，在茶馆内吃茶，我一人在桥头上独步徘徊，回头见老师同众人望着我笑，我不知何故，回到茶馆，悄悄问华上林，“老师笑我何事？”答曰：“老师说你很儒雅，将来一定会入学。”我当日本把秀才看得很高，听了不胜惊异。

晚上行三献礼，照例应讲书，死者是祖母，建侯老师，登台讲《孝哉闵子骞》一章，把闵子的事讲完，跟着说道：“后数百年而有李密者……”。这明明是用太史公屈贾合传的文法，我站在台下听讲，老师讲至此处，目注于我，微作笑容，意若曰：“此等方法，众学生中，只有你才懂得。”此事我当日印象很深，老师形态，至今宛然在目，这都是精神上予我一种鼓励。

建侯老师的文章，注重才气，选些周犊山，及《江汉炳灵集》的八股，与我读。一日，我对罗大老师道：“我在读江汉炳灵。”他说：“这些文章，小试时代，不可读，读了花心，作起文章，就要打野战。”于此又可见当时风气。我又说：“我现在买有部《书经体注》。自己翻看，唯有《禹贡》水道，真不好懂。”他说道：“你当然懂不得，如果要懂得，须看《禹贡锥指》。”《禹贡锥指》，是清朝有名的著作，他曾看过，可见也不孤陋。我订古姓女，未过门即死，罗大老师有意把他的女放与我，我五兄很赞成，说他家藏书很多，为此可多看些书，不知何故我父不愿意。

罗大老师之弟罗二老师，号德明，学问比他更好，二老师吃鸦片烟，睡在烟盘子侧边，学生背四书五经，错了一字，他都知道。背四书朱注，错了一字，也都知道。（其时考试，四书题，要遵朱注，童生进场，片纸不准夹带，只好读背得）不但此也，庚寅年，我五兄在他塾中读，夜间讲诗经，点一盏油灯，命学生照着书，他在暗处坐起讲，口诵朱注，说道：“你们看书上，是不是这样？”学生看之，也莫有错，可见他是用过苦功的。壬辰年，我家关老师因病耽搁一个月，我父请罗二老师代教，我们要读八股，他就把昔人作的八股默写一篇出来，熟读了，又默写一篇，试帖诗亦然。其时已五六十岁了，不知他胸中有若干八股，有若干试帖诗，而他弟兄二人，连一名秀才，都莫有取得。二人都是我父的好友，会着即谈书。

我在茂源井共读了两年，甲午年某月，学堂中忽纷传有鬼，某生某生，听见走得响，伙房也看见。建侯老师得知，说道：“你们这些娃娃，真是乱说，哪里会有鬼。”因此众人心定，鬼也不见了。年终解馆，前一夕，师徒聚谈，建侯老师说：“这个地方，很不清净，硬是有鬼，有一夜，响起来，我还喊，‘七爷！七爷！’我口虽说无鬼，心中也很怕。”其时我正读《凤洲纲鉴》，心想：苻坚以百万之师伐晋，谢安石围棋别墅，坦然若无事者，也不过等于建侯老师之口说无鬼。于此深悟“矫情镇物”之理。后来我出来办事，往往学建侯老师之口说无鬼。

（编者按：教主写至此处，即不食而升天，故本稿未完）

二、我的思想统系

民国元年，我发表《厚黑学》，受的影响，真是不小，处处遭人猜忌，以致沦落不偶，一事无成，久而久之，一般人觉得黔驴无技，才与我相忘于无形，但是常常有人问我，发表此文，动机安在，目的安在，是否愤世嫉俗，有意同社会捣乱，抑或意在改良社会，特将黑幕揭穿。我说：“我写此文，最初目的，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清朝末年，我入四川高等学堂肄业，与同班友人张君列五（名培爵，民国四年，在北平殉义，重庆浮屠关，有衣冠墓）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毕业。列五对我说道：“将来我们起事，定要派你带一支兵。”我听了很高兴，就用归纳法，把历史上的英雄（彼时尚无伟人的名词）一一考察，寻他成功的秘诀，久之，无所得，宣统二年，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彼时中学校长名曰监督），一夜卧在监督室，偶然想及曹操、刘备几个人，恍然大悟，就把厚黑学发明了。每逢朋友聚会辄讲说之，以供笑乐，友人王君简恒云：“你说的道理很不错，但是我要忠告你，你照着你的说法，埋头去做，包管你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讲，更不可形诸笔墨，否则于你种种不利。”雷君民心也说：“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后来我不听良言，竟把他发表了。

辛亥年武昌起义，重庆响应，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成都跟着反正，成渝合并，列五赴省，退居副都督，专管民政，我在自流井家中，列五打电报叫我同廖君绪初上省，其时党人在成都童子街，办一报曰：《公论日报》。我住报社内，社中人叫我写点文章，我想不出什么文章，众人怂恿我，把厚黑学写出，我初时很迟疑，绪初说：“你可以写出，我替你作一序。”绪初是讲程朱学的人，绳趋矩步，简恒、民心诸人，俱呼之为“廖大圣人”。我想，圣人都说写得，当然写得。就写出来开玩笑，哪知所生影响，果不出简恒、民心所料。

我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独尊”二字，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我做的。以为我会如何如何，殊不知我发明了厚黑学，反成了天地神鬼，临之在上，质之在旁，每想做一事，才一动念，自己想道：“像这样做去，旁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根源实在于此，厚黑学，真把我误了。

后来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确是成功秘诀，而为办事上之必要技术。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一己之私利，我们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厚字即成为“忍辱负重”，黑字即成为“刚毅果断”。自古圣贤豪杰，皆忍辱负重者也，皆刚毅果断者也。假令我当日悟得此理，一眼注定众人公利，放手做去，举世非之而不顾，岂不成了轰轰烈烈的伟人？无奈悟得时，年已老矣，机会已过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书立说，将此秘诀，传之于人，所以才在成都《华西日报》，写《厚黑丛话》，反反复复，说明此理。我是生性好辩的人，《厚黑学》是以荀子“性恶说”为立足地，许多人以孟子“性善说”来驳我，我说道，“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今试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她亲生的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手拿糕饼一块，小孩一见，即伸手来拖，母亲不给他，放在自己口中，露半截在外，小孩立刻会从母亲口中取出，放在自己口中，请问：这种现象，是否爱亲？小孩坐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哥哥近前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敬兄？只要全世界得出一个小孩，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立即不讲，让孟子的‘性善说’成立。既是全世界小孩，无一不这样干，我的厚黑学非成立不可。”我口虽这样的说，然而心中也自怀疑，小孩的天性，何以会这样呢？

后来见小孩见着木头石块和铜铁等物，都取来朝口中送，心想：此等现象，岂不等于地心吸力，把外面任何物件，都朝内部吸引一般？因忆在学堂时，教习讲心理学，曾说：“人是莫得心的，心中一切知识，都是从外面来的。例如：看见花，知是香的，是我曾经闻过；看见盐知是咸的，是我曾经尝过；某种事该做，某种事不该做，是我曾听某人说过，抑或在书上见过。我们如把心中所有知识，一一考察其来源，从耳入者，仍从耳退出去，从目入者，仍从目退出去，其他从嗅觉味觉感觉入者，一一从其本来路退出，此心即空无所有了。”又忆《圆觉经》云：“一切众生，自元始来，种种颠倒，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我从此着想，就觉得心之构成，与地球之构成，完全相同。牛顿说：“地心有引力，能将泥土沙石，有形有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地球。”我们何妨说：“人心也有引力，能将耳闻目睹，无形无体之物，吸集之而成为心。”我于是把牛顿的公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人事上来，果然处处可通。我把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宋儒的“去私说”，绘为甲乙丙三图而细玩，才知人心现象，纯是“万有引力”现象，并无善恶之可言，民国九年，著一文曰《心理与力学》，载入《宗吾臆谈》内，创一臆说：“ 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后来扩大为一单行本，此书算是我思想之中心点。

人事千变万化，不外人与人接触生出来的，一个我，一个人，是为数学上之二元，一个X，一个Y，依解析几何，可得五种线：（1）二直线，（2）圆，（3）抛物线，（4）椭圆，（5）双曲线，人世一切事变，总不出此五种线。我详加考察，认为人与人不相冲突之线，只有四种，直线两种，曲线两种，除此四线而外，任走何种路线，皆是冲突的，至于世界进化，则为三元，一曰力，二曰空间，三曰时间，其轨道则为三元中之螺旋线。我们每做一事，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才不至与人冲突，支持国家大政的人，规定法令制度，也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施行起来，才不至处处窒碍。

达尔文倡互竞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冲突，克鲁泡特金，倡互助主义，其弊流于互相倚赖，我们应改行合力主义，如射箭然，悬一箭垛，支支箭向之射去，彼此不相冲突，而又不相倚赖，则可兼达克二氏之长，而无其流弊。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讲进化而提倡弱肉强食；克鲁泡特金，讲互助不错，错在讲互助而主张无政府。竞争和互助，其力线是横的，成立不起政府，由达尔文之学说，有时亦能成立政府，而其政府，则是极端专制的。国中力线，郁而不伸，断不能永久安定，我们讲合力主义，其力线是纵的。全国有若干人民，即有若干力线，根据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强之政府，是为政治上之合力，例如经济也，外交也，亦须取合力主义，不如是则世界永不太平。自有历史以来，皆是人与人相争，其力线是横的，我们应取纵的方向，悬出地球为目的物，合全世界人，向之进攻，把他内部蕴藏的财富，取出来，全人类平分，是为合力主义之终点，著者本此主张，曾作一篇《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十六年载入《宗吾臆谈》，十八年扩大为单行本，曰：《社会问题之商榷》。二十五年，我写《厚黑丛话》，内面会涉及国际问题。二十六年，定期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我写了一篇《制宪私议》。从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表，以供参考，我打算写一篇《外交私议》，方着手写，“七七”事变发生，乃改写一篇《抗日计划之商榷》，是年九月合刊一册，曰：《制宪与抗日》，这些书现已售罄，此外我还写有《中国民族之特性》和《从战国说起》等文，在日报上发表，现在我已不想再印了。我原想写一本《中国主义》，现已不想再写，兹把各种文字的大意，分经济、政治、国际三方面写出来就是了。

（甲）关于经济方面：我们改革经济制度，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何者应归公有，何者应归私有，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上才相安无事。

第一项，地球生产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兽公有物，后来人类出来，把禽兽打败了，地球就成为人类的公有物。所以地球这个东西，应该全人类公共享受，根本不能用金银买卖。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了公有物；劳动家买去，自行耕种，也是侵占了公有物。何以故呢？以川省言之，“七七”事变以前，请人工作一日，每日工资伙食，至多不过大洋二元（抗战期中，生活程度高涨，是暂时现象，当以事变前为准）。假令我们请工人，在荒山上种树一日，给以大洋二元，他得了报酬，劳力即算消灭。树在山上，听其自然生长，若干年后，出售得价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于地球的生产力。地球既为人类公有物，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该全人类平摊。劳动家只能享受劳力相当之代价，而不能享受此项生产力。所以说，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劳动家买去耕种，同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国土地应一律收归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二项，机器生产力：替人做工一日，得大洋二元；做手工业，每日获利，也不过大洋二元，这算是劳力的报酬。若改用机器，每日可获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于机器的生产力，非工人之劳力也。当初发明机器的人，业将发明权抛弃，机器成为人类的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该全人类平摊。旧日归诸厂主所有，是侵占了公有物。我们应该收归公有，给工人以相当代价，由机器生出之利益，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劳力既得代价，即与普通人无异，所以“劳工专政”之说，是不合理。

第三项，脑力和体力：世间之物，只有身体是个人私有的。由身体发出来，有两种力：一曰脑之思考力，二曰手足之运动力。这两种力，即是个人私有物。社会上欲使用之，非出相当代价不可，并且出售与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权，不能任意侵犯之。

基于上面之研究，括为二语曰：“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是社会公有物，脑力和体力，是个人私有物。”我们持此原则，以改革经济制度，社会与个人，自然相安无事。

斯密士主张营业自由，个人之脑力和体力，可以尽量发展，这层是合理的，而他同时主张：有金钱的人，可购土地以收佃租，可购机器以开工厂，这就未免夺公有物以归私。

我们本中山先生遗愿，定出一原则曰：“金钱可私有，土地和机器不可私有。”将现在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机器之工厂，一律收归公有。就成为“共将来不共现在”了，但是全国工厂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广，购买之款，从何而出呢？

我们首先定出一条法令，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银行。需款者，向银行贷用。其有私相借贷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贷而涉讼者，其款没收归公。藏巨款于家而被劫窃者，贼人捕获时，其款亦予以没收。有存款于外国银行者，查明后，取消其国籍，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由国家转存外国银行，私人不得径往存储。如此则人民金钱集中国家银行，即可供一切应用。

