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旋转木马

金融业在我们政治制度中的权力不仅仅表现在银行家和银行家雇员发动的直接和间接游说，还体现在监管者和行政官员身上。许多监管者和行政官员的职业生涯中都曾数次穿过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那道旋转门。这种反复造成了财政部尤其对华尔街友好。自1900年起共有35人担任财政部长，其中至少13人之前从事过银行业，17人在财政部长任期过后进入了金融业。[16] 最近这类官员中最为知名的有罗伯特·鲁斌和汉克·保尔森，两人都在高盛，这家总是对美国首都拥有特殊影响的机构中高就。高层监管者往往都来自华尔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人玛丽·乔·瑞特此前在华尔街特权阶级律师事务所工作。前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詹斯勒曾经是高盛合伙人。这两位都是最近的例子。）

这并不是说前任金融家不能成为优秀的公务员。举个例子，詹斯勒就是一位真正的公共改革家和监察人，用自己的金融才干和对金融业风险最高的领域的大量知识对银行衍生品交易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其他许多曾经在华尔街任职或政府任期结束后进入华尔街的公务员则倾向于一种对金融有利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遮蔽了现实中金融业是如何牺牲其他一切人和事物才换来了蓬勃发展。当然，这种态度在两党之间都非常普遍。看看2008年后国会上所有确保金融不会再度遭到管制的共和党议员吧。“（今天）我列席银行委员会听证会时，十分吃惊。支持华尔街的人和许多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智库人员拥有这种选择性健忘，无视了现在有问题—无视了我们曾经‘有过’一次金融危机。”谢罗德·布朗议员是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的资深成员，过去几年一直是金融改革的强力支持者。“银行在自己掌握的权力方面没有错行一步，媒体竟然信了他们，许多人对此相当地漠不关心。我感到十分吃惊。”[17]

这个情况就是学者所谓的“认知俘获”。本质上，华尔街内含和外在的权力保证了金融中心的世界观成了基本状态，很少接受深入的质询。不幸的是，在政治谱系的两端都是这样。一位名叫诺姆·塞贝尔的记者出版了作品《逃亡的艺术家》（The Escape Artists），记叙了奥巴马政府如何摸索着处理金融危机和后续问题，其中说到几乎所有总统顾问或处理救市和银行再监管的人要么是来自华尔街，要么是深受华尔街影响—这件事能从事故后许多政策决定中一探端倪。“大部分都曾经在克林顿的前任财政部长罗伯特·鲁斌手下工作过，并且呼应其观点的大部分。”[18] 这意味着他们向往看到金融业成为经济世界的中心。“总统就职的时候，我认为他觉得自己需要实施一些华尔街的老办法，来安抚人们，告诉他们，首先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次还因为有些老手懂得许多事情。”布朗说，“当然，与此同时，显然就是这些老手让我们陷入困境的。” [19]

金融危机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些条件一部分是由克林顿时期的放松监管造成的。被金融俘获的公务员，如前任财政部长鲁斌和萨默斯精心安排了多种手段，包括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第一章有详细论述）和对税法进行偏好绩效薪资的改变（上一章谈到过）。这些手段不但让这些公务员本身的钱包鼓了起来，还雨露均沾到了他们的追随者和华尔街及环城公路从前或以后的同事。衍生品监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被鲁斌和萨默斯等人阻止了。他们两位在前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者布鲁克斯利·伯恩胆敢抱怨的时候将之扳倒。此外还有《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联合作者之一的前任民主党国会议员菲尔·格拉姆。（格拉姆的妻子温迪也是前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她加入了安然公司，在安然内乱之前因衍生品发家致富。）[20]

人们很难规避这样的事实：华盛顿帮助制定了法规，这些法规允许银行掌控大宗商品，损害了美国一些最重要的产业和消费者，同时让政策制定者本人富裕起来。几乎是在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免除包括安然在内的许多公司接受衍生品交易的公众审查之后，一大串掉期造成的灾难就出现了：1994年奥兰治县破产、1995年巴林银行危机和1998年对冲基金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盘。不过这一切都没能伤害到格拉姆一家—温迪·格拉姆在离开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后进入安然董事会，到了2011年，她的丈夫已经是国会中安然政治性捐款的第二大接收人了。难怪格拉姆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1999年法案（《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又称《格拉姆-里奇-比利雷法案》）中完全赞成打破商业和贸易之间的壁垒。他是鲁斌和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保持衍生品不接受监管之战中最大的盟友之一也不足为奇了。

当然，造成如今这个失常的金融系统，我们必须要把其中一部分责任归咎于里根政府，是他真正让放松监管的齿轮转动了起来。里根时期的一部分立法变化，比如关于大批量股份回购的法条（此前股份回购被认定为操纵市场）等在本书第四章有所描述。这些变化是在前金融家约翰·沙德的领导下进行的，他在1981-1987年间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不过里根时期经济的金融化不仅仅包括外在的偏向金融的立法变化，还有反垄断法执行力度放松等。这种放松不仅让企业能够更轻松地积累垄断势力，压制创新的出现，更推动了金融业本身的经济增长。大型企业的合并对银行家是好事—但对我们其他人则不是。并购行为一直都与金融化周期联系在一起，目前我们就处在合并和收购的黄金时期。在2014年，并购数目暴涨，在本书写作期间已经赶上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这些交易会给消费者带来好处吗？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反垄断的立法机构，如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就试图通过问另一个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合并能压低价格并提高消费者服务水平吗？如果有一点点可能答案是“是”，那么合并—无论是多大的合并—就可能获得通过。但在反垄断辩论中，正反双方都开始质疑这种说法是否成立。没人会赞同过去30年中制药业的大型合并有压低药价，或赞同航空公司的联合有让飞行变得更加舒适，或赞同银行集团有让我们的金融系统更加健康（或者价格更加低廉—我们已经看到了，随着银行变得更加集中，金融业的效率下降了，费用实际上“提高”了。）[21]

就像放松管制一样，造成了这种系统的政治俘获并未局限于一个党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越大越好”的思潮不仅在“市场最清楚”的保守派派中滋生，更得到了左派的支持，认为执行反垄断法是一种浪费、监管大型公司是比防止公司规模过大更适当的手段。双方都有错误。大型公司并非永远将客户的利益放在首位—它们也并不十分容易监管。但是这种只要企业能够证明自己降低了价格就能为所欲为的想法过于简单化了，无法为公众利益—甚至是企业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