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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主弗兰克·莫迪利阿尼

时间:2022-06-2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弗兰克·莫迪利阿尼 美国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今年的桂冠用以表彰莫迪利阿尼在家庭储蓄和公司资金筹集活动方面的创造性研究。莫迪利阿尼17岁时进入罗马大学。这项工作使莫迪利阿尼拥有了集中精力于他的研究所需要的经济保障。1946年,莫迪利阿尼申请美国国籍得到批准,成为美国公民。莫迪利阿尼培养了众多知名人物,其中包括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

弗兰克·莫迪利阿尼 (Franco Modigliani)

(1918~ 2003年)美国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麻省理工学院

今年的桂冠用以表彰莫迪利阿尼在家庭储蓄和公司资金筹集活动方面的创造性研究。

——瑞典皇家科学院

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曾用一句名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来总结他对经济学的体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莫迪利阿尼也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心得——“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提篮里”。莫迪利阿尼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家庭储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他的研究成果涉及家庭储蓄生命周期假设的建立与发展和用于企业和资本成本计价的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的系统阐述。这两方面紧密相关的成就都涉及家庭财产的管理:一方面涉及总价值,另一方面涉及总价值的构成。

一、生平简介[1]

弗兰克·莫迪利阿尼1918年6月18日出生在意大利罗马的一个犹太家庭里。莫迪利阿尼17岁时进入罗马大学。1939年获得罗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不久,因为意识到欧洲即将陷入一场浴血战争,莫迪利阿尼与妻子便向美国申请移民签证,并于1938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天抵达美国纽约。

战争使他们感到在美国的居留将是长久的。于是,他立即开始考虑如何最好地谋求在经济学方面的事业。他的运气不错,得到了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的奖学金。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雅各布·马尔沙克是莫迪利阿尼的良师,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发现了我对经济学的热爱,这还要感谢那些卓越的老师,其中包括阿道夫·娄韦,尤其是雅各布·马尔沙克,我对他的感激非言语可以形容。他帮助我打下扎实的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基础和一些数学基础,把我引向当时的争论,并以他那种令人难忘的仁慈给我以经常的鼓励,特别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理论和经验分析的融合、理论值可以检验,和经济工作之由理论来指导,所有这些都刻画了我日后的许多工作。”马尔沙克还曾要求莫迪利阿尼参加1940年末1941年初在纽约举办的一个非正式讨论班,参加的成员有A.瓦尔德、T.库普斯曼和O.兰格等,这个经历为他日后的发展提供了经验。

1941年,马尔沙克离开了新社会研究学院前往芝加哥大学,1942年,在莫迪利阿尼还是个研究生时,马尔沙克帮助他在新泽西妇女学院谋得第一个教学职位。这项工作使莫迪利阿尼拥有了集中精力于他的研究所需要的经济保障。

1944年,新社会研究学院授予莫迪利阿尼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同一年,莫迪利阿尼的第一篇论文流动性偏好及利息和货币的理论》在有影响的《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该文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论文的精髓,这篇文章在把当时被认为同过去完全决裂的凯恩斯的“革命”和古典经济学的主流统一起来。1944年,这篇论文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很快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经典文献。

1946年,莫迪利阿尼申请美国国籍得到批准,成为美国公民。1948年秋,莫迪利阿尼荣获声誉很高的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学金,并受聘为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研究顾问,离开纽约,到芝加哥不久,他又接受了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个令人向往的职位——“期望与商业波动”研究计划主任。不过,在1949 ~ 1950年的整个学年里,他一直留在芝加哥,参加考列斯委员会的工作并获益匪浅。一年以后,他被提升为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1952年调到卡内基技术学院为止。但是莫迪利阿尼继续与考列斯委员会联系直至1954年。到那时,他通过几篇开拓性的论文和一本名为《国民收入和国际贸易》(1953)的书,确立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这本书试图描述一个开放经济实体中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计量理论,并且回答了60个行为问题。作者也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艰难地计算了这个模型的参数,这是早期的计量经济学著作之一。

