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原则和道德情操

四、商业原则和道德情操

“在标准经济学分析中，对商业原则和道德情感的处理存在着一种有趣的不对称现象。商业原则被认为是非常基本的（从根本上说，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利润最大化），但在经济事务中有着广泛的作用（有效地涵盖所有的经济交易）。相反，道德情感被看做是相当复杂的（涉及不同类型的伦理体系），但据说它至少在经济事务中，起着非常狭隘的作用（实际上，道德情感常常被假定为对经济行为没有真正的影响）。”⁽³²⁾这种理解经济运行的方式，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对现实世界运行方式的洞见，另一方面却遮蔽了作为经济模型依赖基础的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因为，仅仅“允许”交换并不能保证市场成功运行，它还依赖于各种机构、制度、行为规范和互信的有效运作。

首先，自利动机不是经济活动的唯一要素，在生产、分配和交换中都存在大量的道德考虑。自利假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寻求交换，但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保证交换的切实可行。关心各自利益的不同参与者，是否加入到互利交换中，以及这种交换能否很好地进行，还取决于制度条件。制度发展的必要性与行为准则的作用有着某种清楚的联系，包括共有行为模式和互相信任。通过互信和道德规范，更有助于公正条件下的贸易达成一致，促成各方信守诺言和遵守契约，提高交换的效率和使交易更加便捷。与此相反，一方对另一方的违约不可能在追逐私利中制止，以法律方式防止和惩罚违约，花费昂贵又痛苦而缓慢。另外，交换也不是唯一的经济活动，还存在生产活动。生产中的动机问题不同于交换中的动机问题，生产需要在工厂内有团队精神和协同工作，生产效率与出自责任感的行为，不受监督的可信赖密切相关。

其次，断言“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每个人贪婪的基础上”，既没有真正理解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没有正确理解资本主义成功的历史。“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确实，把资本主义看做仅仅是一个基于贪欲行为的综合体系统，实在是严重低估了资本主义的伦理——它对资本主义的辉煌成就做出了丰富的贡献”。⁽³³⁾

把资本主义成功视为纯粹贪欲的无意结果，否定非市场制度和非利润价值观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就没有看到一部充满各种制度和价值观发展的资本主义演进史。交易有序的保障、财产权的确立和各项法律的完善，是成功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前提。因为，直到商业道德使得契约行为可行和花费不大，交易效率才得以体现；直到信用制度发展，商业资金筹措才可能顺利运作；直到国家安排教育，才能提供有质量的劳动力；直到准时的美德和工作责任感树立，旷工和疏忽大意才能被限制。市场结合着其他制度，私人经济利用国家行为，价值观补充利润激励，这已经在欧美工业革命中成为不争的事实，也能在一些东亚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中被观察到。总之，“成功资本主义的经验绝非单单依靠市场机制，还建立在制度组合的发展基础上，市场经济只是这些制度中的一种。市场经济还利用与信任、信赖和基本商业伦理相关的共享价值观，这些促使资本主义成功成为可能。”⁽³⁴⁾

一种运行良好的经济制度需要信任、诚实和伦理规范，资本主义也不例外。“贪婪”的资本主义及其商业活动所要求的动机结构要比纯粹利润追求丰富得多，一个自由市场的成功丝毫没有断定潜伏在经济主体背后的行为动机必然只有自利最大化。像日本这个世界上最成功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清楚带着一种坚定背离私利追求的动机结构取得经济繁荣，遵守行为规范、责任感、忠诚和友善等在其经济成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资本主义离不开复杂而精致的价值体系，道德在此作为社会“生产性资源”的组成部分，甚至成为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

更广泛说，还有文化因素。无论个体重视什么目标，对它们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受所处文化的影响。既然任何行为具有文化基础，那么后者必将影响经济选择和商业决策、社会选择和政治行为。而“经济上的成功常常更多地产生于这样的文化、这些文化因为注重别的价值强调行为的规范，与个人私利不断极大化的规范十分不同。”⁽³⁵⁾当然，各种文化及其内在要素，有些有助于实现经济目标，有些可能起妨碍作用，而且随时间而变化。

最后，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有无还决定着社会环境，在缺乏行为规范和相互信任的地方，通常是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等不良现象滋生之处。如果人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那么就必须决定和重视何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盛行。

腐败猖獗是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的主要障碍之一。从人们只受私利驱使而不受价值观影响的假定出发，防腐必集中于各种奖惩措施。这不是一点成效没有，可难免有疏忽遗漏之处。相反，如果观察一下那些比较清廉的社会，很可能发现防腐成功的原因在于依靠受人们尊重的价值标准（如为人要诚实，行为要正直），这些构成了阻止腐败的防护墙。所以，森建议，既要通过组织机构改革来防止腐败，也要强化规范和行为模式的氛围，充分利用“模仿”和“相对正义”的意识。

行为准则匮乏还是一些令人憎恶的犯罪组织产生的原因之一。市场体系要求保证契约顺利实施，这可以依靠法律对违约进行恰当惩罚，也能靠包含相互信任和责任感在内的市场伦理。如果这些都没有建立或发育不健全，契约维持的需要会赋予市场之外的组织扮演一种经济功能的角色和为社会提供“强制执行”这种有价值服务的机会，像黑手党就利用此种角色去建立它们的权力基础。也就是说，“当相互信任感——以及相应的市场伦理规范——尚未很好建立之时，一种外在组织就可能以暴力强迫方式来处理违约现象和提供一种社会的有价值服务。”⁽³⁶⁾森的意图当然不是要替黑手党辩护，他想要说明的是：“我们必须通过理解黑手党在某些经济活动中作为经济制度的一个功能性相关部分，来补充对其暴力的认识，进而理解黑手党影响的经济基础。”⁽³⁷⁾要铲除黑手党类型的有组织犯罪现象，必须首先使其发挥的功能性角色成为多余。诚信以及由诚信产生的行为不断增长，行为准则能良好运作，那么非法组织的强制执行功能就会随之减少，其在经济运行中的功能性角色将变得毫无必要。

可是，行为准则经常并不大张旗鼓的存在，这使得人们容易忽略它们的意义，对“好商业行为”视而不见。森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道德和规范有点像氧气，人们只有在缺乏它们时才对它们的存在感兴趣。事实上，商业原则不能免于“好商业行为”观念的影响，可从两种不同角度理解其经济意义：一是直接作用，好商业行为改善了人类生活的社会，这本身就是一种报酬；另一是间接作用，好商业行为促成了商业佳绩的产生。⁽³⁸⁾不管哪一种方式，都表明“大量伦理原则和道德情感在商业和经济行为中发挥着作用。它们存在着，它们是重要的，它们是富有成效的，我们只有通过贫乏的经济分析和贬低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宽广性，才可能对它们视而不见。”⁽³⁹⁾简单地将利润最大化作为覆盖整个经济活动的唯一统治准则，既没有公正对待宽泛得多的商业原则，也没有公正对待影响深远的道德情操。森最终强调，“在分析发展的时候，必须把基本的商业伦理的作用，从隐而不宣的存在中解放出来，给予公开明确的承认。”⁽⁴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