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已经反复说过的，离开具体的交易活动，抽象地谈论体制组织效率的意义很有限。体制组织效率的判断和比较基本上是一个依据具体交易活动具体分析的问题。同一种体制组织，与某种交易活动相匹配时是高效率的，与另一种交易活动相匹配时则可能是低效率的。不存在某种与任何类型交易活动都能达到最佳匹配的体制组织。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就是判断某种生产关系是否先进或合理，要看到它是否与它相结合的生产力相适应[1]。
为此，有必要引入“交易技术结构”的概念，它指所交易物品的某些技术特性，这些特性对交易体制组织的选择有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构成交易技术结构的因素包括：（1）资产专用程度；（2）交易数量；（3）交易的连续性或频率；（4）交易的地理位置。关于这些因素的含义，我们在前面已作了说明。其实，在前几章对不同体制组织的讨论中，交易技术结构作为前提已经明确地或隐含地存在着。
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交易技术结构与体制组织“相容”与“不相容”的概念。所谓“相容”，是指某种交易技术结构与特定的体制组织达到最佳匹配，或者说，在这种匹配条件下，能够实现最高的体制组织效率。除了这种最佳匹配以外的其他匹配，我们称之为交易技术结构与体制组织的“不相容”。不难理解，这里所说的“相容”和“不相容”是在比较和选择的意义上提出的。每一种交易技术结构都面对着由许多种体制组织构成的序列，它与其中每一种体制组织相匹配的可能性都不能排除。“相容”强调的是经过比较和选择使特定的交易技术结构与相对于这种技术结构而言最有效率的体制组织相匹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体制变革或体制创新实际上是寻求交易技术结构与体制组织的“相容”。
不同体制组织结合的基本原因在于，一些交易活动总是以某种方式相互关联着，而这些关联着的交易活动的技术结构则往往不同。为了达到交易技术结构与体制组织的相容，就必须使不同的体制组织相互结合，并因体制组织及其结合方式的差异而形成若干结合模式。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导致交易技术结构不同的往往是技术结构中一两个因素状态的差别。由于这种因素状态的差别，将会引起与之相匹配的体制组织效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例如，当所交易物品的资产专用性显著加强后，继续沿用市场体制就可能由于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而大幅度降低体制效率。我们把这些交易技术结构中对选择体制组织有着关键意义的因素称为“主导因素”，其他因素则称为“非主导因素”。在对交易技术结构与体制组织是否相容以及不同体制组织相互结合模式选择的讨论中，交易技术结构中的主导因素将构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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