银行月息多少，依现情为准，兹假定月息一分，以便说明。存入银行，月息一分，贷出为一分半或二分，即无异于以金钱放借者，缴所得税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与公家矣。

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以下设区银行和乡村银行，川省有场而无村，则设场，银行法一旦确定，即可着手收买。

（1）私立银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给以月息。

（2）使用机器之工厂和轮船、火车、矿山、铁道等，一律收归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经理及职员工人等，悉仍其旧，不予变更，只将红息缴归国家，手续是很简单的。其手工业之工厂则听之。

（3）全国土地房屋，一律照价收买。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银一百元，即定为价值一万元，存入银行，每月给以息银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则公共估价，或投标竞佃，以确定其租息，原业主有优先承佃权，如此则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无一个不是佃户，亦即是无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谓“平均地权”。

（4）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出口货，由人民售之公家，转售外国；入口货，由公家购而售之人民，听其自由销售，不再课税。盖价值之高低，公家操纵在手，取多取少，可适合国家之需要，无须多设机关，多用冗员，向销售者琐琐征取，徒滋中饱营私之弊，而阻商业之发达也，执简驭繁，固应如此。外人在内地设有工厂者，人民不得与之直接交易。如此则关税无形取消，外货以百元购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无异值百抽五十，值百抽百。

综计收归国有者，凡四项：（一）银行；（二）使用机器之工厂和公司；（三）土地；（四）国际贸易。自学理言之，土地和机器，当然收归国有，银行和国际贸易之归公，则本于中山先生“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之主张。至其他私人资本，应当如何节制，则俟此四者办到后，再酌量而行之。

上面四者，办理完毕后，即可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原则，（实施时，除未成年及老年人外，对于壮年人，当视其过去工作情况，分别筹发，以防怠工等弊）因为人民既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的收益交之国家，国家即应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法国革命是在政治上要求人权，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则注重生存权。孙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为三级：（一）需要即生存； （二）安适；（三）奢侈。现在的经济制度，人民一遇不幸，即会冻死饿死，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求生存，进而求安适和奢侈。我们发给生活费的办法，则是以“生”字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中山先生说：“生存为社会重心”，人人能生存，重心才能稳定。

旧日贫富悬殊，我们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有，则富者削低一级，全国人民一律发给生活费，则贫者升高一级，高低二级之间，为人民活动余地。语云：“饥寒起盗心。”我们发给生活费，社会上可减少许多罪恶，衣食足而礼义兴，风俗可日趋醇厚，学问家不忧衣食可专心深造，事业家无内顾忧可一意图功。如此则社会文明，必蒸蒸日上。

改革社会犹如医病，有病之部分该治疗，无病之部分不可妄动刀针。我们从旧经济制度中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收归国有，这即是有病之处加以治疗；其余可悉仍其旧，私人生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这即是无病之处不动刀针。如此去办，就与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适合了。

世界富豪，除银行大王摩尔根，其父为富人，承受有遗产外，其余如煤油大王洛克依兰、钢铁大王卡匿奇、铁道大王福介舍尔、汽车大王福尔特、商业大王瓦纳迈尔、铜山大王章洛克、砂糖大王斯布累克、法国大银行家劳惠脱、美国大富豪休洼布等，无不由赤贫之子起家。我们把上述四者，收归国有，这些大王，就无从出现了，欧美之银行大王，煤油大王等，养成了雄厚之势力，欲推翻之而不能，我国尚无此种大王出现，然而业已萌芽了。为虺弗榷，为蛇奈何，韩非曰：“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订立法令规章者，如何对于鼠则防之唯恐不周，对于虎则纵之而不过问，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我们规定：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家经营，即所以防虎也。

大凡规划国家大计，目光至少须注及五百年后，否则施行一二百年，又要来一个第二次改革，国家所受牺牲，也就不小了。现在地主之土地，如果不收归国家，而移转佃农手中，并允许私人集资开设银行，开设使用机器之工厂公司，抑或经营国际贸易，即是发生流弊之根源，负有改革之责者，幸思之！思之！又深思之！

孔子倡大同之说，目光注及数千年后，而下手则从小康做起，孔子死后，二千余年，大同尚未出现，其学说之价值，不惟不灭，反益觉其伟大，何也？悬出一个目标，使人望之而走，数千年俱走不到，数千年后之人俱有路可走。不似达尔文、尼采和斯密士诸人，所创学说，行之数十年，或百余年，即处处碰壁，无路可走，只好彼此打战。规划国家大计，犹如修一大房子，须先把全部式样绘出，按照修之，即说财力不够，可先修某部分，次修某部分，最终就成一个很好的房子。

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天生万物，除了水平面以外，莫有一物是平的。各人聪明才力，有天赋之不同……如果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主权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中立足点平等，不是从上面压下去，成为平头的平等。我们把此种原则，适用到经济方面，不把平等线放在平头上，使国中贫富相等，而把平等线放在立足点，使各人致富的机会相等。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做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为官吏，为教员，为商贾，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劳动种类之不同，所得之报酬即不同，或富或贫，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如此则可促进人民向上之心，而国家可日益进步。犹之水然，地势高下不平，就滔滔汩汩，奔趋于海，一若平而不流，即成死水。

斯密士倡营业自由之说，认为人人皆有自私之心，利用此种自私心，就可把时间利源，尽量开发出来，其说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社会主义创始者，如圣西门诸人，皆谓人有同情心，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而社会主义之发生，根本源于“性善说”，故个人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之冲突，不外“性善说”和“性恶说”之冲突。我们知道：“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即是会善恶而为一。所以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即应将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合而一之，才合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

（乙）关于政治方面：我们辛亥革命而后，改为民主共和国，意欲取法欧美，这是一种错误。我们要行民主共和国，办法很简单，只消把真正君主专制国的办法，打一个颠倒，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了。君主专制国是一个人做皇帝，我们行民主共和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把一个皇帝权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每人各执一块，我们只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就是了。

我国从前的皇帝，要想兴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张，提交军机处，由军机大臣议决了，就通饬各省，转饬各县，以及各乡村照办，其办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国以乡村议会为人民的军机处，乡村议员为人民的军机大臣，川省有场而无村，人民对于国家想兴革一事，即提交场议会，经场议员议决了，即提交区议会，由是而县议会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了，即施行，其办法是由下而上，与君主专制国，恰成一相反形式。

君主专制时代，军机大臣议决之案，须奏请皇帝批准，方可施行。民主共和时代，国会议决之案，须经全体人民投票认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国会议决行之；大点的事由各省议决行之；再大的事由各县议会议决行之；顶大的事才由全体人民投票公决，最困难的，是如何能使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投票，直接发表意见，不致为人操纵舞弊。这就须大费研究，而办法就不得不麻烦了，然而我们要想直接行使民权，这种麻烦是无法避免的。

第一要紧的，是整顿户籍。每县分若干场，场之下分若干保，每保分若干甲，每甲辖十家。投票不分男女老幼，一人有一投票权，一生下地，即可取得此权。投票时，以家长为代表，某甲家有十人，某甲一票即算十票；某乙家有八人，某乙一票，即算八票。用二联票，记名投票。甲长亲到各家收票、列榜宣示，某甲家十票可决，某乙家八票否决……榜末合计，本甲可决者共若干票，否决者共若干票；投票之家，持存根前往查对无误后，甲长送之保长。保长又列榜宣示：第一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第二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榜末合计，本保可决者共若干票，否决者共若干票，将榜送之区长，由是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最终以多数决定。这是就关于全国之大事言之，关于省市县之事，仿此办理。

我国人民，对于国事，向不过问，要他裁决大政，判定可否，他是茫然不解的。所以必须训政，训之者何人呢？在他省为乡村议员，在吾川则为场议员。场议员，一方面为军机大臣，一方面又为太师、太傅、太保。凡是场议员，其知识当然比农民高，对于国事能明了，每当裁决大政时，先由场议员公开讲演，使众人了解真相，应投可决票或否决票，由各人自行判断，归家书票，等候甲长来取。以川省习惯言之，每三天赶场一次，乡村农民，无事都要赶场，场上发生一事，顷刻传遍全场，有未赶场者，亦可转相告语。所以施行此种办法，在川省尚无何种困难。议会设立在场上，人民有议案，直接向之提出，有不了解之事，亦可向议员请问，于人民很便利。以上系人民行使创制权，否决权之施行办法。

选举大总统，由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选举。投票时，也以家长为代表，每票举三人，如投票人意中，认为可当大总统者只有一人或二人，则票上即只写一人或二人。例如某甲票上写赵一等三人，某甲家有十口，则赵一等即为各得十票；某乙票上写钱二等二人，某乙家有八口，则钱二等即为各得八票，用二联票，甲长亲到各家将票收齐后，即列榜书明示：某甲家举赵一等三人，某乙家举钱二等二人……榜末合计，赵一共得若干票，钱二共得若干票……第二甲，孙三得若干票，李四得若干票……合计赵一共得若干票，钱二共得若干票，孙三共得若干票，李四共得若干票……由保而区，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以最多数之一人为大总统，次多数之二人为副总统。大总统任期四年，如中途病故，或经全国人民总投票撤职，即以副总统代理，以凑满四年为止。第一任大总统于某年某月某日就职，以后每满四年，于该月该日，新任大总统必须就职；旧任大总统，得票最多数，可以连任。

人民如欲弹劾大总统，即可向场议会提出弹劾案；经场议会决定，以全场名义向区议会提出；区议会议定，以全区名义，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弹劾案成立，送交大总统，请其自行答辩，由国会将弹劾案及答辩书，加具按语，刊印成册，发布全国，由人民裁决。对于大总统，或留任，或免职，仍用总投票办法，层层发榜，取决于多数。省长、县长以及保长、甲长，人民行使选举权，罢免权，亦参酌此法办理。

大总统违法，经人民总投票，正式免职后，可以交付审判，处监禁，处枪毙，都是可以的。独是未经正式免职以前，大总统在职权内所发出的命令，任何人都要绝对服从，有敢违反者，大总统得依法制裁之。

凡办事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我们一眼定大同世界，而下手则从一村一场办起，我国人民向来不问政治，然而也有办法。我们规定，中央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之下设区银行，区之下设场银行，人民有钱者应存之本场银行，又规定，人民的土地，第一步收归各场公有，欲使用土地者，向本场场长投佃。如此则人民因其有切身关系，自不得不起而过问了。场银行行长，由政府委任，副行长和场长，由人民投票选充，不称职者，投票撤换，则选举权，罢免权，人民自能行使了。银行办法大纲和收买土地、承佃土地办法大纲，由政府规定，其细则由人民共同规定，有不合处，共同修改，则创制权，否决权，人民自能行使了。人民行使四权，以本场为见习之地。有旧式县长，监督其上，自不至发生流弊，即生流弊，亦易救正。

每年应纳租税，总数若干，责成场长缴纳，其整理土地，所得盈余，归各场公用。各场办好了，联而为区，土地归全区公有。土地余利，归全区公用，区银行副行长和区长，由全区人民公举，再进而联而为县，土地归全县公有，土地余利，归全县公用，县银行副行长，和县长，由全县人民公举。由是而省，而全国，及至土地收归全国公有，大总统由全国人民公举，则中华民国之宪法，即告完成。倘能再进而将土地，收归世界公有，全世界之大总统，由全世界人民公举，则世界大同矣。

银行、工厂和国际贸易，收归国有，尚属容易，唯乡土地，纠葛万端，故第一步，当收归各村各场公有，本地人熟悉情形，容易处理，政府握定大纲，自会厘然就绪，只要各村各场办好，则基础稳固，以下自迎刃而解。

民主共和国，以取法君主专制国为原则。君主时代，知县有司法权，我们即以司法权畀之县长，县长延请精通法律的人为司法官，司法官对县长负责，县长对人民负责，如审判不公，人民弹劾县长，撤换县长就是了。昔日衙门黑暗，人所尽知，今之司法机关，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见；而法庭调查之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当以调查和调解之责，加之场长和区长。人民有争执事件诉诸场长，场长调查明白，予以调解，如不服，诉诸区长。场长应将调查所得及调解经过情形，备文送之区长，区长即当再调查，再调解，如不服，诉诸县长。区长又备文送之县长，如仍不服，诉诸省，诉诸中央。场长区长，可依本地习惯依法处理；县以上，则当按国家法律解决之。

