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黄炎培

抗日战争时期的黄炎培

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课题组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过去的90年里，许多党外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并肩战斗，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杰出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者黄炎培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黄炎培先生一生爱国，全身心地致力于实现“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夙愿，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黄炎培在上海的抗日活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毫无思想准备，短短几个月，整个东北三省的1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与300多万中国同胞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就在1931年春，黄炎培在日本各地考察教育时，所到之处亲眼目睹日本政府在大办青年团，日本军界与军人都显得十分的活跃，侵略备战的气氛十分浓厚，并随处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正在大肆鼓吹“东亚共荣”，“吞并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黄炎培无心继续考察，不顾个人安危，收集有关日本企图侵略中国的资料，并购买了流露日本军阀侵华计划的三本书籍，匆匆乘船返回国内。

回到上海后，黄炎培即以《申报》记者的名义在《申报》上连载《黄海环游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中国的阴谋，并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国效命，消除恐慌消极心理，坚决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随后直飞南京，要求面呈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可是由于当时蒋介石忙于策划和指挥围剿红军，起初不愿亲自会见，可在黄炎培的一再坚持下，与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一起会见了黄炎培。黄炎培把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和日本将在本年内对华出兵的计划，以及日本准备封锁中国海岸等情况据实相告，但未见效果。

黄炎培内心深受打击，唯一能做的就是唤起民众，让民众察觉日本侵略中华的企图。于是黄炎培一面游说各方，一面继续在有关报纸刊登文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

黄炎培面呈蒋介石仅4个月，“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黄炎培对国民党政府因不听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忠告，使东北的大好河山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而十分痛心，对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的束手无策与软弱无能十分气愤。他立即在上海有关报纸上刊登文章唤醒民众起来抗日。民族存亡危在旦夕，黄炎培从现实中真正领悟到，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造福人群的理想。于是，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他主持创办了《救国通讯》；同沈钧儒等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国难会”鼓动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同上海具有爱国反帝热忱的朋友及社会各界人士组织了“抗日救国研究会”，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筹措物资支援前线抗战；同江问渔等代表上海抗日救国会，去南京质问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为何不抗击日本侵略者。

黄炎培为唤起中华民族的抗日热情，积极组织抗日爱国活动，他每到一处都要佩戴黑纱，为国服丧，告诫民众不忘国耻。他把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生活》周刊改为日报，全力支持邹韬奋把《生活》周刊办成宣传抗日的刊物。至1933年年底，《生活》周刊的发行量已达到15.5万份，不仅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城市，就连在内地的乡村僻壤，以及远在异域的华侨所在地也随处可见。正如胡愈之先生晚年所说的，《生活》周刊在当时的反蒋抗日宣传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但是由于《生活》周刊积极宣传抗日，反对内战与进行反对蒋介石的宣传，遭到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嫉恨和迫害。他们不断地给黄炎培与邹韬奋施加压力。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压力，黄炎培不仅没有要求邹韬奋停办《生活》周刊，并且给他更大的经济自主权，以促使《生活》周刊更快地发展。

1932年，“一二八”抗日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违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率19路军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对上海的进攻。国民党中央军校校长张治中将军为了援助孤军作战的19路军而组建了第五军开赴淞沪前线作战。黄炎培立即响应，组织上海市民义勇军，开赴前线协同19路军共同对日作战。

为了支援前线抗日，黄炎培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全体同仁等，突击为前线赶制了3万套丝棉背心，并在每件丝棉背心上绣上红色“胜”字，寓抗日必胜之意。黄炎培还让他的妹夫许克诚每晚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汽车冲破日军封锁线，为张治中将军的第五军及前线将士运送军需物品。

黄炎培还与挚友史量才及上海社会各界的上层代表人物一起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发动上海社会各界征募军需品支援抗日前线，并维持上海地方秩序和市面金融与工商各业。黄炎培不仅主张“自救互救，人人发挥其爱国同情心，支援前线”，他还和江问渔等人创办了“一二八”残废院，以收容淞沪抗战之残废将士及无家可归的难民。在黄炎培等上海爱国人士的影响下，上海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就开办了前方和后方抗日伤兵医院72所之多。

