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同胞警醒

十、真诚帮助　促同胞警醒

青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就有机会大量阅读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有关读物，他的思想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经过不断的学习、研究、探索、比较，毛泽东最终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可行的救国真理，因而确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1921年，毛泽东和何叔衡一起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并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负责人，回到湖南领导工农运动，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

当时的思想界相当活跃，除马克思主义以外，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行会社会主义等资产阶级社会思潮也在流行。在湖南，省会长沙是各种政治、思想斗争的前沿，建党前后，毛泽东目睹大批来自农村的失业工人流落街头忍饥挨饿，一些好友和同胞在各种社会思潮面前苦闷、徨彷，许多纯洁的热血青年在思想上迷惘，辨不清方向……

早已确认工农大众是国家和社会中坚力量的毛泽东，决定从帮助知识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从关心工人生活，为工人做好事入手，在学界同胞中发起马克思主义宣传攻势，在工界群众中发动罢工等政治经济斗争，以实际行动联合工农兵学商各界民众，向资产阶级、向反动军阀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还是在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举办工人夜校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学会了一套和工农群众打交道的本事。

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住在船山学社。一天，他请了一位泥木工人帮他整修房间，顺便利用机会和工人师傅聊了起来。中途休息喝茶的时候，师傅拿了毛泽东桌上一张报纸在端详着。毛泽东就到他身边问道：“报上有什么好消息？”

“能有什么好消息！尽是鬼扯腿！”工人师傅没有好声气。“物价飞涨，东西一天天贵，穷人可怎么活啊！”

毛泽东启发他：“东西为什么会一天天贵？穷人为什么长年的穷苦？有钱人家四季都不干活，但吃好的，穿好的。而工人师傅和农民朋友的日子却越过越苦，越过越穷，一年不如一年。”说到这里，毛泽东顿了顿，他看到工人师傅浑身是劲，臂上肌肉发达，听他说到这里，神色鄙夷，眼露征询、渴望的神情。他继续说道：“一句话，这是地主老财和工头老板在剥削压迫着工人和农民，要想穷人过得好，那就只有穷人团结起来，跟老板、工头们作斗争！”说完，他用力将拳头一攥。

那位工人师傅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觉得新鲜，若有所思，浑身来劲，使劲点头。

后来，毛泽东了解到，这位泥木工人叫任树德，为人忠厚老实，又有主见。读过几年书，有点文化，平素喜欢翻翻书，看看报。他又是一个热心人，和泥木工兄弟关系很好，愿意为工人兄弟排忧解难，泥木工人都听他的。

自从那次以后，毛泽东经常找任树德谈心，给他讲革命道理，启发他的阶级觉悟。任树德有什么问题搞不通，也主动来找“毛先生”请教。在毛泽东帮助下，任树德明白了穷人穷困的根源，认识到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党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和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他的阶级觉悟很快提高，向“毛先生”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要求，表示要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到底。不久，任树德被接收入党的组织，成为长沙泥木工人中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经过长期的准备和发动，1922年10月，毛泽东成功地领导了长沙6000多名泥木工人罢工斗争。这是后话。

1921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天下着蒙蒙细雨，毛泽东叫上一个营业员，带着进步书刊，来到宝南街的鲁班庙，找到了任树德。他对任树德说，想过江去第一纱厂推销进步书报，顺便见一见黄爱和庞人铨。任树德满口答应，丢下家伙，换上干净罩衫，跟毛泽东上了路。

原来，湖南学联准备联合工人组织劳工会，在五一劳动节组织一次游行示威，劳工会负责人黄爱和庞人铨由于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不愿合作。毛泽东此次特意前往做思想工作。

湖南第一纱厂职工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差，纱厂老板克扣工人工资，工人正在罢工。毛泽东让营业员在工人集中的地方摆开书摊，不一会，围上来许多看书的工人。

黄爱和庞人铨听到毛润之先生过了江，也赶来了。毛泽东和庞人铨在1919年“驱张”运动中就认识了，庞是个很纯洁的青年，只是最近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和黄爱是第一次见面，但已相当了解他：在天津读书时参加了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是周恩来的好友之一，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他十分坚决，曾经两次被捕入狱。

当时庞人铨给毛泽东和黄爱作了介绍。黄爱紧紧地握住了毛泽东的手，久久舍不得松开。他早已熟悉毛泽东的声名和文章，今日一见，毛泽东穿一件灰布长衫，长长的黑发，清亮的眼睛，真像个热情洋溢的诗人。

这时，选书的工人群众中，有一个中年汉子突然大喊：“搞什么名堂？哪个把布尔什维克的书弄到这里来了？老子姓‘安’，不姓‘马’，去他的吧！”所谓姓“马”，指信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姓“安”，是指信仰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另外一个着短褂小青年也跟着帮腔：“对，穿长衫的和我们穿草鞋的不是一家人，轰他走！”

听到一阵喊叫，黄、庞二人才发现新书摊，二人的脸色沉了下来。劳工会的会员们见二位负责人这般神色，想冲上来掀翻书摊。

毛泽东往摊前一站，那双清亮的眼睛，和气地望着工人们，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既不畏怯，也不急躁。工人们见此，不敢动手。

这时，任树德猛然一个箭步，站到了毛泽东身边。他双手叉腰，两眼盯着冲过来的工人，厉声说：“想干什么？新书，是我买来的！管它姓‘马’还是姓‘安’，你不看怎晓得好歹？依我说，只要帮穷苦大众讲话的书，我都赞成。”