由于内部问题,莫迪利阿尼1952年离开了伊利诺伊大学。1955年开始,莫迪利阿尼成为卡内基技术学院经济学和工业管理系的一员,他像该学院的许多同事一样,越来越多地把兴趣集中到研究有关企业经济学这个领域。他在卡内基学院任职直到1960年为止。1957~ 1958年期间,莫迪利阿尼还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客座教授,这个时期,他撰写了有关企业金融理论的杰作。同时,他还与默顿·米勒合作发表了《资本成本、企业金融和投资理论》,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58)。文中提出的理论是如此新颖和独特,以致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在学者和实业者中引起极大的争论,直到30年后,这场争论尚未平息,这就是“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虽然这个定理是在严格的形式中阐述的,但它很简明:在没有税收和完全财政市场的世界中,企业的平均资本值依赖于其资本结构。他还和E.格伦伯格共同发表了一篇当经济人对预期做出反应时社会实践的可预测性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为“合理预期理论”的支柱之一。

1960年,莫迪利阿尼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访问教授。在学院及其同僚的支持下,莫迪利阿尼继续发展他早先对宏观经济学的兴趣,包括对货币主义立场的批评,金融机制的归纳以及生命周期假说的经验检验。他还把他的兴趣引向新的园地,如国际财政和国际支付系统、通货膨胀的后果和治理、有广泛指标的开放经济的稳定政策,以及引向财政的各个领域,诸如信贷配给、利息率的期限结构和投机性资产的评估。

20世纪60年代末,莫迪利阿尼主持设计一个大型的美国经济模型,即由联邦储备银行资助的并且至今仍由它来使用的MPS模式(M指麻省理工学院,P指宾夕法尼亚大学,S指社会科学研究会)。

莫迪利阿尼于1949年当选为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1960年被选为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62年担任计量经济学会会长;1973年被选为全国(美国)科学院院士;1976年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1976~ 1981年担任国际经济协会副会长; 1981年担任美国金融协会会长;于1985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颁发的詹姆斯·R.基里安教员成就奖,同年获得诺贝尔奖;2000年被选为美国金融协会特别会员。

莫迪利阿尼培养了众多知名人物,其中包括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

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后,一般而言,获奖者总要出席一个记者招待会。莫迪利阿尼在参加完为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以后,与他的同事和好友、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萨缪尔森一起打了一场网球来庆贺这一获奖的好消息。莫迪利阿尼是如此兴奋与投入,他在场上不停地奔跑着,以至于在救一个球的时候撞到了一堵墙上。莫迪利阿尼与萨缪尔森之间的合作也正是起始于他们在一起打网球时的闲聊。

除了网球外,莫迪利阿尼还喜欢其他运动,例如滑雪、水上航行等。他所获得的诺贝尔奖金的一部分就用在了他的帆船的升级改造上。

莫迪利阿尼于2003年9月24日在睡眠中去世。在得知莫迪利阿尼去世的消息后,萨缪尔森对莫迪利阿尼评价道:莫迪利阿尼是麻省理工学院这顶王冠上的一颗宝石。他是最伟大的宏观经济学家,他有资格多次获得诺贝尔奖。

二、学术贡献

莫迪利阿尼“因为在家庭储蓄和公司资金筹集活动方面的创造性研究”,获得198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莫迪利阿尼对经济学理论做出了两个重要贡献:一个是家庭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二是决定公司及资本成本的市场价值的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这两方面的贡献是密切地相互联系的。两者都说明家庭财富管理的必要性,且都可以看成莫迪利阿尼对金融市场作用的广泛研究的不同部分。

1.生命周期假说[2]