“一二八”淞沪抗战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抵抗，在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援下，在上海广大军民共同的英勇抗击下，终于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速战速决的侵华策略，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黄炎培深刻认识到人民团结的力量，他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等人会聚在上海报业巨子史量才的家中，商讨上海军民今后的抗日策略，并撰文告诫上海市民必须作好长期抗日的思想准备，建议开展募集救国捐的运动，全力支援抗日军队。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为了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并从中华民族的大局出发，及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黄炎培对中共提出的政策大为赞同，他利用上海市地方协会联络社会各界，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并没有就此罢休，并妄图在长城以北，以百灵庙为中心，进攻我绥远地区。驻守绥远的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率部于1936年11月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顽强的拼杀，并取得了百灵庙大捷。前线大捷传到上海，上海人民欢欣鼓舞纷纷为前线将士捐款。黄炎培又受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等社会各团体的委托，带着上海人民捐赠的军用物资与款项，于11月25日亲往绥远前线劳军，前线将士受到极大鼓舞。

正在这时，上海国民党市党部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史良与王造时等七位领导人。黄炎培对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痛心疾首，积极为营救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奔走，并立即赶赴苏州监狱探望这七位领袖。黄炎培还和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在监狱前合影留念，以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抗日爱国行动。他还发表文章，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逮捕救国会领袖的罪恶行径。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最终导致了全国抗战局面的实现。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卢沟桥发动进攻，狼烟烽起，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8月13日，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黄炎培被推选为上海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他组织发动上海工商界人士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全体同事，夜以继日组织民众支援前线。他还组织医疗队奔赴抗日前线，组织后方医院抢救护理伤员，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冒着枪林弹雨为军队服务。为了支援前线坚持抗日，他还冒着日本飞机的疯狂扫射和轰炸，九次往返于上海与南京，劝募抗日救国公债。

为了支持上海抗战，黄炎培曾多次在通电上列名诘问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不增援，要求国民党政府誓死不为城下之盟。“如有损害领土主权，及妨碍行政完整之条约，我国民誓不承认。”

可是，1938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竟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协定》。这一纸协定，不仅把抗日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湮没了，而且迫使十九路军撤离上海。黄炎培心愤难平，为了表达他对阵亡将士的无限思念和崇敬之情，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泪控诉，他在一个大炮弹底盘上题写了“铁花何斑斑，中有战士血”的词句。

二、离开上海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1938年5月，国民党政府机关迁往重庆，上海租界也成为孤岛，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也不得不从上海转移到重庆。

1938年5月18日，黄炎培途经汉口时亲自拜会了汪精卫与张治中将军，劝说他们团结抗日。在汉口的邹韬奋特意请黄炎培与周恩来一起为汉口生活书店的职工举行茶话会并作抗日报告。黄炎培以《罗针与天》为题，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

在重庆，黄炎培一面组织抗日爱国活动，一面创办《国讯》杂志进行抗日宣传。黄炎培还以社会知名人士身份出任了国民政府参政员、国防参议员。他不仅同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有联系、同许多社会贤达有往来，更重要的是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他意识到，抗战的胜利有赖于国共团结合作和民主政治的实行，为此，他又与共产党的代表一起提出了要求国民党早日结束党治，实行宽政的提案。

黄炎培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外圆内方”的处世艺术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与中共人士一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战。

在重庆，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正式谈判。黄炎培则以第三方面人士周旋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活动之中，他经常与周恩来等人一起探讨当时中国抗日形势，并就中共政策与对时局的态度直抒己见，相互间建立起日益亲密的关系。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又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国民党亲日派头目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蒋介石国民党又制定了一套“溶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前途。黄炎培为了不使中国人做亡国奴，四处奔波呼吁，号召国人团结抗日，一致对外。

1939年，黄炎培利用《国讯》连载周恩来的《今年抗战新形势与新任务》，还发表了胡绳的《欧洲新局势与中国》、穆欣的《游击政权与新作风》、并连载过陈学昭的《延安通信》和穆欣的《创造中的吕梁山游击根据地剪彩》等文章。《国讯》刊登的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在大后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讯》详细地公开报道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政策、民众运动、人民生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这对中国共产党人与其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十分有力的支持。

1939年6月，国民党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解放区发动进攻，摧残抗日民主政权，疯狂屠杀大批的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的进步人士。中国共产党在黄炎培等爱国民主人士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支持下，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了坚决地反击。1940年3月，终于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了中国人民抗日民主政权。

1939年6月至1940年3月，黄炎培与周恩来进行过多次“长谈”、“深谈”，相互间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周恩来帮助黄炎培正确地把握形势，支持黄炎培、张澜等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一个“统一建国同志会”，这在大后方的中枢重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爱国队伍的革命力量。但是，国民党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重庆笼罩着浓密肃杀之气。黄炎培毫不避讳地邀请周恩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青年星期讲座”上作公开的演讲。周恩来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讲演海报贴出后轰动了整个山城。在演讲时，他为了周恩来的安全而寸步不离，并带头为周恩来的精彩演讲鼓掌。周恩来的演讲，指明了坚持抗日的前进方向，大大增强了社会各界人士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群众抗战到底的信心。