人民对于任何机关，如有疑点，都可自请往查，假如：某甲对于国际贸易局或中央银行，疑其有弊，即可向本场议会提议，该局或该行，有某点可疑，我要亲往彻查。场议会询明议决，即向区议会提议本场拟派某甲往查某事。区议会开会议决，即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国会开会议决后，即行知该局或该行，听候彻查。某甲查出有弊，即依法提出弹劾案；如无弊，即在中央报纸声明：我所疑某点，今已查明无弊。倘不提弹劾案，又不声明无弊，则某甲应受处分。倘某甲声无弊，经某乙查出有弊，则某甲亦应受处分。其他省市所辖的机关及工厂等，仿此行之。

现在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大潮流，互相冲突，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美国制宪之初，主张地方分权者，认为人性是善的；主张中央集权者，认为人性不尽是善的。”故知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冲突，仍是性恶性善问题之冲突。我们既知人性是浑然的，无善无恶，所以制定宪法，应当将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合而一之。

上述的办法，如能一一做到，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为一个极健全的合力政府。大总统在职内发出的命令，人民当绝对服从，俨然专制国的皇帝，是为独裁主义。大总统去留之权，操诸人民之手，国家兴革事项，由人民议决，是为民主主义。如此则两大潮流，即合而为一。

中山先生曾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好似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般。”又说：“兄弟所讲的自由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中山先生把物理学的原理，运用到政治上，是一种新发明。物理上，离心力和向心力，二者互相为用，故政治上，也是放任与干涉，二者互相为用。从前欧洲国家，对于工商业行干涉主义，以致百业凋敝，斯密士起而著《原富》一书，力持放任主义，欧人行其说，骤致富强，无如放任大过，酿成资本家之专横，社会上扰攘不安。我们运用中山先生两力平衡之理，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一律收归国有，强制行之，此所谓专制也。私人生活与夫劳心劳力之营业，一切放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此所谓自由也。两力平衡，自然安定。

黄老是放任主义，申韩是干涉主义，二者皆是医国良药，用之得当，立可起死回生，嬴秦苛虐，民不聊生，汉承其后，治之以黄老，刘璋暗弱，刑政废弛，孔明承其后，治之以申韩，因病下药，皆生了大效。我国今日，病情复杂，嬴秦之病，是害得有的，刘璋之病，是害得有的，又兼之人心险诈，道德沦亡。应当黄老、申韩、孔孟，三者同时并进。以申韩之法，治贪官污吏，悍将骄兵，奸商贵族。以黄老之道，治老百姓，而正人心，厚风俗，孔孟之书，更不可少。果如此，则中国之病，自霍然而愈。

（丙）关于国际方面：现在的五洲万国，是我们春秋战国的放大形。古之春秋战国，是今之五洲万国的缩影。我辈欲推测将来国际上如何演变，当先研究春秋战国如何演变，果想解决现在国际的纠纷，当先研究春秋战国之纠纷，是如何解决。

世界是以螺旋式进化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时三千国，周武王时一千八百国，春秋时二百四十国，战国时七国，到秦始皇时，天下就一统了。历史越久，国数越少，国之面积越大，这即是螺旋式进化。“竖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竖的方面者，时间也，横的方面者，空间也，照这样趋势看去，现在的五洲万国，势必混合为一而后止，所异者，古时是君主时代，嬴秦混合为一，是一个人做皇帝，将来五洲万国，混合为一，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做皇帝，而为大同之世界。

目下世界大战，一般人很抱悲观，殊不知，这正是世界大同之预兆。如：数个泥丸，放在盘中，不相接触，永久是个个独立。我们取而挤之捏之，就成为一个大泥丸。战国七雄，竞争激烈，此挤之捏之也，跟着嬴秦之统一出现，今之五洲万国，竞争激烈，亦所谓挤之捏之也。我们看清此种趋势，顺而应之，才不至为螺旋进化中之牺牲品。

将来地球这个东西，一定是收归全人类共有的，一定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共同做皇帝的。我们顺应此种趋势，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去。土地一层，始而收归一场一区公有，继而收归一县一省公有，终而收归全国公有。对于政治一层，所有创制，复决，选举，罢免四权，始而行使于本场本区，继而行之于本县本省，终而行使于中央，公举一个大总统。我国的宪政，即算完成。我们办到这步，再看国际十八万万人，公举一个大总统，世界就大同了。世界趋势，显然如此，彼希特勒也，墨索里尼也，日本军阀也，不过昙花一现，终为螺旋进化中之牺牲品而已，犹江河之奔流入海，而欲以人力障塞之，无非多杀人畜，多毁田庐禾稼，而其奔流入海，则依然如故也。

我们把国际趋势看清楚了，再检查世界上产生的各种主义，何者与这种趋势适合，何者不适合，兹讨论如下：

世界文化，分三大区：一印度，二西洋，三中国。印度地偏热带，西洋地偏寒带，中国则介居温带，三方气候不同，民族性不同，因而产出之主义，亦遂不同。温带折中寒热二带之偏，故中国主义，能够折中西洋主义和印度主义之偏。

寒带天然物少，人不刻苦，不能生活，故时时思征服自然，因而产出侵略主义；热带天然物丰富，生活之需，不虞不足，故放任自然，因而产生出不抵抗主义。请问：我国产出的，是何种主义？要答复这个问题，当先研究我国对于自然，是何种态度？《易经》曰：“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所谓天地之道，天地之宜，皆自然也。对于自然，不征服之而辅相之，不放任之而制裁之，因而产生之主义，由孔子以至孙中山先生，盖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也。此由中国古人，生居温带，仰观俯察，创出学说，适应环境，不知不觉，遂有以折中西洋、印度之偏。其他民族，亦有生居温带者，而不能发生同样之主义，则由其人缺乏仰观俯察的研究性，而以他人之主义为主义也。

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尽人皆知，老子言无为，孔子言仁义，当然不侵略，而两家之书，皆屡屡言兵。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孔子曰：“我战则克。”所谓克也，胜也，皆抵抗之谓也。

战国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之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此抵抗之说也，又曰：“力之所贱，侵物为贱。”此不侵略之说也。墨子非攻，当然不侵略，同时墨子善守，公输九攻之，墨子九御之，公输之攻已穷，墨子之守有余，则又富于抵抗力。二人的主张，都是抵抗而不侵略，不过宣扬主义时，杨子为我，偏重在抵抗，墨子兼爱，偏重在不侵略罢了。战国纷乱情形，与现在绝似，其时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一般学者研究，觉得舍了杨朱主张，别无办法，所以“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我们处在现在这个时局，也觉得舍了杨墨主张，别无办法。

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而孔子则曰：“我战则克。”正是所谓善战者，这两说岂不冲突吗？只要知道中国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自然就不冲突了。孔子尝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他说“我战则克”，是就抵抗方面言之。孟子把那些“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人，痛恨到极点，他说：“善战者服上刑”，是就侵略方面言之。拿现在的话来说，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等于说：“日本军阀，一律该枪毙。”孔子曰：“我战则克”，等于说：“抗战必胜”。

中国崇奉儒教，儒教创始者为孔子，发挥光大之者为朱子，孔子学术，本与管仲不同，因其能尊周攘夷，遂称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称之曰：“民到于今受其赐。”推崇备至，何也？为其能抵抗也。南宋有金人之祸，隆兴元年，朱子初见孝宗，即言：“金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当立即断绝和议。”这些地方，都是儒教精神所在。

中国主义，是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人任便发出的议论，无不合乎此种主义。例如：秦皇汉武开边，历史家群焉非之，为其侵略也，汉弃珠崖，论者无不称其合王道，为其不侵略也；秦桧议和，成为千古罪人，为其不抵抗也，岳飞受万人崇拜，为其能抵抗也。唐人诗云：“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直不啻为墨索里尼之远征阿比西尼写照；又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更不啻为希特勒之侵夺四邻写照；至云：“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俨然是痛骂日本少佐军人。此皆我国文人痛恨侵略之表现，及至受人侵略，则又变成力主用武，南宋有金人之祸，陆放翁（陆游）游诸葛武侯读书台诗云：“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世上俗儒宁辨此，高堂当日读何书。”直是斥南宋诸儒，只讲理学，不谋恢复。临死《示儿》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中国诗人，这类作品很多，我们要想考察民族性，要从哲学家、教育家的学说和文人学士的作品上，才考察得出来，至于政治舞台上的人，时或发生变例，秦皇汉武之侵略，秦桧之不抵抗，皆变例也。

西洋人性刚，印度人性柔，中国古人，将刚柔二字处置得恰好，《易经》一书，以内刚外柔为美德，泰卦内阳而外阴，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谦卦山在地下。既济水在火上，无一非内刚外柔之表现。孔老为中国两大教主，老子被褐怀玉，孔子衣锦尚桐（tóng），皆深合易旨。老子和光同尘，而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孔子恂恂如也，而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此皆外柔内刚之精神也。我国受此种教育数千年，养成一种民族性，故中国人态度温和，谦让有礼，此外柔之表现也。一旦义之所在，奋不顾身，此内刚之表现也。惟其外柔也，故“九一八”以来节节退让，若无抵抗能力；惟其内刚也，故“卢沟桥事变”而后，全国抗战，再接再厉，为世界各国所震惊。故我国对日抗战，其必胜盖决然无疑者。

西洋人倡天演竞争之说，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盖纯乎利己主义也。印度教徒，舍身救世，知有人而不知有己，盖纯乎利人主义也。中国主义则不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盖人己两利也。印度学者，开口即说恒河沙数世界，其目光未免太大，看出世界以外去了，而其国因以灭亡。西洋人又患目光太小，讲个人主义者，看不见国家和社会，于是乎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成为互不相容之三个物体，因而生出种种纠纷。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成为一个浑然之物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这种主义，恰足救西洋和印度之弊。

印度实行其主义，而至于亡国，西洋实行其主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之昭著，既已如此，而今只有返求之中国主义，中国主义者，大同主义也。我们应将这种主义，在国际上，尽量宣传，使世界各国，一齐走入中国主义，才可以树大同之基础，而谋永久之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纯是“武力战争”。而我国则发明一种最高等战术，曰：“心理战争”。三国时，马谡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这是“心理战争”学说之起点，而其原理，是自战国时已发明了。《孟子》一书，纯是讲“心理战争”。其言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如此之语，不一而足，皆“心理战争”之说也。曰：“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以秦楚之坚甲利兵，而曰制梃可挞，岂非怪话？而孟子深信不疑，决然言之，果也，孟子死后，不及百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立把强秦推倒，孟子的说法，居然实现，嬴秦之兵力，推灭六国而有余，陈胜等乌合之众，振臂一呼，而一统之江山，遂土崩瓦解，不败于武力，而败于心理，孟子有知，当亦掀髯大笑。

春秋时，兵争不已，遂产出孙子的“兵战哲学”。战国七雄，运用孙子学说，登峰造极，斗力斗智，二者俱穷，于是又产出孟子的“心战哲学”。惜乎，当时无人用之，现今的形势，绝像战国七雄时代，我们正该运用“心战”之说。问：如何运用？曰：只需把中国主义，发扬出来就是了。暴秦亡国条件，德、意、日三国是具备了的，全世界人民和他们本国的人民，同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主义，一发扬出来，一定倾心悦服，就成了“心战”妙用。

我国业已全面抗战，应当于“武力战争”之外，再发动一个“心理战争”。在国际上，成立一个“中国主义研究会”，请世界学者，悉心研究，就算新添了一支生力军，敌人“攻城”，我们“攻心”，全世界倾心此种主义，是对于敌人取大包围，敌人国内制人民，倾心此种主义，是为内部溃变。日本军阀，自然倒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自然倒毙。

凡是一种大战争，必有一定的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洋主义和西洋主义决胜负，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应该把它变成中国主义和西洋主义决胜负。只要中国主义一战胜，世界大同之基础，就算确定了。十九世纪上半世纪，是西洋主义盛行时代，下半世纪以后，是中国主义昌明时代，就进化趋势观之，盖决然无疑者。

现在五洲万国，纷纷大乱，一般人都说：“非世界统一，不能太平。”战国情形，也是如此。战国时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即是说：“要统一才能安定。”但统一之方式有二。梁襄王问孟子：“孰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杀人者一之。”这就是“非武力的统一”。主张“武力统一”者，使用一个“杀”字来统一，说道：“你不服从我，我要杀死你。”人人怕死，不得不服从，故“杀”字能统一。主张“非武力统一”者，是用一个“生”字来统一，说道：“你信从我的主张，你就有生路。”人人贪生，自然信从，故“生”字也能统一。人之天性，喜生而恶杀，主张“杀”字统一者，人人厌弃，主张“生”字统一者，人人欢迎，孟子学说，惜乎，无人用之。后来嬴秦统一，是用“杀”字统一的，然而不久即亡。今者德、意、日三国，正循着亡秦途径走去，我们正好运用“生”字统一之学理，乘其弱点而推陷之，兵战心战，同时并进，德、意、日三国，不败何待？

