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搭档”

“黄金搭档”

刘伯承、邓小平在1931年相识于江西中央苏区，他们都参加了长征。二人合作始于1938年，刘伯承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邓小平任政委，开始了“刘邓”二人13年的合作，先后共同领导和指挥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共同经历过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区。正如他们的老部下说：刘邓就是刘邓，这两个字中间，顿点都加不进去。

刘伯承比邓小平大12岁，作为军事首长执掌兵机，精于谋略，年高德劭，平易近人，像一位慈父；邓小平干练果断，敢于批评，要求严格，像一位严师，两人配合默契，互相支持，工作上口径一致，一唱一和，凡是在一二九师师部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师部的工作只要邓政委表过态的，你去问刘师长时，刘师长一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反之亦然。刘邓曾先后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共同经营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略区，亲密无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伯承、邓小平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而在一个战役接连一个战役，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这种漫长而频繁的战争过程中，在这种极度消耗脑力和体力的战场生活中，刘伯承、邓小平又互相把挑在对方肩头上的重担换到自己肩头上来，或分成两副担子来分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伯承、邓小平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也就难以把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

在1942年春夏，侵华日军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两次“扫荡”，而后一次是空前的“大扫荡”。 日寇春季“扫荡”给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准备应付将来更大的困难，邓小平政委去中条山，刘伯承师长留太行山。当时敌寇修筑了白晋铁路，插进晋东南，把太行区和太岳区分割开，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三月中旬率一支部队前往太岳区。两人分手后，刘伯承一直担心邓小平的安全，经常到作战科、机要科查问邓小平是否过了白晋线敌占区。3月29日晚，刘收到电报，说邓小平当晚通过白晋线去往太岳。当夜刘伯承一直未睡，坐在作战科替参谋值班等电报。天快亮了，刘伯承到机要科敲门，适逢陈赓来电，他站在译电员身边，译一个字，看一个字，不时猜一个字，猜得还很准，直到确认邓小平已安全通过白晋线到达太岳区后才放心回去睡觉。

自刘邓分开后，司令部向下发的电报仍是署“刘邓”或“刘邓李”（李：李达，第二野战军参谋长）。由于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也由于他们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号令”、“预先号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

在长期的配合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三卷《邓小平文选》收入的218篇文章中，只有两篇是写人物的，而这两篇写的都是刘伯承。一篇是《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 1942年，适值刘伯承五十大寿。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政治部机关的同志决定给刘师长祝寿，借以号召全体指战员向刘师长学习，并提高和活跃一下部队的情绪。刘伯承不赞成，但在大家的坚持下，作了让步，就有了这篇贺寿词；另一篇是《悼伯承》，刘伯承元帅逝世于1986年10月7日，邓小平率全家去参加追悼会，并依照刘伯承的遗愿主持追悼会。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的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这种战友情、兄弟谊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