1940年皖南事变前夕，中共中央敏锐洞察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周恩来为此约见了黄炎培、张澜等第三方面的代表，通报了中共对当前局势的看法。黄炎培以第三方面代表的身份多次向蒋介石力陈己见，希望加强团结，一致抗日，并提出了充实力量、争取民意、避免冲突的三条意见。但是，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爆发。黄炎培亲自到中共中央办事处的曾家岩50号，向周恩来和中共朋友致以深切的慰问。在这个时期，黄炎培与周恩来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听取中共中央的对策，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在黄炎培、张澜、沈钧儒、邹韬奋等进步力量和中间人士及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向国民参政会保证“以后绝无剿共之军事”。

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和国民党统治开展党的工作，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进行缩减，工作人员有的调回延安，有的转入地下，周恩来的副官、老红军战士钟韵被安排到桂林建立地下电台的艰巨任务。为了解决钟韵夫妇的职业掩护问题，周恩来想到了黄炎培、想到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于是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安排，钟韵化名沈志诚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桂林职业指导所总干事，并在中华教育社的驻云南办事处里架起了秘密电台。

黄炎培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并为争取民主斗争进行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活动，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民主斗争运动和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与壮大。

三、组织民主政团同盟，追求和平与民主

1941年3月19日，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积极支持下，黄炎培、张澜、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罗隆基等人组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使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离皖南事变只有两个多月，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只有9天，在当时政治气候低沉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件大事。黄炎培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首任主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包括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抗日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青年党、国社党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之前，周恩来曾亲自到黄炎培的家中与黄炎培进行长谈，帮助黄炎培进一步提高对时局的认识与提高他的斗争勇气。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开宣布成立，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称之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这样的重大突破对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都产生着十分深远的影响。蒋介石原先认为发动皖南事变打击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其他党派必然会向他低下头来，跟随他走。可是黄炎培等民主党派人士已从事实中看到，蒋介石对有着强大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尚且采取这等蛮横的手段，自己要是再不团结起来，就只会被吞没而无法生存，所以毅然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45年春夏之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抗日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此时，黄炎培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已成定局而感到无比喜悦。另外他对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并为维护其统治加紧内战准备而忧心忡忡。

黄炎培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一名国民参政员决不能袖手旁观，必须行动起来制止国民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他与诸辅成等爱国民主人士商量，建议尽快恢复国共谈判，反对内战，保卫和平，保卫中国人民为之浴血奋斗而取得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成果。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为了能把国民党军队从后方抢运到东北、华北地区，便假惺惺地邀请黄炎培等人商谈，妄图为他的假和平、真内战争取时间。此时，黄炎培已对国民党政府大失所望，并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萌发了访问延安、了解延安的强烈愿望。

7月1日，黄炎培、诸辅成、洽御秋、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热心于国事的参政员飞赴延安，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等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黄炎培等人在延安共3天半时间，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紧张的会晤，并充分开展社交活动，使黄炎培的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特别是黄炎培在延安时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在窑洞的一段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以及他在延安时没有看到一个游民和一寸荒土，等等，都对黄炎培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此，黄炎培已完全转向中国共产党方面，把中华民族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中国共产党。

黄炎培一回到重庆，就立即写下了《延安归来记》一书。用日记的方式，秉笔直书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与中共施政的伟大成就，也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制造的各种诽谤中共的谣言。这本70多页的《延安归来记》小册子，在国民党统治区与敌占区的上海等地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黄炎培还为《国讯》及联刊撰文《老百姓再不能流血了》、《为什么不走一条康庄大道》，并写诗《一线希望在哪里？》。

黄炎培延安归来的一系列活动，触怒了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国民党宪兵竟然派特务搜查了黄炎培重庆的住宅菁园。菁园事件的发生，使黄炎培更加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的真正面目，为了揭穿国民党的阴谋，他致书蒋介石，要求予以追查，令蒋介石狼狈不堪，蒋也只得假惺惺地公开表示歉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八年浴血奋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取得了的胜利。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对和平的强烈要求，阴谋借助美国的支持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内战阴云笼罩着中国大地。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激烈搏斗，黄炎培也开始从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急切地投入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