莫迪利阿尼在经济学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在20世纪50年代与美国经济学家R.布伦伯格(R.Brumberg)和A.安东(A.Ando)共同提出了消费函数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这一假说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基础,提出人的消费是为了一生的效用最大化。这也就是说,人是具有理性的,为了在一生中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水平,并使一生的总效用达到最大,就不能根据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来决定自己的消费支出,而是要根据一生所能得到的收入与财产来决定各个时期的消费。因此,人们会把他们当前和未来预期所能得到的全部收入和财产按一定比例分配到一生的各个时期。在每个人生命的不同时期,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有不同的关系。在工作时期,收入大于消费;在退休之后,收入小于消费。从整个社会来看,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是稳定的。这一假说是对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重要发展,它已被统计资料所证明,并被广泛接受。

莫迪利阿尼认为,效用最大化假设(和完善市场)本身就有一种威力巨大的含义——一个有代表性的消费者,在任何年龄上分配用于消费的资源,仅仅基于他的毕生资源(劳动收入加继承资产的现值),而与当前得到的收入完全无关。联系到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即这个有代表性的消费者愿意选择一个合理而稳定的、接近于他所预期的毕生平均消费率进行消费,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对理解个人储蓄行为有基本意义的结论。这就是,短期(比如一年)储蓄的多少,将由当前收入与毕生平均资源之差异程度来支配。

他们为了分析简便起见,对家庭机遇和嗜好的生命周期历程作了简化而刻板的假设:退休前的收入为常数,退休后的收入为零,零利息率,毕生不变的消费,没有遗赠。这一基本模型可用来描述储蓄和财富的生命周期历程。根据此模型可推导出以下几乎与直觉相违背的若干新颖命题:

(1)一国的储蓄率完全同它的人均收入无关。

(2)国民储蓄率不单是该国公民节约差异的结果。即不同的国民储蓄率可以用同一个人的(生命周期)行为去说明。

(3)在有同样行为的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的长期增长率越高,总量储蓄率也越高。当增长率为零时,总量储蓄率为零。

(4)财富收入比是增长率的减函数,因此在增长率为零时,财富收入比达到最大。

(5)即使没有通过遗赠而积蓄起来的财富,一个经济社会仍然可以积累一个相对于收入来说十分可观的财富存量。

(6)对于一定的经济增长,控制着财富收入比和储蓄率的主要参数是现行的退休期的长短。

静态经济的情况下,假定既无生产力增长,也无人口增长,并且为了方便起见,假设在某一年龄之前死亡率为零,而在此年龄的死亡率为1(100%)。在静止状态中退休人员从早先的财富积累中做出的反储蓄,正好抵消了退休的工作人员由于考虑到今后退休而积累的财富。

若社会不是静止的,而是在稳定增长的经济情况下,与静止的社会相比,较年轻的家庭在其积累的阶段中占有较大的人口比例,而退休的反储蓄者则占有较小的人口比例。当增长起因于生产力时,生产力增长意味着较年轻的人群比较年长的有更大的生命时间资源,因此他们的储蓄大于较贫穷的退休人们的反储蓄。

上述分析均在那几个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下,若将其中的几个条件去掉,便会得出更普遍些的结论。

若考虑到挣钱的年限和家庭人口的变化,则一个较长的退休期将提早并提高财富的高峰。这并不影响命题(2)~(6)的有效性,但可以使命题(1)失真。事实上,有可能在一个富有较高生产力(因而有较高人均收入)的经济中,家庭会利用这一优越条件选择较短的工作年限。这反过来就会造成一个较高的国民储蓄率。然而,这种状况并不一定出现。生产力的增加提高了以消费品作计算的多增加一年退休生涯的机会成本,从而为较短的退休期提供了一种引诱。因此,在原则上储蓄率可以受人均收入的影响,但这是通过一种不可预测的先验方向变化的。经验提示我们,收入效应虽然倾向于起支配作用,但还不是强大到足以对储蓄产生一种可量度的影响。除收入外,任何影响退休期的其他变量都可以通过这种渠道影响储蓄,比如社会保障金。

另外,信用市场的不完善以及未来收入前景的不确定性,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妨碍家庭利用借债来实现无约束的最优消费计划。这种约束将产生延迟消费。但显然,这些都不是根本性的改变,至少从总量含义上考虑是如此,相反,却有助于保证生产力的增长将提高储蓄率。然而,现在的流通性约束会在数量方面影响某些结论,例如关于改变临时性课税的结论。