任树德也是劳工会组织者之一，在工人中享有较高的威望。看到他那派势，那刚才叫喊的中年汉子和小青年都泄了气。尴尬中，黄、庞二人忙请毛泽东里面坐。

屋里陈设十分简单，毛泽东暗自赞叹：真是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

窗外仍飘着霏霏细雨，四人都在品茶，随便聊着。毛泽东不急于谈五一游行的事，为缩小和黄爱等人的距离，他谈起了1918年冬带着新民学会会员赴京的事。讲他第一次在天津塘沽看见大海，在北国风雪很厚的海滩上野炊、吟诗唱歌、放声呐喊的故事。接着他谈到那时李大钊歌颂十月革命的两篇文章和自己的感受。黄爱也说，他知道李大钊，他的朋友周恩来很是敬重李大钊。

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他说，李大钊不赞成无政府主义；从法国回来的信上说，周恩来、蔡和森、陈毅、邓小平等均赞成马克思主义，正在积极研究俄式革命……

黄爱听了，格外惊奇，他本想和毛泽东辩论一番，但现在不好启齿了，只好说：“我很尊敬守常（李大钊号）先生和翔宇（周恩来号）兄，也很尊敬你润之兄。不过，我认为，主义是一种信仰，既然有了信仰，就不能改变。”

毛泽东笑了笑，说：“正品（黄爱号）兄，我认为主义是一面旗子，只有树起旗子，才有方向。马克思主义旗子鲜明，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还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庞人铨沉不住气了，他站起来说：“我们认为，如果保留政府，就是带尾巴的主义，不彻底。”

“龙庵兄，”毛泽东叫着庞人铨的尊称，不亢不卑地说：“如果革命后产生新官僚政府，那当然不好。但那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错，而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残余，可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加以解决。这一点，我们历来是说得明明白白的。”

“我们不同意！”黄爱激动得涨红了脸，“我们只主张经济斗争，劳工必须在经济上求解放，而不能带一丝一毫的政治色彩，我们只需要工会，不需要什么政党。”

毛泽东心想，他们果然受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一下子恐怕说服不了他们。

任树德一直仔细地听他们争论，为了不使大家伤了和气，连忙说：“正品先生，润之先生，时间也不早了，我们是不是把游行的事协商一下？”

庞人铨正犹豫，黄爱却坚决拒绝了。任树德争辩了几句，强调要劳工会、学联相互支持。黄、庞二人沉默不语。

毛泽东悄悄拉了一下任树德，示意不能急躁，他对黄庞二人说：“二位兄弟，今天我们就此告辞。请你们再研究一下，不管参不参加游行，我们总是站在一条火线上，以后，借重你们的地方还多着呢。”

几天后，第一纱厂连续的罢工激怒了军阀赵恒惕，通缉黄爱，黄爱竟自己跑去省长公署申辩，当即被捕。

毛泽东把郭亮等人召在一起安排学联支持纱厂工人罢工，并设法营救黄爱。他带着任树德直奔纱厂。

在第一纱厂，毛泽东乘机做庞人铨的工作：“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你们只要经济，不要政治，政治就偏要来管你们，你说是不是？”

庞人铨叹了一口气，说：“是呀！出了这样的事，我怎么也想不通。”

任树德忙说：“怎样救出正品先生？快点商量个办法吧！”

庞人铨只顾滴眼泪，摇摇头不知怎么办。

毛泽东沉着地分析，说，我们一方面由劳工会和学联派代表到省长公署谈判，也吁请社会名流帮我们讲话，要求释放正品兄。另一方面，组织五一大游行，造成社会舆论，给赵恒惕政府一点压力，迫使他放人。

任树德极力赞成，庞人铨眨着红红的眼，沉痛地说：“事到如今，也只好走这一步棋了。”

赵恒惕相当顽固，各界知名人士疏通，工农商学团体请愿、说情，他都不予理睬。毛泽东到处奔走，做了大量工作，五一这天，忍无可忍的工人和学生走上长沙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万人游行，全城沸腾起来。

过了几天，上海、北京等处报纸，都刊登了长沙五一游行的消息。迫于舆论压力，赵恒惕政府于5月8日释放了黄爱。毛泽东马上去第一纱厂看望黄爱。他抚着黄爱的肩头深情地说：“正品兄，这件事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工人阶级要得到彻底解放，就要走俄国人的路，一定要夺取政权。没有自己的政权，就逃脱不了资产者的欺压和剥削。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经过这次打击，黄爱心里翻江倒海，思绪万千。默默地听毛泽东说完，好一阵子，他才说：“是呀！我是要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后来，黄爱、庞人铨完全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毛泽东、郭亮、柳直荀等一起，积极从事工农运动……

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建团的过程中，除了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和文章外，同时注意发动大家深入工厂，开办工人夜校和建立工会组织。他其他共产主义者及共青团员先后到纺织厂、造纸厂、火车头修理厂、面粉厂、铁路工人、泥木工人、搬运工人和其他工人中了解情况，和工人交朋友。每到一地，他都启发他们学习，提高工人觉悟，教会他们怎样闹革命。他也善于从实际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育同志。在他的组织、宣传、发动和教育下，许多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同志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了；长沙泥木工人、安源路矿工人等都和资方进行有效的斗争，提高了待遇，取得了一定政治经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