中西主义，极端相反，西洋方面，达尔文之弱肉强食，尼采之超人主义，与夫近今的法西斯主义等，都是建筑在“杀”字上面。而中国方面，孔子言仁，老子言慈，杨朱为我，墨翟兼爱等，都是建筑在“生”字上面。我们读达尔文，尼采诸人之书，满腔是杀机，读孔孟老庄和宋明诸儒之书，满腔是生趣。医生用药，相反才能相胜，方今西洋主义盛行，无处不是杀机，应当用中国主义救疗之，以一个“生”字，统一世界。

西洋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重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洋人一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儒者，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洋人著书做事，注重“于身有益”四字，中国人著书做事，注重“问心无愧”四字。西洋人在物质上求愉快，中国人则在精神上求愉快，西洋人以入剧场跳一场为乐，中国人则以读书为乐，为善为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乐，故中国文化，洵足救西洋末流之弊。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追进二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犹之修房子，把地土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而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西洋人学说，以利己为主，以“身”字为起点，不寻石底，径从地间建筑，造成的房子，终归倒塌。所以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国际上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洋主义，遂告破产。

孟子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孟子复生，亦不能否认，但孟子学说，一达到生存点，即截然而止，其言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人民到了不饥不寒，即教以礼让，推行王道。达尔文盛言“优胜劣败”，超出生存点以上，成为无界域之竞争，其弊至于消灭他人之生存权，以供一己之欲壑。尼采学说，继之而起，几不知公理为何物。德国威廉第二和希特勒，从而信之，墨索里尼和日本少佐军人，又从而信之。此世界所以纷纷大乱了也。

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由此知：中国主义，有两个原则：（1）人人争生存，以不妨害他人的生存为限；（2）人人争优胜，以不违背公理为限。我们把此种主义，发扬出来，全世界恍然觉悟，知道：舍了中国主义，别无出路，此即“攻心”之法也。

中国主义，沉埋已久，应当聚全国学者，尽量开掘之，整理之，去其不合现情者，撷其精华，成为系统，在国际上尽量宣传。从前中山先生革命，一般人以为必大大的流血，只因主义完善，宣传得力，遂不血刃而成功，此心理战胜之先例也。

世界纷纷大乱者，病根有三：（甲）经济方面。（乙）政治方面。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互相冲突。（丙）国际方面。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互相冲突。我们一面抗战，一面制定宪法。宪法内容：（甲）经济方面。国中的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一律收归国有，其他经济上之组织，悉仍其私。（乙）政治方面。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行使四权，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强健的合力政府，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融合为一。（丙）国际贸易，收归国家经营。入口出口，两相平衡，入超则为外国掠夺我国，出超则为我国掠夺外国，今定为出入平衡，无掠夺者，亦无被掠夺者，国与国即相安无事。宪法制成，一面实行，一面昭示万国，世界人士，正寻不着出路，一旦见中国主义之完善，一定跟着走来，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三个恶魔，不打自倒，这即是心理之战胜。

孙中山先生，分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现在国难严重，三者当同时并进，对日全面抗战，是为军政。在抗战时期，制定宪法，从一村一场实行起，是为宪政，村议员，场议员，负训练人民之责，是为训政。一村一场办好了，扩大为区，再扩大为县，为省，为国，迨及扩大为国，宪政就算完成，将来如能扩大于全世界，就算大同了。

国际战争有三种：（1）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2）帝国主义和弱小民族战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属于第一种，这次大战，属于第一种和第二种。另外还有第三种，隐藏着跃跃欲动。若不将这三种问题，同时解决，恐怕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了后，跟着又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威尔逊于上次大战之末，提出“民族自决”之主张，就是预防第二种战争，可惜未能实现。巴黎和会，特定一个“劳工规约”，列入和约之第十三章，就是预防第三种战争，可惜不彻底。

世界上不平等之事有三，即列强对弱小民族不平等，资本家对劳工不平等，军阀对平民不平等。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今日，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的人打不平。”我们本着三民主义，制出一部宪法，国与国立于平等地位，而本国的人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立足点也平等，这三种不平等之事，就算打平了。我们把这部宪法宣布出来，即成了我国的“抗战宣言”，也即是预定的“战后和约”。倘若世界各国，也走上这条路，国际上三种战争之祸根，即彻底拔除。

有了春秋那种形势，管仲“九合诸侯”的政策，便应运而生；有了战国那种形势，苏秦“联合六国”的政策，又应运而生。此二者皆“合力主义”也。管仲揭出“尊周攘夷”的旗帜，把全国之力线，集中于“尊周”之一点，然后向四面打出，伐狄，伐山戎，伐楚。齐桓公遂独霸中原。后来晋文公称霸，亦沿袭其策，连孔子修春秋，也秉承“尊周攘夷”之主旨。他这个政策，直贯穿了春秋全部。

到了战国，情形变了，周天子纸老虎已揭破，“尊周”二字说不上，楚在春秋为夷狄之国，此时更不能说“攘夷”的话，于是苏秦引锥刺股，揣摩期年，从学理上研究出“合纵”之策，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发出六根力线，取纵的方向，向强秦攻打，此种政策，一经告成，秦人不敢出关者十五年。《战国策》曰：“当此之时，天下之人，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决于苏秦之策。”又曰：“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战国时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最发达的时代，苏秦的政策能够风靡一时，岂是莫得真理吗？无奈他莫得事业心，当了纵约长，可以骄傲父母妻嫂，就志得意满，不复努力，以致未克成功。有了苏秦的“合纵”，才生出张仪之“连横”，连横成功，而六国遂灭，可以说：苏秦的政策，贯穿一部《战国策》。苏秦的事，可分两部分看，自引锥刺股，至当纵约长，是学理上之成功，当纵约长以后，是实行上之失败。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说苏秦的政策，是很好的，深惜六国之不能实行。三国时，鲁肃和孔明，主张孙刘联合，原是抄写苏秦的古本，曹操是千古奸雄，听说孙权把荆州借与刘备，二人实行联合了，正在写字，手中之笔，都吓落了，这个政策之厉害，可想而知。

现在五洲万国，是春秋战国的放大形，故威尔逊的“国际联盟”，也就应运而生。他是老教授出身，也是学理上成功，实行上失败，他的十四条原则，一宣布出来即备受世界欢迎，绝像苏秦之受欢迎一般。无奈他在巴黎和会，欠了外交手腕，成立的国际联盟，反成了分赃的团体。其最大原因，则由于美国之立场，根本与弱小民族相反，威尔逊“民族自决”之主张，不能实现，理固然也。我们熟察国际形势，仍非走管仲、苏秦和威尔逊，这条路线不可，应由我国出来，发起“新的国际联盟”，以弱小民族为主体，进而与强国联合，把威尔逊的原则，修正之，扩大之，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以替代“民族自决”四字，这样一来，决定成功。何也？我国立场与弱小民族相同故也。有孔老以来，绝好的主义，有汉弃珠崖，这类绝好的事实，为世界各国所深信故也。

世界纷争之际，必有一个重心，才能稳定，这个重心轮到我国来了。我们于武力战争之外，应当（1）在国际上成立一个“中国主义研究会”为宣传机关。（2）发起“新的国际联盟”为中国主义实行机关，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劳工和平民，一齐唤醒起来，与我们同立在一根战线上，如此，则我国就成为世界重心了。孟子谓：“制梃可挞秦楚。”盖纯乎“心理战争”也，我国今日，则“武力战争”与“心理战争”同时并进，无异于以武力推行中国主义，则战胜敌人也决然无疑，救世界人类于水火也，亦决然无疑。

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伐狄，伐山戎，是用武力解决，召陵之役，是用政治解决。我们把“新的国际联盟”组织好，德、意、日三国，如能信从我们的王道主义，则用政治解决。否则师法苏秦故智，率全人类向之攻打，暴秦亡国条件，德、意、日三国，是具备了的，不败何待？

世界祸机四伏，念之不寒而栗，上次大战，一告结束，而战胜国之劳工，反暴动起来，法国首相，克利蒙梭，绰号“母老虎”，是欧战中最出力之人，巴黎和会，充当主席，为法国增光不少，反遭国人行刺，几乎把七十八岁的老命送掉。意大利战胜归国之将士，戴起徽章，横行都市，专制魔王，墨索里尼乘机出现。美国人民要暴动，威尔逊调兵弹压，方才平息。英国的矿工和铁路工人，船上水手，结成三角同盟，布起阵势，预备随时可同政府决战，害得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驾着飞机，今日回伦敦弹压，明日赴巴黎开会，一夕数惊，疲于奔命。其原因，则由于大战到了第三年，一般劳工，都觉悟起来，一方面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另一方面举出代表，在中立国交换意见，主张言和，及到战事终了，劳工觉得白白牺牲，所以处处发生暴动。巴黎和会正在开会，而各国的劳工也举代表，在瑞士国之熊城开会。巴黎和会见此情形，才订一个“劳工规约”列入和约，与自己国中之劳工言和。上次大战，情形如此，此次大战，可想而知，上次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之主张，巴黎和会，列强食言，弱小民族之心理，则又不言而知。此种祸根，若不彻底拔除，战争是永无休止的。要拔除此祸根，舍了中国主义，别无他法，除了中国出来，肩此责任，也别无他国。

世界是一天一天进化的，是日向大同方面趋去的，其所以进化迟滞，大同久未出现者，可用比喻说明之：凡铁条皆有磁力，只因内部分子凌乱，南极北极相消，故磁力发不出来。如用磁石在铁条上面，引导一下，南北极排顺，立即发出磁力，现在全世界分子，凌乱极矣，我们用中国主张，引导一下，分子立即排顺，就可加强进化之速度，而大同可早日出现。

地球为万宝之库，我们需要财货，向之劫取，他是绝不抵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乃是一伙劫贼，在主人门外，你剥我的衣服，我抢你的器械，互相厮杀，并不入主人门内一步，地球有知，当亦大笑不止。请问是谁之罪？曰：罪在充当群盗谋主之达尔文和尼采。

凡事以“平”为本。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纯是建筑在一个“平”字上面，这个“平”字，是从《大学》上治国平天下那个“平”字生出来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是向人类争平等，一到“平”字，即截然而止，转其目标，向地球劫取实物，所以民生主义，言开垦，言种植，与夫水力发电等，纯是开发地球生产力，故三民主义一书，极合现在国际的趋势，可说是中国主义之实行计划，也即是大同世界之指南针。

“新的国际联盟”者，大同世界之过渡机关也。世界纷纷扰扰，是由地球生产力、机器生产力和人类之脑力、体力，不相协调生出来的。我们组织“新的国际联盟”，把这四种力线，一一排顺，历若干年，调整完毕，然后破除国界，把土地和机器，一并收归全人类公有，技师出脑力，工人出体力，把地球蕴藏的宝物，取出来，全人类平分，像这样办去，即是悬出地球为目的物，合全人类之力向之进攻，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人与人战争之祸，永远消除，孔子和孙中山先生所持之大同主义，于是完成。

以上经济、政治、国际三者，俱以合力主义为本。此外我还写了两本书：（1）《考试制之商榷》；（2）《中国学术之趋势》。其大意如下：

我以为国家立法，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把离心力，向心力，配置平衡，我国从前考试时代，士子读书与否，听其自由，这是一种离心力，考试及格，有种种荣誉和利益，足以动人歆羡，又具有向心力，两力平衡，故其时，国家并未规定学课，读书之子，也不须有人监督，他自己会“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用功。这就像地球绕日，离心、向心二力平衡，不须外力推动，自能回旋不已。则校中学课，严密规定，又派职员严密监视，而学子之用功，未见胜过科举时代，且流弊百出，这就是离心力和向心力配置不平之故，今之一切制度，大都是二力配置不平，故规章愈密，监察愈严，而流弊反愈多，言之慨然。

照现行学制之规定，欲取得毕业资格者，必须捐弃百事，每日在讲堂上坐若干时，历若干年，始取得毕业文凭而去，于是贫家子弟，在所摈弃，富家子弟，因障故而不能每日入校者，亦在所摈弃。国家施行此种制度，四十年矣，冥冥中不知损失若干人才，我主张把现行学制打破，设一个考试制，把考试标准，明白规定，等于悬出一个箭垛，使人向之而射一样，每届小学、中学及大学，举行毕业考试时，在校生、私塾生和自修生，一体与试，不问学年，不问年龄，只问程度，严格考试，只要及格，即给予毕业文凭。并于各地适中场所，设置公共图书标本室，理化实验室，延聘导师，常住其中，俾自修生，有所请问。如此办去，则贫民子弟，工商界学徒，各机关小职员和年长失学之人，只要自己肯用功，都有取得大学毕业之希望，半工作，半自修，而各人之能力，可尽量发展，国家文化，可日益进步。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各人聪明才力，有天赋之不同，如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莫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现在学校内，把天才生，劣等生，混而为一，同样授课，同时毕业，压为平头的平等，这就是违反中山先生戒条，足使国家退化。因此主张：现行学制，应彻底改革，统以考试制汇其归，曾写一本《考试制之商榷》。我写此文，有一段趣事，是被木棒痛打一顿，才写出来的，不妨把原委写出来，用博一粲。