总结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生命周期假说中的两个假设:给定寿命和无遗赠动机,明显违背事实。事实上,财富在老年时期缓慢下降,当他死亡时,给家庭留下了相对于高峰财产而言的大量遗赠。

对于这种现象,莫迪利阿尼认为可以用广义的生命周期假说加以说明。来自预警性动机的遗赠部分,只需把假设放宽到容许有随机的寿命长度和风险的回避行为,就能加以解释。从这种机制产生的财富持有可以正确地被看作生命周期财富,因为它反映了对毕生消费的最优资源的分配。此外,预期的相对于生命资源的遗赠数量应大体上与资源无关。其余的出自真正遗赠动机的遗赠,也可纳入广义生命周期假说来加以解说。

广义生命周期假说仍然蕴涵着基本命题(1)~(5),但命题必须放宽:基本模型的推广指向许多可以影响财富和储蓄的变量,包括人口学特性如抚养、财富报酬率、家庭信贷机会、遗赠动机的强度。另一潜在的重要变量是社会保障金。

生命周期假说并不仅仅停留在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上,它还对政府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莫迪利阿尼认为生命周期假说在政策指导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财富在短期消费函数中有重要作用。这说明金融政策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投资渠道,而且可以通过资产的市场价值和消费来影响总量需求。

第二,通过临时性所得税(或减税)来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企图,只能对消费和降低(或提高)储蓄起很小的影响,这是因为消费依赖于生命资源,而后者几乎不受临时性课税变动的影响。

第三,对消费征收消费税比对当前收入征收累进税更为公允。这是因为消费税更接近于对永久收入课税(这和它对储蓄的激励作用完全是两码事)。

第四,赤字财政支出倾向于要后代偿还债务,而取自税收的财政支出则由当代人偿付。因为私人储蓄受生命周期考虑的控制,与政府预算方案几乎无关。因此,私人财富应与国民债务无关。由此推至,国民债务倾向于从私人资本中挤出相等的数量,其社会成本等于失去的资本报酬(后者大约等于政府利息支付)。

这一结论同所谓李嘉图等价命题所倡议的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认为,每当政府实行一次赤字财政,私人经济部门即将有更多的储蓄以抵消赤字财政对后代的不良影响。

当然,在政府赤字用于垫付生产性投资上,后代也受到赤字支付的利益。那么,让后代偿还赤字支出也许和各代人之间的公平原则不矛盾。

在开放经济,因为较少的可用于投资的资金造成较高的利息率,从而吸引了外资。然而,由于对外债要付利息,留给后代的负担基本上不变。如果经济中出现不景气,那么通过负债来维持政府支出,未必就把投资用的基金挤掉,特别是伴之以一个通融的金融政策的时候,反而会提高收入和储蓄。这时,如同早期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赤字是实惠的。然而,一旦经济回到充分就业,债务就会有一个挤出效应。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避免这种后果,为所谓周期性平衡预算创造一个良好的局面,是可以做到的。

2.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3]

资本结构研究的是企业在筹资过程中自有(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例关系,其中债务是指长期负债。公司(企业)在筹资决策中,要求通过不断优化资本结构,使其趋于合理,直至达到企业综合资本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即最佳资本结构,方能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财务目标。资本结构处于什么状态能使公司财富最大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资本结构理论焦点。

莫迪利阿尼的另一个贡献是,与美国经济学家米勒共同提出了公司资本成本定理,即“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MM)。根据这一定理,在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条件下,资本成本是资本预期收益的资本市场价值之比。公司资本分为股权资本和借入资本。由此得出,企业只有在投资的收益大于或等于资本的成本时才会投资。决定投资的不是利率水平,而是资本成本。是增加股权资本还是增加借入资本并不影响资本成本,也就不影响投资决策。也就是说,假定金融市场在完善地运行并处在均衡状态之中,那么一个公司的市场价值——定义为它的股本和它的负债的市场价值的综合——同它的债务大小和结构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平均费用也同债务无关。另外,在投资政策给定的情况下,一个公司的价值同它的红利政策无关。

