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所有的事，没有志气和刚强都是无法成功的。
曾国藩说，人始初奋搏，如初飞之鸟，很有孜孜向上的意境;但功成名就之日，反平添许多息肩之念，实则进一步高山仰止，退一寸草木皆兵。纵横家王闿运说:曾国藩实以殚心苦战而成功，读其文集，催人泪下。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四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死在湖南湘乡原籍。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在江西瑞州军营得到父亲的死耗后，哀伤悲痛之情无以自抑，“仆地欲绝”。十六日上《报丁父忧折》，不等清政府批准，就与曾国华从瑞州回籍奔丧。
按例军营大员父母丧亡，应该先行奏请开缺守制，得到朝廷批准后，才能回籍奔丧。曾国藩上奏的时间是二月十六日，离开军营回籍奔丧是二月二十一日;显而易见，他回籍奔丧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这种情况是少见的。但清政府念他鞍马之劳，二月二十七日给曾国藩赏假三月，在籍治丧，发给治丧费四百两，以示恩宠，并命他于假满后仍回江西军营。然而，曾国藩要的是兵权，是部队，而不是虚荣。他在《谢恩折》中发牢骚说: “数载从戎，过多功寡……自愧调度之无方，兹又遽遭大故。自职离营，方忧惧之交深，欲陈情而悚息。”奏折中的“欲陈情而悚息”，在示意清政府，他暂时不准备回江西军营，其中有难言之隐，因而在奏折中要求开缺守制。但清政府仍然不准，一再敦促他重返江西前线督办军务。六月六日，曾国藩又上《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在这个奏折中，他和盘托出了他为什么不愿重回江西军营、要求开缺在籍守制的理由。奏折的要点是:
按照定例军营职位有空缺，先从在军人员拔补。我所带的湘军，多是招募的湘勇，不仅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以上无缺可补，即如把总外委也不能递补实缺。武弁跟我出生入死数年，有的虽然保举至二品、三品职衔，而充当哨长者，仍领哨长薪饷，充当队目者，仍领队目薪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国家正规军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长此以往，湘军弁勇，难免“长生觖望”。
言外之意:我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太少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虽居兵部堂官之位，事权反不如提镇。“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当时，按朝廷制度，各省文武升迁罢免之权，责成督抚。督抚的喜怒，关系到州县官的荣辱进退。曾国藩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打交道，文武薪饷一事，诸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地方官从中阻挠。征收漕粮，百姓以浮收为苦。漕粮大事，循例由巡抚专主其事。身为客官，专办兵营军事，有劝捐扰民之实，而无能加惠百姓之事，“纵欲出一恺切说明之告示，以做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信。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曾国藩从帮办湖南全省团练开始，就用木质关防，在关防上刻字“钦命帮办团练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咸丰五年(1855年)八月秋补缺，又换“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自出征以来，得到皇上的命令，“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因此，外界讥嘲甚多，有人讥讽说“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有人指责说“不应称钦差”;有人说他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岁月既久，关防屡换，往往被人“疑为伪造”。部将出差外省，外省地方官不予信任，对盖有关防之公文不予理会，甚者将湘部出差外省的官员关押，加以侮辱。如果现在再赴江西军营，又需改刻关防，则势必愈难取信于人。此外，文员之凭，武官之札，皆由督抚转交曾国藩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贵取信义如金石，迅速如雷霆，臣则势有所不能，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曾国藩仔细观察局势，认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
曾国藩伸手向清政府要督抚的官位，并不仅仅是为个人争地位，主要是为湘军争权利，争政治待遇。按照清朝的惯例，曾国藩带的兵如此之多，作战能力又远较八旗、绿营为强，立下的军功又如此之大，授予巡抚，功赏过薄，不足塞其欲壑;若授予总督，则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又为朝廷所不甘。而恰在此时，胡林翼等已攻占了武昌，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自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何桂清接替怡良为两江总督后，江南大营日有起色，正在进攻镇江，捷报频传。所以，清廷便决定将长江上游战事责成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将下游战事、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与和春的身上。清廷认为这样处理，定操胜算，因此，断然拒绝了曾国藩对朝廷用人大政的干预，并撤销了他兵部侍郎的职务，将他开缺在籍守制，削除了他的兵权;同时，命署理湖北提督的杨岳斌总领外江水师，惠潮嘉道彭玉麟协同调度。这样的结果，致使江西湘军很快陷入了涣散状态。后来，胡林翼虽然一度派李续宜等前往江西统率湘军陆师，依然无济于事，而且李续宾、李续宜兄弟对清政府削除曾国藩兵权也极为不满，心怀退志。
毫无疑问，曾国藩被削除兵权，瓦解了湘军的斗志，涣散了湘军的士气，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使江西湘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湘军的力量在逐渐消衰下去。如果这时太平天国的内部不发生杨韦事变等一系列大的变故，就能用兵长江上游，重开湖北根据地;但是，咸丰七年翼王石达开已决心出走，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下降，这真是历史的悲剧!