我从民国五年起，即当四川省视学（现改名省督学），当局每次召集教育会议，我即把自己的主张，提为议案，俱未通过，民国十二年，我上一呈文胪陈理由十六项，自请在原籍富顺县试办，经省长公署核准举行，十三年，我呈请省署通令全省试办，各县遂次第举行。十四年年假时，叙州联立中校学生毕业，我往主试，考了几场，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我拖出寝室，痛打一顿，其时全场静静悄悄，学生寂无一语，我也默不一语，唯闻乒乒乓乓之声，学生临去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我睡在地下想道：“只要打不死，又来！”跟即请宜宾知事来验伤，伤单黏卷，木棒哑铃存案备查。次晨，我电呈上峰，末云：“自经此风潮，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厉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伤单及原电载《四川教育公报》，第一卷，第一期）我稍愈，即裹伤上堂，勒令学生一律就试，不许一个借故不到，场规更加严厉，试毕将首要学生，送交宜宾知事讯办，详情备载四川教育公报，兹不具述。事后，我自咎欠了宣传，特写一文《考试制之商榷》，呈由四川教育厅，印作单行本，发交各县研究。

民国十四年，川省颁布“各级学校学生毕业考试暂行条例”。规定：小学会考，于年暑假举行，不分学校与私塾，一体与试，中学修业年满，委员到校主试。其计划是先开放小学，故先举行小学会考，俟小学有了成效，再开放中学。二十三年，中央颁行中学会考制，取消小学会考制，成都，华阳，……，理番，松潘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以“会考制度，行已数年，成效显著”等语，联名协请保留此项制度，教育厅据情转呈教育部，奉指令“姑准试行一年”。二十四年四川省政府咨请教育部。谓：“川省小学会考，有悠久之历史，卓有成效。”陈列理由五项，请予保留，复文“姑准再办一年”。二十五年全川各县，遂一律停止小学会考。

我主张的考试制，有两种意义：（1）学校内部的学课，太不认真，用考试制以纠正之；（2）现行的学制，太把人拘束紧了，用考试制以解放之。现行的会考制，有前一种意义，后一种则无之，二十五年九月，我将所著《考试制之商榷》，重行印出，并将我请在富顺县试办的呈文，请通令各县试办的呈文，省公署先后令文，成华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的呈文，暨教育处，省政府和教育部往来公文，附载于后，成为一本，交成渝书店发售，借供教育界人士讨论。

现在既厉行会考制，我希望政府颁布一条法令：“举行会考时，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与考，不问年龄，只问程度。”只要有此种法令出现，现行学制，就算彻底改革了。

我写那篇《考试制之商榷》，注重在提倡私塾和自修。现在许多有学问的人，想当校长教员而不可得，遂有百计营谋者，同时有许多学生，求入学校而不可得，每次招考，异常拥挤，录取者少，摈弃者多，并且招考时，关说之信函，纷来沓至，校长深以为苦。学校是造就人才之地，闹得来读书须钻营，教书须钻营，不得谓非立法之不善也。从前地方官，对书院山长用聘，待之以师礼，京朝大官回籍者，往往乐就斯席，为地方造人才，盖师位甚尊故也。今则地方官对校长用令，校长对之用呈，学校变成官厅，教员附庸，师道凌夷，一至于此。尚望国家特许私塾之成立，与正式学校，并行不悖，此亦培养士气之法也。东主聘我否，我设馆有人来学否，一以我之品行学问为准，而风俗可日趋醇厚。

现在全面抗战，秀杰之士，或赴前方军营，或在后方工作，同时添设许多临时机关，将来战事终了，机关裁撤，此项人才，消归何处？上次欧战终了，意大利战胜归来之将士，戴着徽章，莫得面包吃，处处暴动，墨索里尼，乘机组织棒喝团，因之窃得政权。此可为前车之鉴。此时我们早把学校开放，允许私塾之成立，则战胜归来之军官军佐贺裁撤之人员，政府如不能全行安插，富厚之家，慕其声望，自必厚具修脯，延请训课子弟，抑或自行设馆授徒，此亦代国家消纳人才之一法。苏东坡有篇论任侠的文字，可为我们这种主张之注脚。一面可消除隐患，一面可以培植人才，而款则无须国家添筹。我们何苦而不为？

至于我写的《中国学术之趋势》，大旨言：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以至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

从周秦至今，可划为三个时期：周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诸儒，为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学术相推相荡，依天然的趋势看去，此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是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进化是有轨道可循的，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之大趋势看出来。

周秦诸子中，当推老子为代表，孔子不足以代表，一部《道德经》包含世间法和出世法两部分，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是世间法，孔、墨、申、韩、孙、吴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是出世法，庄列关伊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是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我们提出老子，就可贯通周秦诸子全部学说。

赵宋诸儒中，当推程明道（程颢）为代表，朱子不足为代表。明道把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为一，成为所谓宋学，明道死后，才分出程朱和陆王两派，故提出明道，就可贯通全部宋学。明道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氏之法治世，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走入老子途径。近人章太炎曰：“大程远于释氏，而偏迩于老聃（老子）。”故中国学术，彻始彻终，可以老子贯通之。

世人以佛老并称，则老子学说，又可贯通印度学术。严又陵批老子，于第十章曰：“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于三十七章曰：“此旨与卢梭正同。”于四十六章曰：“纯是民主主义，读法儒孟德斯鸠法意一书，有以征吾言之不妄也。”足知老子学说，又可贯通西洋学术，我不是说：我国有了老子，就可不去学西洋学问，我是说：西洋学问，与老子相通，我们可以尽量去学。

我们从周秦诸子中，把老子提出来，就可把中西印三方面学术，沟通为一。有人说：著《道德经》的老子，是战国时人，不是春秋时人，我不管他生在春秋时，还是生在战国时，我只是说：一部《道德经》，可以贯通中西印三方学术。知其可以贯通，才可把世界学说融合为一。

我们主张把力学规律应用到人事上来，而老子则早已用之，他书中屡以水为喻，水之为物，即是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牛顿所说“万有引力”的现象，老子早已见之，其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贞而贵高将恐蹶。” “裂废歇竭灭蹶”六字，俱是“万有引力”那个“引”字的反面字，也即是离心力那个“离”字的代名词，老子看此等现象，不知其为何物，因以“一”字代之，古代算术，凡遇未知数，皆以“一”字代之，老子言道亦然。其所谓“一”，即牛顿所谓“引力”也。

自然界以同一原则，生人生物，牛顿寻出这个原则，用之物理上，老子寻出这样原则，用之人事上。西人谈力学，谈电学，必正负二者对举，老子言道，常用有无、高下、阴阳、静躁、贵贱、刚柔等字，也是把相反之二者对举。牛顿之后，有爱因斯坦，老子之后，有庄子。庄子的学说，含有相对论原理，如“泰山为小，秋毫为大；彭祖为夭，殇子为寿”一类话，都是就空间上，时间上，相对而言之。我们会通观之，即可把人事与物理，沟通为一。

牛顿发明万有引力，定出公例，纷繁之物理，厘然就绪，而科学遂大进步。牛顿的原理，老子早已发明，惜乎沉埋已久，我们把它发掘出来，制成公例，纷繁之人事，一定厘然就绪，而文明必大进步。

从前印度学说传入我国，我国尽量采用，修正之，发挥之，所有“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等，一一中国化，非复印度之旧，故深得一般人欢迎，就中最盛者，厥唯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我们此后采用西洋学说，仍采用印度学说方法，使达尔文，斯密士诸人，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制法，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单留有益这一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倡言弱肉强食，斯密士发达个性不错，错在发达个性而妨害社会，我们去其害存其利就是了。

孔门学说，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从前印度明心见性之说，传入中国，与固有学说发生冲突，宋儒就用孔门的诚意正心，与之沟通为一。现在西洋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传入中国，又与固有学说发生冲突，我们应该用孔门的修齐治平，与之沟通为一，始而沟通，终而融合。如此则学说不至分歧，而人事之纷争可免。融合之后，再分头研究，如一株树然，知道枝叶花果，同在一树上，即无所谓冲突了。

宇宙事物，原是孳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个，孳生无数个，越孳生，越纷繁。自其相同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同，自其相异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异，古今讲学的人，尽管分门别户，互相排斥，其实越讲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学，他们的学说中，含有禅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孟子排斥告子，王阳明（王守仁）是孟子信徒，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其语又绝类告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够深求，就会同归于一，犹如山中草草木木一般。从他相异之点看去，草与木不同，同是一木，发生出来的千花万叶，用显微镜看去，无一朵相同之花，无一片相同之叶，可说是不同之极了。我们倘能会观其通，从它们相同之点看去，则花花相同，叶叶相同，花与叶相同，此木与彼木相同，再精而察之，草木禽兽，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就无所谓不同了。世间的学说，由同而异，由异而同，等于同出一源之水，可分为数支，来源不同之水，可汇为一流，千派万别，无不同归于海。

中国人研究学问，往往能见其全体，而不能见其细微，古时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好像远远望见一山，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只是山上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说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体，却不十分了然，中国重在综合，西洋重在分析，二者融合为一，就可得真理之全了。

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冲突不已，我们穷源竞委的考察，实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性善说”与“性恶说”，是互相反对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互相反对的，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是互相反对的。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从未折中一是，思想是既不一致，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冲突之事，就在所难免了。真理只有一个，犹如大山一般，东西南北看去，形状不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所说山之形状，就各不相同。我们研究事理，如果寻出本源，任是互相反对之说，俱可折中为一。我们可定一原则曰：“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争辩了数十年，数百年，仍对峙不下，此二说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一定可合而为一。”如“性善说”与“性恶说”。

有人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是各得真理之一半。譬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迁移进去，某处作卧房，某处作厨房，某处作会客室，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审度屋宇之形式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他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之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之支配。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是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类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尝说不下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大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之蛋非前之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于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他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察，即知鸡之外无蛋，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鸡与蛋可说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原可合而为一。

伪古文尚书上《说命》一篇，曰：“非知之艰，行之唯艰。”孙中山先生则曰：“知难行易。”一般人都说：两说是冲突的，其实并不冲突，两说可相辅而行。傅说的意思，是说：“非知之艰，行之唯艰，你赶快实行好了。”孙中山先生的意思，是说：“知是很难的，行是很容易的，你赶快实行好了。”二者俱是勉人实行，有何冲突？难易二字，本是形容词，傅说和孙中山先生，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因听话者的情况各有不同，故用这种形容词，加强其语气，而归根于叫人实行。我们明白了傅说和孙中山先生立言的本旨，即知两说可相辅而行。

就实质言之，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的，有知易行难的，例如：发明轮船火车，何等艰难，发明之后，叫技师依样制造，那就很容易了，是谓知难行易。学制轮船火车的人，在课堂上听技师讲说制造方法，心中很了然，到工场实地去做，那就很难了，是谓知易行难。

傅说说：知易行难，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这两个知字的意义，迥乎不同，傅说的“知”字，是指“听话了解”而言，孙中山先生的“知”字，是指“发明新理”而言。孙文学说中，所举饮食、作文、用钱等一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属于发明方面的事。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界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俨然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意若曰：“艰难的工作，我已经做了，你们当技师的，依样制造，是很容易的。”故曰：“知难行易。”傅说身居师保，他训诫武丁，俨然是技师对学徒说话，我们取尚书本文读之，即知傅说对武丁说了许多话，武丁说道：“你的话很好，我很了解。”傅说因警告之曰：“知之非艰，行之唯艰。”即是说：“课堂上了解不算事，要工场中做得出来才算事。”傅说和孙中山先生，都是按照听话者之情况而立言，无非趋重实行而已。

发明家把轮船火车发明了，叫技师依样去做，技师做成之后，又招些学生来学，这原是一贯之事，孙中山先生说的是前半截，傅说说的是后半截，所以说：两说并不冲突。

我们可以定出一个原则：“凡事与天性习惯违反者，知易行难，与天性习惯不违反者，知难行易。”例如：我们对画师说：我家有一小孩，形状如何如何，叫他画，他画来总不肖，把小孩牵来与他看，他一画就神肖，是谓知难行易。因画师以画为业，与他的习惯并不违背也，画师把小孩画在黑板上，叫素未习画之人临摹，看得明明白白，而画来总不肖，又成了知易行难。因斯人素未习画，与习惯违反故也。革命志士，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所苦者，不知采用何种方法，始能成功，是谓知难行易。普通人，你对他讲杀身成仁的道理，他也认为是很好的事，对他讲进行的方法，他也很了解，但叫他去实行，他就不肯干，是谓知易行难。何也？杀身成仁之事，与志士之天性不违反，与普通人之天性则违反也。

