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贿赂什么情况算情节严重

在以上讨论中，考虑到逻辑结构的清晰，我们抽象掉了一个问题：贿赂行为对承包制分配关系的影响。在更接近现实的分析中，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我们来考察一个双边交易中一方为代理者的贿赂模型。

假设S、D两方从事某项交易活动。SA为代理者，他代表所有者SP与D方进行交易。D方向SA行贿DB，作为回报，SA向D方提供属于SP的某种物品或服务SPB，从而损害了SP的利益，SP能够察觉SA的损害行为，并采取惩罚措施，而对SA造成的损失为SAL。

维持此项贿赂活动的必要条件是：

式（9.2）的含义是：（1）只有当SPB＞DB时，D方才有利可图，才会产生行贿动机。SPB＞DB在形式上对SA是不等价交换，实际上由于SPB归SP所有，在S方SPB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属于SA。只有当SA把SPB提供给D方，才能得到报酬DB。在这个意义上，DB可以被看成SPB的一部分。实际生活中DB正是以“回扣”的形式出现的。（2）对SA来说，DB＞SAL是他参与贿赂活动的前提。SAL是SP对SA进行监督的动机、范围和费用的函数。监督动机与范围与SAL正相关，监督费用与SAL负相关。（3）因此具有实质意义的收益，对D方是SPB－DB，对SA是DB－SAL。

被SP视为非法并加以监督的SA的活动可分为三种状态：

a.接受DB和提供SPB都属非法；

b.接受DB为非法。虽然SPB提供给D方后，后者可以受益，但是SPB仍被视为合法。如SA向D方供应平价紧俏物资，减免税收等。

c.提供SPB为非法，但接受DB却被事实上认可。如有些企业虽明确禁止个人私自以优惠条件对外提供产品，但认可某些具有贿赂性质的“回扣”。

在a状态下，SPB增加，被察觉的概率加大，于是SAL也随之增加。这时按理应增加DB，给SA以补偿（因SA实际收益为DB－SAL）；但DB增加，SAL也随之增加。因此，DB要在权衡SPB和DB分别引起的SAL才能决定。

在b状态下，SPB增加不会引起SAL上升，因而无须提高DB以补偿SA的损失。SAL上升主要由DB增加引起。SPB－DB明显大于DB－SAL。

在c状态下，SAB与SAL呈正相关变动。可通过DB的增加给SA以补偿，所以DB－SAL接近以至超过SPB－DB。

我们把这个模型应用于承包制条件下政企收入分配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贿赂问题的分析。

设D为实行承包制的企业；SA为政府发包方代表；SP为各级政府领导者，各级立法机构，或上一级政府。在关于承包指标的双边谈判中，D向SA行贿DB。DB的具体形式可以是从现金、实物、安排子女就业到请客吃饭等一个长的序列。作为回报，SA有意压低承包指标，应达到的指标与有意压低的指标之差即为SPB。由于“一对一”地决定承包指标，缺少规范尺度判定，指标浮动区间大，较低的指标一般不会被认为不正常，即使知道有意压低指标，也不必然视其为非法而加以追究。

SA原则上被禁止接受DB。部分形式的DB，如低价紧俏商品、请客送礼，事实上得到容许以至怂恿，某些DB以政府有关部门“集体消费”的方式被接受，容易被人们所“理解”。真正被当作非法的，只是以现金、大件实物等形式出现的DB。当然，这些DB被察觉后，受贿者可能受到经济、行政等方面的惩罚。考虑到监督者也接受贿赂的可能性（可以设想一个发生在监督者与SA之间的贿赂模型）^[5]，多数情况下由DB引起的SAL相当小。

由于承包制的分配关系中：（1）提供SPB是合法或“准合法”的；（2）与DB相关的SAL较小；（3）作为发包方的SA经常面对许多企业，处在垄断性位置，SA得到的净收益DB－SAL可能较多。

以上描述和判断并不意味着在承包指标的谈判中普遍存在贿赂行为。但实际经验表明，这样的贿赂行为确实存在。它在政企收入分配谈判中显然起了使分配重心向企业倾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