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爱德华·米德（James Edward Meade，1907年6月23日—1995年12月22日），生于英格兰，在英国的巴士市长大，1926年考入牛津大学的莫尔文和奥尔里学院，攻读古典文学。毕业后于1930年到剑桥大学攻读哲学和经济学，获得硕士学位。此后又取得巴塞尔和哈尔荣誉博士学位。1931—1937年在牛津大学的哈特福德郡学院任教。20世纪40年代初离开学校走向实际的经济部门，曾担任英国内阁经济小组委员会主任。1947年回到学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47—1957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授，1957—1969年任教于剑桥大学，1970年退休，任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由于与戈特哈德·贝蒂·俄林共同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做出了开创性研究，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学术创新及主要贡献
1.国际贸易理论
1947年，米德来到伦敦经济学院商学系任教授，任职10年。许多人认为，这一时期他对经济理论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因此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国际贸易领域，包括两本重要著作和一系列相关的补充文献。两部主要著作是：两卷本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1951）和《贸易与福利》（1955）。重要的补充文献是《国际贸易几何学》（1952）和《关税同盟理论》（1955）等。
1951年以前，经济学家总是将收入和价格活动分别对待，而且运用自动机制调节支付中的盈余或赤字的平衡。米德《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一书的贡献，是把它们置于一般均衡的框架内加以研究，并且综合了凯恩斯的分析和古典学派对相对价格的考虑。在这一点上，这本书与芝加哥大学的阿诺德·哈伯格、斯·劳尔木和劳埃德·梅茨勒的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时丁伯根也发展了目标和手段的理论。在米德的分析中，政策目标是使内部和外部达到平衡。这里的内部平衡是指充分就业，外部平衡是指支付均衡。这个机制通过收入和价格调整达到目标。收入调整是当财政或货币政策被用于经济中的支出平衡变化时对利率进行调整。价格调整涉及汇率或相对工资率的变化。米德认为，要同时达到这两种政策目标，需要应用两种政策手段。假如只运用一种手段，在目标之间就会产生冲突，从而导致两难的境地。在米德的书出版之前，经济学家忽略了资本流通的影响，而米德则把这种影响结合到模型中。
在《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第2卷）》中，米德考察了贸易和要素控制的论点。在一个单一的分析中包含了贸易和要素控制这个概念，也是一个重大的创新。特别是对后者的分析是富有刺激性的，而且包括贸易术语中的边际效用的一个模型和最优人口理论的成果。这本书也介绍了“次优理论”，后来被理查德·利普西和凯尔文·兰开斯特加以发展。这个基本理论是容易解释的，帕累托最优的边际条件，如雇用劳动力直到其边际产出等于工资，除非所有因素同时满足，否则，对福利增加不会是一个有效标准。那种相信我们不能满足所有条件而至多只是尽可能满足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减少福利而不能增加福利。米德最初提出的对外贸易和要素的控制必定受到各种限制，如果人们面对这些限制寻求最佳贸易政策，那么结果将违背初衷。利普西和兰开斯特认为，由于不可避免的干扰的存在，最优政策的本质是毫无意义的。米德至少在理论上是更积极的，他设计了一种方法，不管将来能否增加福利，但是形成次优的态势是可能的。米德论证了最佳次优税或关税将部分地抵制一些别的干扰，虽然在这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干扰。但是必须承认，在实践中我们很难达到次优政策的福利效应。
在分析次优状况时，米德也不得不重构了福利理论。在经济方面，他提供了限定各种政策变化的影响的一种方法，虽然这被认为是倒退，却是从米德早期贡献中独立发展出来的。本书的初稿是以希克斯、尼尔多等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些著作为基础，从补充规则观点的角度考察了福利经济学。但是，这很快使米德陷入困境，因为这种方法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面对其最有影响的政策的变化，经济学家可以说是无所作为。于是，米德转向以前的传统，即允许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这一思想体现在弗莱明的一篇论文《论进口中支付最佳平衡限额》（发表于1951年《经济杂志》）中。哈利·约翰逊称其为“伟大的、理性的、诚实的和勇敢的行为”。米德利用这个早期方法重新修改了初稿。他把福利作为个人福利的总和进行计算，并通过考察这一个变化是否产生一个净利润或导致损失来评估政策变化的效果。
米德对要素的强调产生了另一个重要贡献，即对控制国际生产要素的福利经济学进行分析。《贸易与福利》一书的主要贡献是，扩大了从两个国家结构到多个国家结构的关税联合的分析范围，从而允许对国家商品来源和政策差别进行分析。这个分析的含义之一是部分地减少了有关非差别基础上的关税，这个减少可能对福利具有负效应。这种分析包含了有效保护的分析思想，它主要对贸易效应和保护主义政策的福利的分析产生影响，后由米德的学生科登和约翰逊发展了这个思想。