据上面的研究，傅说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原是各明一义。我们当反躬自问，如果自己是技师，是革命志士，就诵孙中山先生之语以自警；如果是学徒，是普通人，就诵傅说之语以自警。

再者：王阳明（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说：“即知即行。”孙中山先生则主张“知行分工”，说：“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这两说表面是冲突的，其实也是并行不悖。以作战言之，主帅把作战计划决定了，立即发布命令，指挥将士进攻，是为“即知即行”。主帅不必亲临战场，是为“知者不必自行”。战场上的将士，未必了解主帅的计划，是为“行者不必自知”。这也是一贯的事。王阳明说：“知行合一”，是就主帅本身言之。孙中山先生说：“知行分工”，是就指挥将士言之，如果本身都要分工，那么，孙中山先生著了《三民主义》和《孙文学说》，就可闭门高卧了，而他十次失败，十次起事，可知他本身是实行“知行合一”的，不过训诫党员的时候，是主帅对将士说话，才有“知行分工”的说法，全军之中，只有主帅一人才能这样说。其他将士，奉命作战，“即知即行”。如果说“知行分工，知者不必自行”，那就误事不小了。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王阳明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原是各明一义，我们在某种情况之下，适用某种说法即是了。

一部《孙文学说》，全为党员怠于工作而作。所有“知难行易”和“知行分工”之说，都是按照当日情事，为党员痛下针砭，有了这种病，才下这种药，至于傅说和王阳明所说的，其病情又自不同，我们识得立言本旨，才不至自误误人，凡读古人书，俱当如是。

我们又可定一原则曰：“关于人事上之处理，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一定是一主“性善说”，一主“性恶说”。”孟子主张仁义化民，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韩非主张法律绳人，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个人主义经济学，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独裁主义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民主主义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达尔文之互竞主义，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因为人性之观察不同，创出之学说遂不同。我们欲解除世界之纠纷，当先解除学说之纠纷，欲解除学说之纠纷，当先从研究人性入手。

人性本来是浑然的，无所谓善，无所谓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出来，于整个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论，曰性善，在当时是一种新奇学说，于学术界，遂独树一帜，但是遗下了半面。荀子出来，把这半面提出来，曰性恶，也是一种新奇学说，于学术界，又独树一帜，成为对峙之派，此二派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何也？各得真理之一半也。孟子之“性善说”，已经偏了，王阳明致良知之说，则更偏，学术界通例，其说愈偏者愈新奇，愈受人欢迎，所以王阳明之说，一倡出来，风行一世。荀子之“性恶说”，已经偏，我的厚黑学则更偏，阳明（王守仁）向东偏，我向西偏，其偏之程度恰相等，所以“厚黑学”三字，遂洋溢乎四川。后来我著《心理与力学》，说：“人性无善无恶。”阳明晚年，也说：“无善无恶心之体”，譬之攻城，阳明从东门攻入，我从西门攻入，入了城中，所见景物，彼此都是一样，阳明讲致良知，说得头头是道，我讲“厚黑学”，也说得头头是道，其实皆一偏之见也。

我研究人性，由《厚黑学》而生出一条臆说：“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由此臆说，生出“合力主义”。本此主义，而谈经济，谈政治，谈国际，谈考试，谈学术趋势，与其他种种，我的思想，始终是一贯。所谓厚黑学者，特思想之过程耳，理论甚为粗浅，而一般人乃注意及之，或称许，或诋斥，啧啧众口，其他作品，则不甚注意，白居易云“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我也有同样的感慨，故把握思想之统系写出，皆释众人之疑。

三、我对于圣人之怀疑

我先年对于圣人，很为怀疑，细加研究，觉得圣人内面有种种黑幕，曾做了一篇《圣人的黑幕》。民国元年本想与《厚黑学》同时发表，因为《厚黑学》还未登载完，已经众议哗然，说我破坏道德，煽惑人心，这篇文字，更不敢发表了，只好借以解放自己的思想。现在国内学者，已经把圣人攻击得身无完肤，中国的圣人，已是日暮途穷。我幼年曾受过他的教育，本不该乘圣人之危，坠井下石，但是我要表明我思想的过程，不妨把我当日怀疑之点，略说一下。

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叠出，同时可以产生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出一个。秦汉而后，想学圣人的，不知有几千百万人，结果莫得一个成为圣人，最高的，不过到了贤人地位就止了。请问圣人这个东西，究竟学得到学不到？如说学得到，秦汉而后，有那么多人学，至少也该再出一个圣人；如果学不到，我们何苦朝朝日日，读他的书，拼命去学？

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怪事，我们通常所称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们把他分析一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圣人，尽是开国之君，并且是后世学派的始祖，他的破绽，就现出来了。

原来周秦诸子，各人特创一种学说，自以为寻着真理了，自信如果诸实行，立可救国救民，无奈人微言轻，无人信从。他们心想，人类通性都是悚慕权势的，凡是有权势的人说的话，人人都能够听从。世间权势大者，莫如人君，尤莫如开国之君，兼之那个时候的书，是竹简做的，能够得书读的很少，所以新创一种学说的人都说道，我这种主张，是见之书上，是某个开国之君遗传下来的。于是道家托于黄帝，墨家托于大禹，倡并耕的托于神农，著本草的也托于神农，著医书的，著兵书的，俱托于黄帝。此外百家杂技，与夫各种发明，无不托始于开国之君。孔子生当其间，当然也不能违背这个公例。他所托的更多，尧舜禹汤文武之外，更把鲁国开国的周公加入，所以他是集大成之人。周秦诸子，个个都是这个办法，拿些嘉言懿行，与古帝王加上去，古帝王坐享大名，无一个不成为后世学派之祖。

周秦诸子，各人把各人的学说发布出来，聚徒讲授，各人的门徒，都说我们的先生是个圣人。原来圣人二字，在古时并不算高贵，依《庄子·天下篇》所说，圣人之上，还有天人、神人、至人等名称，圣人列在第四等；圣字的意思，不过是闻声知情、事无不通罢了，只要是聪明通达的人，都可呼之为圣人，犹之古时的“朕”字一般，人人都称得，后来把“朕”字、“圣”字收归御用，不许凡人冒称，“朕”字、“圣”字才高贵起来。周秦诸子的门徒，尊称自己的先生是圣人，也不为僭（jiàn）妄。孔子的门徒，说孔子是圣人，孟子的门徒说孟子是圣人，老庄杨墨诸人，当然也有人喊他为圣人。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从周秦诸子中，把孔子挑选出来，承认他一人是圣人，诸子的圣人名号，一齐削夺，孔子就成为御赐的圣人了。孔子既成为圣人，他所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当然也成为圣人。所以中国的圣人，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是开国之君。

周秦诸子的学说，要依托古之人君，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举例证明。南北朝有个张士简，把他的文章拿与虞讷看，虞讷痛加诋斥。随后张士简把文改作，托名沈约，又拿与虞讷看，他就读一句，称赞一句。清朝陈修园，著了一本《医学三字经》，其初托名叶天士，及到其书流行了，才改归己名。有修园的自序可证。从上列两事看来，假使周秦诸子不依托开国之君，恐怕他们的学说早已消灭，岂能传到今日？周秦诸子，志在救世，用了这种方法，他们的学说才能推行，后人受赐不少。我们对于他们是应该感谢的，但是为研究真理起见，他们的内幕，是不能不揭穿的。

孔子之后，平民之中，也还出了一个圣人，此人就是人人知道的关羽。凡人死了，事业就完毕，唯有关羽死了过后，还干了许多事业，竟自挣得圣人的名号，又著有《桃园经》、《觉世真经》等书，流传于世。孔子以前，那些圣人的事业与书籍，我想恐怕也与关羽差不多。

现在乡僻之区偶然有一人得了小小富贵，讲因果的，就说他阴功积得多，讲堪舆的，就说他坟地葬得好，看相的，算命的，就说他面貌生庚与众不同。我想古时的人心与现在差不多，大约也有讲因果的人，看见那些开基立国的帝王，一定说他品行如何好，道德如何好，这些说法流传下来，就成为周秦诸子著书的材料了。兼之，凡人皆有我见，心中有了成见，眼中所见的东西，就会改变形象。戴绿眼镜的人，见凡物皆成绿色；戴黄眼镜的人，见凡物皆成黄色。周秦诸人，创了一种学说，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古人，古人自然会改形变相，恰与他的学说符合。

我们权且把圣人中的大禹提出来研究一下。他腓（féi）无跋（bá），胫无毛，忧其黔首，颜色黎墨，宛然是摩顶放踵的兼爱家。韩非子说：“禹朝诸侯于会稽，防风氏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他又成了执法如山的大法家。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fú）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俨然是恂恂儒者，又带点栖栖不已的气象。读魏晋以后禅让文，他的行径，又与曹丕、刘裕诸人相似。宋儒说他得了危微精一的心传，他又成了一个析义理于毫芒的理学家。杂书上说他娶涂山氏女，是个狐狸精，仿佛是《聊斋》上的公子书生；说他替涂山氏造敷面的粉，又仿佛是画眉的风流张敞；又说他治水的时候，驱遣神怪，又有点像《西游记》上的孙行者，《封神榜》上的姜子牙。据著者的眼光看来，他始而忘亲事仇，继而夺仇人的天下，终而把仇人逼死苍梧之野，简直是《厚黑学》中重要人物。他这个人，光怪陆离，真是莫名其妙。其余的圣人，其神妙也与大禹差不多。我们略加思索，圣人的内幕也就可以了然了。因为圣人是后人幻想结成的人物，各人的幻想不同，所以圣人的形状有种种不同。

我做了一本《厚黑学》，从现在逆推到秦汉是相合的，又推到春秋战国也是相合的，可见从春秋以至今日，一般人的心理是相同的。再追溯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觉得他们的心理神妙莫测，尽都是天理流行，惟精惟一，厚黑学是不适用的。大家都说三代下人心不古，仿佛三代上的人心，与三代下的人心，成为两截了，岂不是很奇的事吗？其实并不奇。假如文景之世，也用像汉武帝的办法，把百家罢黜了，单留老子一人，说他是个圣人，老子推崇的黄帝，当然也是圣人，于是乎平民之中，只有老子一人是圣人，开国之君，只有黄帝一人是圣人。老子的心，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其政闷闷，其民淳淳。黄帝而后，人心就不古：尧夺哥哥的天下，舜夺妇翁的天下，禹夺仇人的天下，成汤文武以臣叛君，周公以弟弑兄。我那本《厚黑学》，直可逆推到尧舜而止，三代上的人心，三代下的人心，就融成一片了。无奈再追溯上去，黄帝时代的人心，与尧舜而后的人心，还是要成为两截的。

假如老子果然像孔子那样际遇，成了御赐的圣人，我想孟轲那个亚圣名号，一定会被庄子夺去，我们读的四子书，一定是《老子》、《庄子》、《列子》、《关尹子》，所读的经书，一定是《灵枢》、《素问》，孔孟的书，与管商申韩的书，一齐成为异端，束诸高阁，不过遇着好奇的人，偶尔翻来看看，《大学》、《中庸》在《礼记》内，与《王制》、《月令》并列。人心惟危十六字，混在“曰若稽古”之内，也就莫得什么精微奥妙了。后世讲道学的人，一定会向《道德经》中，玄牝（pìn）之门，埋头钻研，一定又会造出天玄人玄，理牝欲牝种种名词，互相讨论。依我想，圣人的真相不过如是。

儒家的学说，以仁义为立足点，定下一条公例，行仁义者昌，不行仁义者亡。古今成败，能合这个公例的，就引来作证据，不合这个公例的，就置诸不论。举个例来说，太史公《殷本纪》说：“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周本纪》说：“西伯阴行善。”连下两个阴字，其作用就可想见了。《齐世家》更直截了当说道：“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可见文王之行仁义，明明是一种权术，何尝是实心为民。儒家见文王成了功，就把他推尊得了不得。徐偃王行仁义，汉东诸侯朝者三十六国，荆文王恶其害己也，举兵灭之。这是行仁义失败了的，儒者就绝口不提。他们的论调，完全与乡间讲因果报应的一样，见人富贵，就说他积得有阴德，见人触电器死了，就说他忤逆不孝。推其本心，固是劝人为善，其实真正的道理，并不是那么样。