曾国藩自被削去兵权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江右军事，刻不去怀”，悔恨自己办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臻失物望，不无内疚”。每每想到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来，愧惶憧扰，不能摆脱”。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
同治六年(1867年)某夏日，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住所同他的幕僚赵烈文闲谈国事。曾国藩对国事日益表示忧虑，说道: “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的回答倒是很有见地: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接着又说，将来的祸患必是中央政府首先垮台，而后天下无主，各自为政，这种情形的发生大概不会超过五十年了。
曾国藩听了这一番话，虽然很不舒服，但最终沉默良久，说: “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嗣之陨。”看得出来，他对大局的估计也是悲观的，而且早在道光末年，他已对朝政的腐败感到忧虑了，但他还是倔强地挺身入局，挺身赴难了。
那么，既然看清了这样的形势，曾国藩为什么又要舍身赴难，不惜可能身败名裂也要恩威并重地施以“峻法”，为清廷效犬马之劳呢?首先，从局势看，虽然农民起义席卷半壁江山，但曾国藩一旦出马，事属尚有可为，正如赵烈文所言，清王朝毕竟已经营200年，还未到“抽心一烂”的地步，也就是说尚无新的力量能从根本上代替它，曾国藩难免有“中兴”的指望。再者，曾国藩以科举起家，仕途腾达，到38岁时已升至二品京堂，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如此恩典，在他必会感荷不已，决心“益当尽忠报国，不得顾身家之私”。说到底，扶持清王朝，维护旧秩序，也就是维护他自己及其所属阶级的利益，命运绑在一块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不会不明白。
促使曾国藩登上政治舞台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来自他所受到的传统教育和传统信念。他原名子城，中进士后改名国藩，已树立做国家藩屏的志向;虽然看起来并无精神上的创造性，但却反映了传统儒家思想在道德价值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以纲常名教为中心的社会约束性道德，另一方面是以仁、诚为中心的精神超越性道德。二者的综合，进一步关联到经世致用的“挺经”，也就是曾国藩所向往的“内圣外王”，正是他“卫道”的思想依据。在这一点上，他把孔、孟、荀的早期儒学，同程、朱、陆、王各种门户的晚期儒学以及经世之学都糅合到一块儿了，从而有了“挺”的时代意义:既不废性理，又不废事功。曾氏“杂烩”理论的主要特点就是维持或重建传统秩序。
曾国藩在攻克天京前始终处于艰苦卓绝的环境，即使晚年已是病弱残躯，仍为支撑将倾的晚清大厦殚心竭力。
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十五日，曾国藩离开京城，经河间一路南下。矛盾复杂的心绪令他实在难以按捺，“思余年来出处之间多可愧者，为之局促不安，如负重疚;年老位高，岂堪常有咎悔之事!”
曾国藩于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十三日抱病抵达金陵两江督署，次日接印视事。他虽然脱离了是非之地，但仍在政治的漩涡中苦苦挣扎，难得片刻的安宁。江宁本来是他经营多年的老巢，但这次很不光彩地回来不时受到舆论的抨击，讥讽之词时而在他的耳边响起;同时，他在官场中也越来越不得意，时常受人白眼，这就使他的心情更加郁郁不乐。他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说: “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
疾病缠身已是曾国藩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就是在身体状况这样差的情况下，曾国藩仍力图有所作为，尤其是希望把久经战乱的江南重建起来。李鸿章在比较曾国藩在直隶与江南的治政时说:曾国藩办理政事，住在江南的日子多，在直隶的时间少。只就难易而言，管理直隶实在比管理江南困难。曾国藩的弟子吴汝纶也说: “过去曾国藩受命治国，南到江南，北到京城附近。曾国藩在江南，歼灭敌寇，捣毁巢穴，再造天下，还原归本，百姓更生，功劳很大。而且前面没有因袭的，自己为之，好比拿把锋利的刀去割软的东西。至于京城附近则不一样，京官很多，事情从上而来，规章设置很久，官吏懒惰，积习难改，曾国藩又执政时间短，收敛智勇，投合原有的做法，凡是经手的事情，都是地方官吏熟悉的，没有标新立异。只有精心积累，洞察秋毫，事情过去了精神原则仍在，终于扭转了视听，去除旧习，开了维新的风气。”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人生的道路不是平坦的，在实现宏伟志向的过程中，更有可能历尽坎坷。这时，如果退却便前功尽弃，如果战胜自我，坚持挺下去，前方一定会展现出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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