由莫迪利阿尼和米勒创立的“MM”定理,被认为是当代财务理论的经典。MM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最初的MM理论、修正的MM理论以及米勒模型这样三个发展阶段。最初的MM理论认为,公司(企业)在不考虑公司所得税情况下,当风险一定时,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的市场价值无关,即当债务比率由0增至100%时,企业的资产总成本及总价值不会发生任何变动,也就是说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修正的MM理论认为,在考虑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由于负债的利息可做费用处理,因而减轻公司所得税,从而降低综合成本,增加企业价值,因此公司只要通过增加债务资本,使债务资本在资本结构中趋近100%,达到综合资本为最低,才是最佳资本结构,这意味着公司采用100%的负债,对公司才是最有利的,才能使公司价值最大化;最初的MM理论和修正的MM理论是资本结构中关于债务资本配置的两个极端看法;在随后的米勒模型中用个人所得税对修正的MM理论进行了校正,认为修正的MM理论高估了负债的好处,实际上个人所得税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个人从投资中所得的利息收入,他们所缴个人所得税的损失与公司追求负债减少公司所得税所得优惠扯平,于是米勒模型的论证又回到最初的MM理论中去了。

在以后的研究中,由于对财务拮据成本、代理成本的引入,因此认为在负债减税利益和负债产生的财务拮据成本及代理成本之间保持平衡时,能够确定公司的最佳资本结构,这就是资本结构权衡模型。上述理论的演变告诉我们,MM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是否存在最佳资本结构”这一财务命题,而在以后的实证分析中,使得人们对资本结构有了更清晰的认识:(1)公司在减税情况下,通过负债可以降低综合资本成本,增加公司收益;(2)由于代理成本和财务拮据成本的作用和影响,负债过度会抵消负债减税增加的收益;(3)资本结构客观上存在最优组合,保持负债资本和自有(权益)资本的合适比例,形成最佳资本结构,能够增加公司价值。

三、学术影响[4]

根据1936年凯恩斯提出的“心理学定律”,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储蓄将增加。因此,凯恩斯认为,在一经济增长时期中,总量储蓄所占的国民收入的份额稳定增长。

这个富有盛名的定律在不同收入人群的储蓄的经验观测数据中找到了根据并为他同时代的人所普遍接受。但是,1942年,西蒙·库兹涅茨指出,凯恩斯理论和统计数据相矛盾:在美国尽管个人收入有很大的增长,但国民收入中的储蓄份额并无长期的繁荣现象。这个矛盾被认为是一个悖论,不久就成了许多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其中的一项研究成果,发表在1954年,就是莫迪利阿尼和他的学生理查德·布伦伯格提出的一种崭新的家庭储蓄理论——生命周期假说。

该理论发展了凯恩斯绝对收入的消费理论,为估计不同类型的退休年金制度的作用提供了准则。瑞典皇家学院指出:这一理论“在分析各种不同类型的退休年金制度的作用时,已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并称赞它是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

生命周期假说来自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们一般将可用于消费的财富在一生中平均使用,他们在有赚钱能力的年代积累足够多的钱,以在退休后能继续保持同样的消费水平。而此假说通过严格的数学形式推出许多与凯恩斯迥然不同的结论,如一个人的储蓄不仅取决于他的收入,还取决于他的财富、他所期望的未来收入和他的年龄。此假说也对凯恩斯—库兹涅茨悖论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

莫迪利阿尼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凯恩斯的迷信者,他继承并发展了凯恩斯的理论。除了他的储蓄理论与凯恩斯不同外,他还把货币融合进了凯恩斯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莫迪利阿尼与他人一起为美国设计的用作预测及政策分析的经济模型里,其基本思路是遵循了凯恩斯的理论。但是,他在模型里特别强调了货币的重要性。他认为货币政策不仅可以影响收入水平,而且其效果比通过投资渠道影响收入要来得快。