古来的圣人，真是怪极了！虞芮质成，脚踏了圣人的土地，立即洗心革面。圣人感化人，有如此的神妙，我不解管蔡的父亲是圣人，母亲是圣人，哥哥弟弟是圣人，四面八方被圣人围住了，何以中间会产生鸱鸮。清世宗呼允禩为阿其那，允禟为塞思赫，翻译出来，是猪狗二字。这个猪狗的父亲也是圣人，哥哥也是圣人，鸱鸮猪狗，会与圣人错杂而生，圣人的价值，也就可以想见了。

李自成是个流贼，他进了北京，寻着崇祯帝后的尸，载以宫扉，盛以柳棺，放在东华门，听人祭奠。武王是个圣人，他走至纣死的地方，射他三箭，取黄钺把头斩下来，悬在太白旗上。他们爷儿，曾在纣名下称过几天臣，做出这宗举动，他们的品行连流贼都不如，公然也成为惟精惟一的圣人，真是妙极了。假使莫得陈圆圆那场公案，吴三桂投降了，李自成岂不成为太祖高皇帝吗？他自然也会成为圣人，他那闯太祖本纪，所载深仁厚泽，恐怕比《周本纪》要高几倍。

太王实始翦商，王季、文王继之，孔子称武王缵（zuǎn）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其实与司马炎缵懿师昭之绪何异？所异者，一个生在孔子前，得了世世圣人之名，一个生在孔子后，得了世世逆臣之名。

后人见圣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就千方百计替他开脱，到了证据确凿，无从开脱的时候，就说书上的事迹，出于后人附会。这个例是孟子开的，他说要“以至仁伐至不仁”，断不会有流血的事，就断定《武成》上“血流漂杵”那句话是假的。我们从殷民三叛，多方大诰，那些文字看来，可知伐纣之时，“血流漂杵”不假，只怕“以至仁伐至不仁”那句话有点假。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而天下之恶皆归焉。”我也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愿居上流，而天下之美皆归焉。”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败，把上流二字改作成功，更觉确切。

古人神道设教，祭祀的时候，叫一个人当尸，向众人指说道：“这就是所祭之神。”众人就朝着他磕头礼拜。同时又以至道设教，对众人说：“我的学说，是圣人遗传下来的。”有人问：“哪个是圣人？”他就顺手指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说道：“这就是圣人。”众人也把他当如尸一般，朝着他磕头礼拜。后来进化了，人民醒悟了，祭祀的时候，就把尸撤销，唯有圣人的迷梦，数千年未醒，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竟受了数千年的崇拜。

讲因果的人，说有个阎王，问阎王在何处，他说在地下。讲耶教的人，说有个上帝，问上帝在何处，他说在天上。讲理学的人，说有许多圣人，问圣人在何处，他说在古时。这三种怪物，都是只可意中想象，不能目睹，不能证实。惟其不能证实，他的道理就越是玄妙，信从的人就越是多。在创这种议论的人，本是劝人为善，其意固可嘉，无如事实不真确，就会生出流弊。因果之弊，流为拳匪圣人之弊，使真理不能出现。

汉武帝把孔子尊为圣人过后，天下的言论，都折中于孔子，不敢违背，孔融对于父母问题，略略讨论一下，曹操就把他杀了。嵇（jī）康菲薄汤武，司马昭也就把他杀了。儒教能够推行，全是曹操、司马昭一般人维持之力。后来开科取士，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就莫得进身之路。一个死孔子，他会左手拿官爵，右手拿钢刀，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宋元明清学案中人，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人物，他们的心坎上受了圣人的摧残蹂躏，他们的议论，焉得不支离穿凿？焉得不迂曲难通？

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就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把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然后才有人信从。王阳明发明一种学说，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释，以附会己说，说朱子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传。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都可以独树一帜，无须依附孔子，无如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不依附孔子，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还说是伪学，受重大的攻击。圣人专横到了这步田地，怎么能把真理搜寻得出来？

韩非子说得有个笑话：郢（yǐng）人致书于燕相国，写书的时候，天黑了，喊“举烛”，写书的人，就写上“举烛”二字，把书送去。燕相得书，想了许久，说道，举烛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就对燕王说了。燕王听他的话，国遂大治。虽是收了效，却非原书本意，所以韩非说：“先王有郢书，后世多燕说。”究竟“格物致知”四字作何解释，恐怕只有手著《大学》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有一人免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岂但“格物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宋元明清学案》内面，许多妙论也逃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

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我不敢说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说孔子的学说不好，我只说除了孔子，也还有人格，也还有学说。孔子并莫有压制我们，也未尝禁止我们别创异说，无如后来的人，偏要抬出孔子，压倒一切，使学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的范围之外。学者心坎上被孔子盘踞久了，理应把他推开，思想才能独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来。前几年，有人把孔子推开了，同时杜威、罗素就闯进来，盘踞学者心坎上，天下的言论，又热衷于杜威、罗素，成了一个变形的孔子，有人违反了他的学说，又算是大逆不道，就要被报章杂志骂个不休。如果杜威、罗素去了，又会有人出来，执行孔子的任务。他的学说，也是不许人违反的。依我想，学术是天下公物，应该听人攻击，如果说错了，改从他人之说，于己也无伤，何必取军阀态度，禁人批评？

凡事以平为本。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纠葛；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故学术上生纠葛。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平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平坐一排，把杜威、罗素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子、杜威、罗素高踞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孔子、杜威、罗素之上，人人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

我对于圣人既已怀疑，所以每读古人之书，无在不疑，因定下读书三诀，为自己用功步骤。兹附寻于下。

读书三诀：

第一步，以古为敌。读古人之书，就想此人是我的劲敌，有了他，就莫得我，非与他血战一番不可。逐处寻他缝隙，一有缝隙，即便攻入；又代古人设法抗拒，愈战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读书方能入理。

第二步，以古为友。我若读书有见，即提出一种主张，与古人的主张对抗，把古人当如良友，互相切磋。如我的主张错了，不妨改从古人，如古人主张错了，就依着我的主张，向前研究。

第三步，以古为徒。著书的古人，学识肤浅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学力在那些古人之上，不妨把他们的书拿来评阅，当如评阅学生文字一般。说得对的，与他加几个密圈；说得不对的，与他画几根杠子。我想世间俚语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何况古人的书，自然有许多至理存乎其中，我评阅越多，知识自然越高，这就是普通所说的教学相长了。如遇一个人，知识与我相等，我就把他请出来，以老友相待，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如遇有知识在我上的，我又把他认为劲敌，寻他缝隙，看攻得进攻不进。

我虽然定下三步功夫，其实并莫有做到，自己很觉抱愧。我现在正做第一步功夫，想达第二步还未达到。至于第三步，自量终身无达到之一日。譬如行路，虽然把路径寻出，无奈路太长了，脚力有限，只好努力前进，走一截，算一截。

四、怕老婆的哲学

大凡一国之成立，必有一定重心，我国号称礼教之邦，首重的就是五伦。古之圣人，于五伦中，特别提出一个“孝”字，以为百行之本，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全国重心在一个孝字上，因而产出种种文明，我国雄视东亚数千年，良非无因也。自从欧风东渐，一般学者大呼礼教是吃人的东西，首先打倒的就是“孝”字，全国失去重心，于是谋国就不忠了，朋友就不信了，战阵就无勇了，有了这种现象，国家焉得不衰落，外患焉得不欺凌？

我辈如想复兴中国，首先要寻出重心，然后才有措手的地方。请问：应以何者为重心？难道恢复“孝”字吗？这却不能，我国有谋学者，戊戌政变后，高唱君主立宪，后来袁世凯称帝，他首先出来反对，说道：“君主这个东西，等于庙中之菩萨，如有人把他丢在厕坑内，我们断不能洗净供起，只好另塑一个。”他这个说法，很有至理，父子间的孝字不能恢复，所以我辈爱国志士，应当另寻一个字，以代替古之孝字，这个字仍当在五伦中去寻。

五伦中君臣是革了命的，父子是平了权的，兄弟朋友之伦，更是早已抛弃了，犹幸五伦中尚有夫妇一伦，巍然独存。我们就应当把一切文化，建筑在这一伦上，全国有了重心，才可以说复兴的话。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积爱成孝，所以古时的文化建筑在“孝”字上。世间的丈夫，无不爱其妻也，积爱成怕，所以今后的文化，应当建筑在“怕”字上。古人云：“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故“孝”字可以为全国重心。同时可说：“天下岂有无妻之国哉？”故“怕”字也可以为全国重心，这其间有甚深的哲理，诸君应当细细研究。

我们四川的文化，无一不落后，唯怕学一门，是很可以自豪的。河东狮吼，是怕学界的佳话，此事就出在我们四川。其人为谁？即是苏东坡所做《方山子传》上的陈季常。他是四川青神人，与东坡为内亲；他怕老婆的状态，东坡所深知，故作诗赞美之曰：“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四川出了这种伟人，是应当特别替他表扬的。

我们读《方山子传》，只知他是高人逸士，谁知他才是怕老婆的祖师。由此知：怕老婆这件事，要高人逸士才做得来，也可说：因为怕老婆才成为高人逸士。《方山子传》有曰：“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俨然瞽（gǔ）腴（yú）底豫气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亦无不是的妻子，虞舜遭着父顽母嚣，从孝字做工夫，家庭卒收底豫之效；陈季常遭着河东狮吼，从怕字做工夫，闺房中卒收怡然自得之效，真可为万世师法。

怕老婆这件事，不但要高人逸士才做得来，并且要英雄豪杰才做得来。怕学界的先知先觉，要首推刘先生，以发明家而兼实行家。他新婚之夜，就向孙夫人下跪，后来困处东吴，每遇着不了的事，就守着老婆痛哭，而且常常下跪，无不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他发明这种技术，真可谓渡尽无边苦海中的男子。诸君如遇河东狮吼的时候，把刘先生的法宝取出来，包管闺房中呈祥和之气，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君子曰，刘先生纯怕也，怕其妻施及后人；怕经曰，“怕夫不匮，永锡尔类”，其斯之谓欤。

陈季常生在四川。刘先生之坟墓，至今尚在成都南门外。陈刘二公之后，流风余韵，愈传愈广，怕之一字，成了四川的省粹。我历数朋辈交游中，官之越大者，怕老婆的程度越深，几乎成为正比例。诸君闭目细想，当知敝言不谬。我希望外省到四川的朋友仔仔细细，领教我们的怕学，辗转传播，把四川的省粹变而为中华民国的国粹，那么，中国就可称雄了。

爱亲爱国爱妻，原是一理。心中有了爱，表现出来，在亲为孝，在国为忠，在妻为怕，名词虽不同，实际则一也。非读书明理之士，不知道忠孝，同时非读书明理之士，不知道怕。乡间小民，往往将其妻生捶死打，其人率皆蠢蠢如鹿豕（shǐ），是其明证。

旧礼教注重“忠孝”二字，新礼教注重“怕”字，我们如说某人怕老婆，无异誉之为忠臣孝子，是很光荣的。孝亲者为“孝子”，忠君者为“忠臣”，怕老婆者当名“怕夫”。旧日史书有“忠臣传”，有“孝子传”，将来民国的史书，一定要立“怕夫传”。

一般人都说四川是民族复兴根据地，我们既负了重大使命，希望外省的朋友，协同努力，把四川的省粹，发扬光大，成为全国的重心，才可收拾时局，重整山河，这是可用史事来证明的。

东晋而后，南北对峙，历宋、齐、梁、陈，直到隋文帝出来，才把南北统一，而隋文帝就是最怕老婆的人。有一天独孤皇后发了怒，文帝吓极了，跑在山中，躲了两天，经大臣杨素诸人，把皇后的话说好了，才敢回来。兵法曰：“守如处女，出如脱兔。”怕经曰：“见妻如鼠，见敌如虎。”隋文帝之统一天下也宜哉！闺房中见了老婆，如鼠子见了猫儿，此守如处女之说也；战阵上见了敌人，如猛虎之见群羊，此出如脱兔之说也。《聊斋》有曰：“将军气同雷电，一入中庭，顿归无何有之乡；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寝门，遂有不堪问之处。”惟其入中庭而无何有，才能气同雷电，惟其到寝门而不堪问，才能面若冰霜，彼蒲松龄乌足知之。

隋末天下大乱，唐太宗出来，扫平群雄，平一海内。他用的谋臣，是房玄龄，史称“房谋杜断”。房是极善筹谋之人，独受着他夫人之压迫，无法可施，忽然想到唐太宗是当今天子，当然可以制伏她，就诉诸太宗。太宗说：“你喊她来，等我处置她。”哪知房太太几句话，就说得太宗哑口无言，私下对玄龄道：“你这位太太，我见了都害怕，此后你好好服从她的命令就是了。”太宗见了臣子的老婆都害怕，真不愧开国明君。当今之世，有志削平大难者，他幕府中总宜多延请几个房玄龄。

