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离不开出口

瑞典骚乱因失业

北欧各国是世界上最让人向往的地区，作为北欧中心的瑞典更是以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闻名世界。环境优美、科技发达、福利优越、社会和谐是世人对瑞典的第一印象，就连美国人也羡慕地说“出生在瑞典就如同中了头彩”。然而，2013年6月份，就是在这么一个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却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活动。暴乱发生之后的短短几天，斯德哥尔摩当地消防总署至少接受120件骚乱案件，一个晚上最多30辆汽车被焚烧，多人被捕。瑞典发生的骚乱震惊了整个西方社会，因为在平常人的心目中，已经远离战争多年的北欧国家发生骚乱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骚乱还是发生了，而且持续了一周多。

骚乱的导火索在于瑞典警方当月在斯德哥尔摩市赫比斯区射杀一名挥舞弯刀的69岁男子，但是骚乱的大背景还是在于瑞典伊斯兰移民与瑞典主流社会的隔阂，根源就在于:瑞典的10.3万移民，由于缺乏完善的收容安置政策，面临着失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言:“在我们的社会中，剥夺一个人的工作，在心理上等同于谋杀，因为你实质上是在说那个人无权生存。”长期的失业群体久而久之必然积累严重的社会不满和情绪，最终通过骚乱表现出来。

失去工作不仅直接造成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下降，更伤害其自尊，引发社会不稳定。“害莫大于乱，利莫大于治”，而保持充分就业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在这方面，古今中西，概莫能外，瑞典如此，我国更是如此。宏观经济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充分就业，只有保证充分就业，才能保证宏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业机会往往相对充裕，但是经济下行时，就业问题往往首先会暴露出来。在面临经济波动时，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就业率下降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连世界上最发达、居民素质最高的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春运看就业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类大迁徙”，听起来很玄乎，实际是指中国春运。在四十多天左右的时间里，有30多亿次的人口流动。中国春运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上最大的周期性运输高峰，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

春运背后，就是我国巨大的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力流动。随着农业生产力的释放，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每年开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春节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回到家乡团聚过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镇化率为17.9%，200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上升到36%，2012年进一步提高到51.3%，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2亿增加到2012年的6.93亿，居世界第一。

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创造足够的非农就业岗位吸纳农民就业。据统计，我国农民工总规模接近2.4亿人，远大于美国的就业人口总数。我国城镇每年大致要安排的城镇劳动力达2400万左右，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每年需转移1000万农村人口，超过前面提到的瑞典的人口总数;其中各类学校毕业生大约有1400万人，包括新毕业大学生700万人。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联合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提到，根据对中国未来新增劳动力人口的预算，未来10年内中国青年新增劳动人口每年将保持1500万～2000万之间的高位。

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转移，这么多寻找工作的劳动力，给我国造成了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就业难题，成为我国历任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不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次贷”危机，我国政府均提出“保八”，为什么要保增长?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达不到8%，2000多万农民工很可能失去工作，就得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其结果，除了直接导致这些农民工收入下降，还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安定隐患，毕竟2000万农民工的影响比瑞典10万外来移民的影响要大得多。另外，我们说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从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创造更多、更体面的工作岗位。

出口“安好”，就业便是“晴天”

我国经济政策一直保持两个最基本的政策目标:一是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尽快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另一个就是保持就业格局的基本稳定。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加快转型往往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需要安排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压力就会特别大，就业不足造成的社会潜在风险也就越大。

为解决就业问题，创造充分的就业岗位，扩大出口成为重要的出路。在国内有效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瞄准海外市场的出口部门成为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主力部队”。虽然当前我国仍然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中低端，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出口中的主要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存在附加值低、不掌握核心技术等劣势，但是出口部门却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出口的稳定增长直接关系着国内的就业状况。据统计，2007—2011年我国出口与就业的相关系数为0.88，呈现高度相关性。

关于我国出口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可能略有不同。一是学术界的数据，在李善同等人的《外贸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定量分析》一文中提到，1987—2007年间，外贸所带动的就业人数每年平均为8376万人。在2005年外贸所带动的就业规模首次突破1亿人，达到12299万人，其中出口贡献8025万个工作岗位。二是商务部的数据，2008年时任商务部副部长的易小准在第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透漏，2007年外贸进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0%，与进出口相关的就业人数超过1亿人，外资企业直接就业人员达到4000万人，缴纳的税收占全国税收的20%。三年之后，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在2011年第110届广交会上表示，外贸直接带动就业人数超过8000万人，其中60%来自农村转移劳动力。学术界与政府部门数据可能略有不同，但是都反映了出口部门对我国就业的重要作用。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加工贸易。一提到加工贸易，很多人首先想到附加值偏低、不具备核心技术，研发设计以及售后服务环节掌握在外商手中等缺点，并且它给地方带来的税收收入很有限，但加工贸易的的确确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就业机会。据不完全统计，加工贸易直接带动的就业就超过4000万人。仅富士康一家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招工人数就高达150万人。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继续发展加工贸易，才能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当然，随着劳动力等成本上升，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也是大势所趋。

出口部门尤其是加工贸易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因此外贸进出口的波动尤其是出口的波动直接影响着国内就业。据商务部统计，我国出口每波动1个百分点，将影响18万～20万人的就业。以2009年为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进出口总额为22072.7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13.9%，其中进口10056亿美元，同比下降11.2%，出口12017.7亿美元，同比下降16%。尽管当年我国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以扩大内需，但是出口低迷对就业市场造成的负面作用还是难以通过国内市场抵消。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2008—2009年后出现了罕见的下降，年均负增长约1%。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因为出口增长受挫导致影响的潜在就业岗位损失达350万。以东莞为例，2009年东莞出口额从2008年的1133亿美元下降到935亿美元，下降17.4%。因出口表现不佳导致东莞2009年上半年就有342家企业倒闭，东莞登记就业人数从2008年的633万人下降到2009年的570万，减少了63万人，降幅高达10%。

随着我国面临的贸易争端、贸易壁垒逐步增多，任何一次反倾销调查都会直接影响到国内就业。以光伏产业为例，中国光伏产业2004年还默默无闻，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面板生产国，占据欧盟市场的70%～80%。2013年欧盟对中国光伏产业实施“双反”调查，这直接涉及中国1000多家企业以及40万人的就业，出口对就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仍要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那么外贸尤其是出口对我国促进就业、保障社会稳定的意义依然重要，出口的基本格局短期内很难出现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