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的主要特点

一、抱团闯市场、组织化程度高

宁波商帮的组织化程度较高。作为地域性的商业集团,宁波商帮原本就存在着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来自同一地区的商人抱团闯市场,无疑增强了商帮的凝聚力与竞争力。他们在经商中特别注重同乡的友谊,经常结伴经商,互济互助,宁波商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有组织的商帮。宁波商帮注重乡谊体现在他们经商的全过程,他们在经商伊始,习惯于投靠亲朋好友,经营中,店主、厂主多倾向于雇用同乡人;在商业交往中上更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于是,他们在血缘与地缘纽带的连接下,亲帮亲、邻帮邻,结伴来到上海经商,一跃成为在上海的最大的商帮。

(一)组建会馆、会所与同乡会

会馆在我国的出现始于明代前期,是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团体。早期的会馆有试馆之称,主要是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的处所。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同乡会组织是血缘关系、家族关系的延伸,但却具有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因为它是以地缘关系为纽带,以现代团体组织规范为准则,将各色各样的同籍人士聚合起来,突破了以单一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观念,由自我封闭向相对开放状态过渡^[4]。

早期宁波的会馆主要是同乡在公益事业上的共同互助的沟通平台,直到崇祯年间在北京的宁波药材商组建了鄞县会馆,会馆是为同乡在药材采购上进行互助,从此,宁波商帮组建的会馆才逐步导向经济功能。后来,宁波慈溪成衣商在北京组建了慈溪成衣商会馆,明确提出方便宁波同乡来京贸易的活动宗旨。此外,他们在上海建立了各种行帮协会,如渔业的同善会、海味业的崇德会、酒业的济安会、南货业的永兴堂、猪业的敦仁堂、药业的喻业堂、肉业的诚仁堂、洋货业的永济堂、石作业的长寿会、木业的年庆会、银匠的同义会、劳工团体四明长石会、水手均安会等。上海开埠以后,精明的宁波商人很快发现了这是一块充满无限商机的市场,他们分别创建了镇海、宝海、奉化、象山等地的旅沪同乡会等。

随着宁波商帮的逐步发展,他们不仅在上海建立会馆,还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会馆,如在常熟建立宁绍会馆(1774)、在上海建立了四明公所(1797)和浙宁会馆(1819)、在宁波建立了庆安会馆(1853);1910年,他们还仿效西方的公社组织结构在上海建立了“宁波旅沪同乡会”,并设事务所、制定“议事规则”和“会章”等。这些会馆、会所与同乡会的建立,有效地提高了宁波商帮的组织化程度,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业务联系,实现了在商业上的互帮互助,增强了商帮的凝聚力与竞争力。

(二)红帮裁缝

红衣裁缝是一个具有特色的同乡行业的组织。这个称谓的由来是因为宁波裁缝专门给当时被称作红毛人的外国人做西装。据说他们的祖师爷宁波人张尚义,是杭州湾翻船事故的幸存者,而且更为传奇的是,他居然能够抱住一块破船板,在大海上漂泊了数天安全到达日本的横滨,并凭裁缝的手艺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后来成了西装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红帮裁缝”最早是对在上海滩的宁波裁缝的统称,后来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大江南北,而且成了中国近代服装改革的先驱。1911年,红帮裁缝张方诚为孙中山先生创制了第一件“中山装”。我国的第一套中山装、第一件西服,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都是出自宁波商人之手。宁波裁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垄断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之后上海南京路上涌现的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所开。甚至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身上的服装,几乎都是由“红帮裁缝”的传人巧手制作。

二、商文合一

从古至今,走出宁波的基本上都是商人和学人。宁波素有王安石笔下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长期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宁波人,成为他们实现人生理想的巨大精神力量。

在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史料中,发现了五百多种宁波人的家谱,这些家谱中所记载的人物传记,体现了宁波人商文合一的特征,里面记载了大量的宁波人,小时候酷爱读书,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等外部原因,无法读书了,只能去经商;经商赚钱以后,利用自己在商业经营中积累的雄厚资本,兴办学校,做慈善事业,并鼓励自己的后代继续从事科举、读书。近代社会较为出名的买办资本家杨坊的家谱中就记载了这样的过程,家谱中说杨家以前也是书香门第,后来家道中落,读不起书了,就只有去经商;还有宁波的名门望族李氏,家族里面有很多学者,可是到了近代,家道中落以后就出去做生意了,所以“文商合一”是宁波商人的一大特点,宁波商人小时候读书,或者说经商以后,成功以后又继续从事教育的,募捐,或者让他的后代继续念书。

宁波人还把“读书”与“从商”两条出路巧妙地结合起来。宁波人从小就有“读不了书就从商”的思想准备。在重商的社会氛围中,精明的宁波人早就认识到为官宦仕途风险环生,而且通过读书为官,无论在时间和精力上,需要更多的投入,而成功率极低。宁波家长们对孩子的教育首先不是八股策论,以考取功名,而是教他们的孩子书法、尺牍和珠算。在许多宁波家长眼中,这些都是从商的基本条件,读书即便不能做官,有了这三项基本技能,长大后也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

三、爱国爱乡,回报社会

纵观宁波商帮的百年发展史,充满了爱国爱乡,回报社会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辛亥革命革命时期,宁波商人捐资以支持反清反帝运动,为推翻清王朝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宁波商人不仅为我国的抗战事业捐出了毕生的积蓄,还有些商人弃商参军,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牺牲;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商人秉承了老一辈宁波商人爱国爱乡的情怀,为推动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带领我国民族产业走向世界,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这种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在宁波商帮中薪火相传,经久不息。宁波商人致富以后,并没有忘记社会和家乡,经常热衷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这为他们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正面形象,有助于他们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宁波商人是热忱的爱国者。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有数不清的宁波商人爱国事迹。有同情和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有放弃殷实的生活,在民族危难中舍生取义的;至于热心慷慨解囊相助公益事业的更是数不胜数。宁波商帮热心公益,回报社会,如邵逸夫、包玉刚等人。包玉刚享有“世界船王”的盛誉,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后,还热情地支持祖国建设,除捐献巨资为家乡兴建兆龙学校、中兴中学、宁波大学外,还建造北京兆龙饭店、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设立包兆龙、包玉刚留学生奖学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