莫迪利阿尼大部分的著述是以论文的形式出现的。1944年发表的《流动性偏好及利息和货币的理论》是莫迪利阿尼的一篇重要论文。这篇论文起因于他在新社会科学学院参加马尔沙克的研讨会与勒纳的争论。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储蓄的愿望是与利率高低紧密相连的。利率越低,人们储蓄的愿望就越低。当利率低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就会选择宁愿持有现金而不是存款,也就是说人们能宁愿选择持有流动性较好的现金。此时,若再进一步降低利率以调节人们的储蓄与收入比例已经行不通。当利率下降时,债券的价格也必然下降,导致投资债券的利率随之降低。这就必然挫伤人们投资的积极性。当投资者们看不到光明的前景而不愿意投资时,扩大货币供给量或者进一步降低利率以试图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就会变得无效。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就是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日本经济所长期出现的萧条就被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一种流动性陷阱。

勒纳也认为当流动性陷阱出现时,货币政策不再起作用,因此应该用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莫迪利阿尼却认为勒纳过于简化了凯恩斯的理论。莫迪利阿尼认为流动性陷阱的出现只能是一种特殊情况,并不是一种常态,主要的稳定经济的手段仍是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他针对此问题所做的研究结果就是后来形成的《流动性偏好及利息和货币的理论》一文。这篇文章的发表给当时只有26岁的莫迪利阿尼带来了良好的声誉,随后他在1949年以31岁的年龄当选为计量经济学学会的成员。

1958年发表的《资本成本、企业金融和投资理论》及1961年发表的《分红政策、成长性与股票价值》是莫迪利阿尼在卡内基学院任教时与米勒共同的研究成果。在这两篇论文里,他们分析了一个企业的资产结构及股利分配政策对这个企业的价值的影响,并提出了著名的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这一研究成果也构成了米勒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因素。这一定理提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分析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新见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投资决策理论。拉格纳·本策尔教授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致词时,对该定理做了非常精彩的说明。他说:“这种股价忽略了莫迪利阿尼和米勒所构想的完善市场中的势力。因为在这种市场中,股票持有者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不费工本地选择他们的资产成本,从而他们对风险、债务负担等的股价将反映在他们所选择的资产中。然而,这并不否认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的有效性。假使定理不成立,甚至还可以通过举债,而从中获利。其结果是,股票价格将发生变化,有关公司的价值将接近于定理所假定的均衡状态。”

莫迪利阿尼作为一个后凯恩斯主义者,在消费理论和投资理论两个方面发展了凯恩斯的学说。他关于利率对国民收入影响的论述对ISƽLM模型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他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论述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与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论战中,他坚持主张国家干预。

四、代表著作

莫迪利阿尼的主要学术观点集中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他的代表性著作有:

1. 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nd Money,Essay in E-conometrics,1944.

2.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 Section Data,with R.Brumberg,Essay in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954.

3. The Cost of Capital,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with M.H.Miller,Essay in AER.1958.

4. Planning Production,Inventories and Work Forces,with Holt,Muth,Simon,PrenticeƽHall Press.1960.

5. Dividend Policy,Growth and the Valuation of Shares,with M.H.Miller, Essay in J of Business.1961.

6.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with A.Ando,Essays in AER.1963.

7. The Monetary Mechanism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Real Phenomena,Essay in REStat.1963.

8. The Monetarist Controversy or Should We Forsake Stabilization Policies, Essay in AER.1977.

9.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Effects and Cost of Inflation,with S.Fischer,Essay in WWA.1979.

10.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Franco Modigliani,MIT Press.1980.

11. The Adventures of An Economist,Texere Press.2001.

已在中国出版的著作有:

资本市场——机构与工具(与弗兰克·J.法博奇合著),唐旭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1]根据陈桂玲、娄岩《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现代出版社2004年版)整理。

[2]资料来源:侯书森,孙竹,敖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传记全书[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

[3]资料来源:陈桂玲,娄岩.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大师[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4。

[4]根据孙德圣《大师小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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