我国历史上，不但要怕老婆的人才能统一全国，就是偏安一隅，也非有怕老婆的人不能支持全局。从前东晋偏安，全靠王导、谢安，而他二人，都是怕学界的先进。王导身为宰相，兼充清谈会主席，有天手持麈（zhǔ）尾，坐在主席位上，正谈得高兴，忽报道“夫人来了”，他连忙跳上犊车就跑，把麈柄颠转过来，用柄将牛儿乱打。无奈牛儿太远，麈柄太短，王丞相急得没法。后来天子以王导功大，加他九锡，中有两件最特别之物，曰“短辕犊”、“长柄麈”。从此以后王丞相出来，牛儿挨得近近的，手中麈柄是长长的，成为千古美谈。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 故达。”王丞相对于他的夫人，真可谓孤臣孽子了，宜其事功彪柄。

苻坚以百万之师伐晋，谢安围棋别墅，不动声色，把苻坚杀得大败，其得力全在一个怕字。“周婆制礼”，这个典故，诸君想还记得，谢安的太太，把周公制下的礼改了，用以约束丈夫。谢安在他夫人名下，受过这种严格教育，养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习惯，苻坚怎是他的敌手？

苻坚伐晋，张夫人再三苦谏，他怒道：“国家大事，岂妇人女子所能知？”这可谓不怕老婆了，后来淝水一战，望见八公山上草木，就面有惧色，听见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他胆子怯得成这样，就是由于根本上欠了修养的缘故。观于谢安、苻坚，一成功，一失败，可以憬然悟矣。

有人说外患这样的猖獗，如果再提倡怕学，养成怕的习惯，日本一来，以怕老婆者怕之，岂不亡国吗？这却不然，从前有位大将，很怕老婆，有天愤然道：“我怕她做甚？”传下将令，点集大小三军，令人喊他夫人出来，他夫人厉声道：“喊我何事？”他惶恐伏地道：“请夫人出来阅操。”我多方考证，才知道这是明朝戚继光的事。继光行军极严，他儿子犯了军令，把他斩了，夫人寻他大闹，他自知理亏，就养成怕老婆的习惯。谁知这一怕反把胆子吓大了，以后日本兵来，就成为抗日的英雄。因为日本虽可怕，总不及老婆之可怕，所以他敢于出战。诸君读过希腊史，都想知道斯巴达每逢男子出征，妻子就对他说道：“你不战胜归来，不许见我之面。”一个个奋勇杀敌，斯巴达以一蕞（zuǒ）尔小国，遂崛起称雄，倘平日没有养成怕老婆的习惯，怎能收此良果？

读者诸君，假如你的太太，对于你，施下最严酷的压力，你必须敬谨承受，才能忍辱负重，担当国家大事，这是王导、谢安、戚继光诸人成功秘诀。如其不然，定遭失败。唐朝黄巢造反，朝廷命某公督师征剿。夫人在家，收拾行李，向他大营而来。他听了愁眉不展，向幕僚说道：“夫人闻将南来，黄巢又将北上，为之奈何？”幕僚道：“为公计，不如投降黄巢的好。”此公卒以兵败伏法。假令他有胆量去迎接夫人，一定有胆量去抵抗黄巢，绝不会失败。

我们现处这个环境，对日本谈抗战，对国际方面，谈外交手腕，讲到外交，也非怕学界中人不能胜任愉快。我国外交人才，李鸿章为第一。鸿章以其女许张佩伦为妻，佩伦年已四十，鸿章夫人，嫌他人老，寻着鸿章大闹。他埋头忍气，慢慢设法，把夫人的话说好，卒将其女嫁与佩伦。你想：夫人的交涉都办得好，外国人的交涉，怎么办不好？所以八国联军，那么困难的交涉，鸿章能够一手包办而成。

基于上面的研究，我们应赶急成立一种学会，专门研究怕老婆的哲学，造就些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用。旧礼教重在孝字上，新礼教，重在怕字上。古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今后当求烈士于怕夫之门。孔子提倡旧礼教，曾著下一部《孝经》，敝人忝任厚黑教主，有提倡新礼教的责任，特著一部《怕经》，希望诸君不必高谈“裁矗”，只把我的《怕经》早夜虔诵百遍就是了。

教主曰：夫怕，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怕。

教主曰：其为人也怕妻，而敢于在外为非者鲜矣。人人不敢为非，而谓国之不兴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怕妻也者，其复兴中国之本欤！

教主曰：唯大人为能有怕妻之心，一怕妻而国本定矣。

教主曰：怕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为人妻止于严，为人夫止于怕。家人有严君焉，妻之谓也。妻发令于内，夫奔走于外，天地之大义也。

教主曰：大哉妻之为道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妻则之，荡荡平无能名焉，不识不知，顺妻之则。

教主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怕妻，而不知为怕者众矣。

教主曰：君子见妻之怒也，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毕诚毕敬，勿之有触焉而矣。

教主曰：妻子有过，下气怡声柔色以谏，谏若不从，起敬起长；三谏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妻子怒不悦，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畏。

教主曰：为人大者，朝出而不归，则妻倚门而望，暮出而不归，则妻倚闾（lǚ）而望，是以妻子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教主曰：君子之事妻也，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入闺房，鞠躬如也，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妻忧亦忧，妻喜亦喜。

教主曰：谋国不忠非怕也，朋友不信非怕也，战阵无勇非怕也。一举足而不敢忘妻子，一出言而不敢忘妻子，将为善，思贻妻子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妻子羞辱，必不果。

教主曰：妻子者，丈夫所指而终身者也。身体发肤，属诸妻子，不敢毁伤，怕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妻子，怕之终也。

右经十二章，为怕学入门之道，其味无穷。为夫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新礼教夫妻一伦，等于旧礼教父子一伦，孔子说了一句“为人止于孝”，同时就说“为人父止于慈”，必要这样，才能双方兼顾。所以鄙人说“为人夫止于怕”，必须说“为人妻止于严”，也要双方兼顾。

现在许多人高唱“贤妻良母”的说法，女同志不大满意，这未免误解了。“贤妻良母”四字，是顺串而下，不是二者平列。贤妻即是良母，妻道也，而母道存焉。人子幼时，受父母之抚育，稍长出外就傅，受师保之教育，壮而有实，则又举而属诸妻子。故妻之一身，实兼有父母师保之责任，岂能随随便便，漫不经心呢？妻为夫纲，我女同志，能卸去此种责任吗？

男子有三从，幼而从父，长而从师，由壮至老则从妻，此中外古今之通义也。我主张约些男同志，设立“怕学研究会”，从学理上讨论；再劝导女同志，设立“吼狮练习所”，练习实行方法，双方进行，而谓怕学不昌明，中国不强盛者，未之有也。

五、六十晋一妙文

鄙人今年（民国二十八年）已满六十岁了。即使此刻寿终正寝，抑或为日本飞机炸死，祭文上也要写享年六十有一上寿了。生期那一天，并无一人知道，过后我遍告众人，闻者都说与我补祝。我说：“这也无须。”他们说：“教主六旬诞颂，是普天同庆的事，我们应该发出启事，征求诗文，歌颂功德。”我谓：“这更勿劳费心，许多做官的人，德政碑是自己立的，万民伞是自己送的，甚至生祠也是自己修的。这个征文启事，不必烦诸亲友，等我自己干好了。”

大凡征求寿文，例应补叙本人道德文章功业，最要者，尤在写出其人特点，其他俱可从略。鄙人以一介匹夫，崛起而为厚黑圣人，于儒释道三教之外特创一教，这可算真正的特点。然而其事为众人所共知，其学已家喻户晓，并且许多人都已身体力行，这种特点，也无须赘述。兹所欲说者，不过表明鄙人所负责之重大，此后不可不深自勉励而已。

鄙人生于光绪五年己卯正月十三日，次日始立春，算命先生所谓：“己卯生人，戊寅算命。”所以己卯年生的人，是我的老庚，戊寅年生的人，也是我的老庚。光绪己卯年，是公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爱因斯坦生于三月十九日，比我要小一点，算是我的庚弟，他的相对论震动全球，而鄙人的《厚黑学》仅仅充满四川，我对于庚弟，未免有愧。此后只有把我发明的学问努力宣传，才能不虚此生。

正月十三日，历年上载明：“是杨公忌日，诸事不宜”。孔子生于八月二十七日，也是杨公忌日，所以鄙人一生际遇，与孔子相同，官运之不亨通，一也，其被称为教主一也。天生鄙人，冥冥中以孔子相待，我何敢妄自菲薄！

杨公忌日的算法，是以正月十三为起点，以后每月退二日，如二月十一日，三月九日……到了八月，又忽然发生变例，以二十七日为起点，又每月退二日，又九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三日……到了正月又忽然发生变例，以十三为起点。诸君试翻历史书一看，即知鄙言不谬。大凡教主都是应运而生，孔子生日即为八月二十七日，所以鄙人生日非正月十三日不可。这是杨公在千年前早已注定了的。

孔子生日定为阴历八月二十七日，考据家颇有异词。改为阳历八月二十七日，一般人更莫名其妙。千秋万岁后，我的信徒，饮水思源，当然与我建个厚黑庙，每年圣诞致祭，要查看阴阳历对照表，未免麻烦。好在本年（民国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为厚黑教主圣诞。将来每年阴历重九登高，阳历重三日入厚黑庙致祭，岂不很好？

四川自汉朝文翁兴学而后，文化比诸齐鲁，历晋唐以迄有明，蜀学之盛，以江浙诸省相埒（lie）。明季献贼践蜀，杀戮之惨，亘古未有。秀杰之士，起而习武，蔚为风气。有清一代，名将辈出，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无一不有。嘉道时，全国提镇，川籍占十之七八。于是四川武功特盛，而文学则蹶焉不振。六十年前，张文襄建立尊经书院，延聘湘潭王壬（ren）秋先生来川讲学，及门弟子，并研廖季平，富顺宋芸子，名满天下，其他著作等学者，指不胜屈，朴学大兴，文风复盛。考《湘绮楼日记》，己卯年正月十二日，王先生接受尊经书院聘书，次日鄙人诞生，明日即立春，万象更新，这其中实见造物运用之妙。

帝王之兴者也，必先有为之驱除者；教主之兴也，亦必先有为之驱除者，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孔教之兴，已二千余年，皇矣上帝，乃眷西顾，择是四川为新教主诞生之所，使东鲁圣人，西蜀圣人，遥遥相对。无如川人尚武，已成风气，特先遣王壬秋入川，为之驱除，此所以王先生一受聘书，而鄙人即嵩生岳降也。

民国元年，共和肇造，为政治上开一新纪元，今为民国二十八年，也即是厚黑纪元二十八年。所以四川之进化，可分为三个时期：蚕丛鱼凫（fǔ），开国茫然，毋庸深论，秦代通蜀而后，由汉司马相如，以至明阳慎，川人以文学相长，是为第一期，此则文翁之功矣。有清一代，川人以武功见长，是为第二时期，此张献忠之功也。民国以来，川人以“厚黑学”见长，是为第三时期，此鄙人之功也。

民元而后，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努力工作，把四川造成一个厚黑国，于是中国高瞻远瞩之士，大声疾呼曰：“四川是民族复兴之根据地！”何想，要复兴民族，打倒日本，舍了这种学问，还有什么法子？所以鄙人于所著《厚黑丛话》内，喊出“厚黑救国”的口号，举出越王勾践为模范人物。其初也，勾践入吴，身为臣，妻为妾，是之谓厚。其初也，沼吴之役，夫差请照样的身为臣妻为妾，勾践不许，必置之死地而后已，是之谓黑。“九一八”以来，我国步步退让，是勾践退吴的方式，“七七事变”而后，全国抗战，是勾践沼吴的精神。我国当局，定下国策，不期而与鄙人之学说暗合，这是很可庆幸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余岂好讲厚黑哉？余不得已也。

鄙人发明“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而今而后，当努力宣传，死而后已。鄙人对于社会，既有这种空前的贡献，社会人士即该予以褒扬。我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当兹教主六旬圣诞，应该作些诗文，歌功颂德。自鄙人的目光看来，举世非之，与举世誉之，有同等的价值。除弟子而外，如有志同道合的蘧伯玉，或走入异端的原壤，甚或有反对党，如楚狂沮溺，征生亩诸人，都可尽量地作些文字，无论为歌颂，为笑骂，鄙人都一敬谨拜受。将来汇刊一册，题目《厚黑教主荣录》。千秋万岁后，厚黑学如皎日中天，可谓其生也荣，其死也荣。中华民国万万岁！厚黑学万岁，厚黑纪元二十八年，三月十三日，李宗吾谨启。是日也，即我庚弟爱因斯坦六旬晋一之前一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