有关关税联合的观点在《关税联合理论》一书中得到了扩展，这个领域的早期工作是由雅各布·瓦伊纳完成的。瓦伊纳注重的是关税联合的生产效应。米德改变了侧重点，包括对消费影响的强调。他的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构成包括了替代和补充关系，指出通过改变一个关税联盟的相对价格可以改变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需求。贸易创新体现在以低成本的外国供给品替代国内产品以及实际收入的增加，从而导致出口价格的下降。米德应用一般均衡框架分析关税联合的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福利含义，也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这是对上面所说的研究的一个重大改进，虽然在经验方面还不能证明，但计算作为整个关税联合整体的福利应比较容易。
《国际贸易几何学》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工具书，也可以被看作是有关国际贸易的教科书的附录。它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初由里昂惕夫和勒纳完成的研究成果，他们两人为从社会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可能性边界中获得一个国家的供给曲线提供了一个几何方法。分析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供给状况的供给曲线表明，一个国家根据贸易方面的选择价值而愿意出口或进口商品组合。米德利用“贸易无差异曲线”的概念，在一个单独的图解中阐述包含两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均衡，而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消费无差异曲线。
2.国内经济政策理论
1957年，米德回到剑桥当了一名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把注意力转向国内政策制定问题，他的愿望是为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提供一种国内经济政策理论分析。米德坚信，如果能准确地把握宏观经济，大量的微观事务就可以留给单个经济组织。这一被保罗·萨缪尔森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的信条，是一条贯穿米德的生活和他的几乎全部工作的主线。他是在凯恩斯和庇古的感召下到剑桥的。实际上，他的大量研究都可被看作是把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学与庇古学派微观经济学相结合的尝试。
在宏观范围内，政府的主要作用是营造分散单位能做出最优的而且相互协调的决定的气氛，包括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信息，尤其是政府的政策意图。例如，政府预先将税收水平、利率等方面的设想告诉他们。微观单位虽然不为这些计划所束缚，但它们有修正计划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的自由。这种与货币学派想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思想，至少对英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英国，政府为将来制定政策目标，这主要与货币供应和公共部门的借贷需求有关，而与税收的水平和结构无关。
早在1948年米德写《计划与价格机制机制》时就有了这些想法（包括收入分配），但在《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1964）一书中，他联系到收入分配模型的发展，做出了在那个时代的最重大贡献。实际上，米德把《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看作是他最好看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考察了获得与失去收入之间的关系及资本积累的力量，这项工作再度激发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在政策方面，他反对再分配政策，这些政策倾向于减少社会干预的幅度，如高的直接税率，或者排除了对最低限度的产业工人的雇用，如最低工资法。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论述价格的愿望。米德还探讨了死亡税和捐献税的再分配的用处。在接下来年的10年中，米德又回到了这一课题，并发表了《不平等的继承》和《公平经济学》等文章。
这项研究的目标更多的是把深奥的经济理论转化为政策制定者易于接受的形式。但是，可能是因为脱离了收入分配，它没有达到像米德早期的著作那样的成功。可能是对此的反应，或者是对现实世界状况的反应，他开始更多地从事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宏观问题研究。就失业而言，米德沿袭了凯恩斯主义，相信膨胀性财政政策能够用来扩张货币需求，但这些方法只有与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共同使用才是有效的。
重要论著
《国民收入支出》（与斯东合著，1944）；
《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1951）；
《国际贸易几何学》（1952）；
《贸易与福利》（第二卷）（1955）；
《关税同盟理论》（1955）；
《通货膨胀的控制》（1958）；
《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理论》（1965）；
《静止经济》（1965）；
《增长经济》（1968）；
《管制经济》（1971）；
《混合经济》（1975）；
《政治经济学原理》（4卷，1965—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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