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旁听学习的几年，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找那种有智和有趣的读书人，然而发现实在太少了。无智，没有自性；无趣，没有令人心生暖意和美的东西。那种既有智慧和学养，兼顾天赋和感觉的读书人越来越少，八股腔调、话语僵硬，怡情的学者之文、才情横溢的文人之文都太少了，言谈之间多思辨、术语、概念，少了些许生命之气。
一般来讲，在大学里面，尤其在北大这种好说理、喜争辩的地方，本科生脸上都还比较干净、比较清爽，到了硕士生，就开始有点暮气，到了博士生，暮气就更重了。
有一次，台湾学者薛仁明在北大演讲时说：“十余天的大陆之行，多有感触。其中之最，则是大陆的读书人，实在太不快乐了。除了忧郁干枯，普遍是更急躁，更易激愤。知识分子相聚一堂，动辄开骂，个个义愤填膺，人人宛若社会良心。我看到许多知识分子一张张的脸，躁、怒、愤、戾，全然都是纠结。”
这话一说，我想当即鼓掌。正如薛先生所说，中国大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完全没有能力处理人的安身立命。北大人的聪明与才情，常常是妨碍他们自在安然的关键原因。太聪明的人，有时候特别执着，一旦特别执着，就把自己给团团困住，就任谁都救不了。学校待得越久，暮气越重，傻愣傻愣，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学问跟生命脱节，就变成彻底的异化了。异化以后，在做这种学问时，生命会被抽离开来，只剩一个干枯的大脑在学院里面搏斗，其他的感官则全部被搁置，只有一个大脑被极致地发挥，我们的生命便迅速地陷入一个失衡状态。
我在北大听某些课，就有这种感觉，比如哲学系，每读一本经典，他们总要教你有多少版本，有多少解释，讲《老子》，就开始要教你老子的形上学、宇宙论，讲得天花乱坠，问题是，我们学这些干吗？我们知道老子的形上学，到底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不幸的是，我们所有大学都在教老子的形上学。再比如中文系，某些教授开口“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闭口“后现代”“前现代”“现代性”，他们总要教你读上很多西方哲学理论书籍，再教你用这套理论解剖文学作品，我们知道这些理论，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到底跟文学有什么关系？
不幸的是，这在北大成为一种时髦，似乎不这样做，就会被人嘲笑成没有学问。这样子做学问，难怪越做离生命越远，最后当然会搞得自己很不痛快，又如何不会躁郁呢？当然，不是所有的北大教授都是如此，楼宇烈、王博、朱良志三位先生所做的学问，都是与生命有关的学问。我们太缺乏这种与生命有关的学问了。
如何平衡这种失衡状态呢？薛先生认为，不仅要看书或者是与有学问的人交流，更直接的方法，则是直接和生活周遭那些身心平衡、生命安稳的人多多亲近、多多来往。他们书读得多不多、学问大不大，都不要紧。只要是平衡安稳，接近久了，对我们的生命就有帮助，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就有道而正焉”。这种身心平衡的人，其实民间挺多的。不识字、没读过经典，纯粹是民间长出来的人，他们生命的安稳程度，其实是许多满腹诗书的朋友望尘莫及的。民间朴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有一种很淳厚、很温润、很养人的气氛，直接就能培养出许多平衡与安稳的生命。
真正的学问是养人的，伪学问是害人的。真正的学问让一个人越来越有朝气，不会让你越来越有暮气。当你觉得暮气沉沉，那是你的学问的体质已经出问题了。
很多人读书越多，越钻牛角尖，思维越褊狭，自我意识越强大，或只关注自身，最终陷入躁郁的负面情绪，如此，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矛盾就来了。我们所学的知识，都是从人的“角度”，未必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假若不能觉察自己的偏执，就会被自己的好恶所蒙蔽，执着于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外在环境。合乎自己的标准，就起了贪爱心，不合标准，就起了厌恶心，这个分别心，就是烦恼的根源。这样一来，无法活出一个积极、乐观、充满希望的人生！
最近读郁达夫的一篇童年自传，写到他少小时，常一个人躺在山坡的草地上，睁着眼睛看天上的流云和飞鸟，想象着山的另外一边是怎样的景象，想着想着就内心安住乃至潸然。《佛说四十二章经》上说：譬如磨镜。垢去明存。三界唯心造，修心可了道。反观自性，则无处不是清净的道场！
从陶冶性情中，学习平衡身心，不断地把心灵打开，不断地学习认识自己，反观自己的心灵，这是充满乐趣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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