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地全面提高民生质量和水平是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事业的根本价值取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这就开宗明义地回答了改革“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必须是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三个“一切”即习近平讲的“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推进生活生产和改革发展等各项事业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力量源泉，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勇往向前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遵循和必然要求。

如前所述，“全面生活”既包括横向上的自然物质方面（即硬件、基础），还包括人文精神方面和社会交往、社会服务方面（即软件、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又包括纵向（从生到死）的全过程，都必须遵循并要求自己践行三个“一切”。只有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浓厚氛围中才能实现“和谐生活”、“和谐社会”。

“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是判断一个国家、政党、个人“为谁服务”的出发点。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一定的利益，其根本区别只在于“为了谁”——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自己。我们知道，出发点不同——即使是差之毫厘，而达到目标可能相差万里，甚至会出现与原设目标完全相反的结果。如工业社会的GDP主义一味追求高增长和“最大利润”，结果造成自然资源枯竭、自然环境破坏和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的生存和发展危机。于是整个人类社会不可持续发展，只能被迫折返方向，被低碳社会所取代[1]。

“一切为了人民”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生产、改革发展矢志不渝的根本目标。人是拥有生活目标和自我意识的动物，然而不同人的生活目标是不同的，大致可分为两类——为人还是为我。改革发展只有一个判断标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满意度。经济增长与惠及民生是一致的，然而在我国长期存在着脱节现象——经济大发展而消费增长缓慢，甚至提出“国富民强”的口号（应该改为“民富国强”即民富国才强）。我国还长期存在着主要靠高投入的增长，应该改变为依靠消费、主要是国内民众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越是善用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畅通群众的参与渠道、完善群众的参与机制，让一切推动发展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现，“中国梦”才会得以实现，伟大的祖国才会真正强大起来。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人被“一切向钱看”蒙蔽了眼睛，迷失了方向，不择手段地捞钱被视为“时尚”、“有本事”。我们认为：没有钱是不行的，但是“一切为了钱”而活着又是万万不能的。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挂着“人民”的牌子，是不是都在“为了人民”呢？人民心里都有一本账。“十八大”之后开始有所改变，唯一的希望是坚持到底。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批判“一切向钱看”观念和行为，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并对此产生的一切事件要开展清理，凡是错案都要平反，才能扶正压邪、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一切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事业成功的根本源泉。历史雄辩地证明，人民群众才是推动社会前进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和发展都不能取得成功，缺少群众的拥护和推动，任何事业难以实现既定目标。所谓领导，就是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进。现在的问题就是某些领导者、官员高高在上成为既得利益者，不少官员和官员“学者”，把群众视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捞取高官厚禄，如某些院士或申报院士者侵占别人的研究成果，或者编造假资料，闹得干群关系紧张、对立或对抗。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这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我国引进的“同行评议”制又走样了。所谓的“专家”许多是冒牌的，如一位工科方面某个学科的“院士”，一下子成为房地产专家，又被聘为经济管理学的博士生导师，而且许多院士被捧为“全能冠军”。这样，“知识被分割”或“超级专业化”的“专家统治排除了公民”，“公民们被抛离日益由‘专家们’大权独揽的政治领域，‘新阶级’的统治实际上阻止了认识的民主化”。“政治愈是变成技术的，民主的权能愈是倒退。”“所有这些导致公民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削弱。”[2]院士的遴选完全排除了公民，纯技术性问题多听专家们意见，而大政方针的确定只注意“专家”的意见，“阻止了认识的民主化”。这样，我国的“民主制度尽管被保留着，民主生活在衰败。”[3]真才实学的专家意见要听取，但是也不能“排除了公民”（基层老百姓）的意见，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广大民众的大多数。这就是“认识的民主化”。

[1] 详见周晓春、田幸、陈文化：《低碳发展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1－274页

[2]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90页。

[3]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