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国政府支持的强化
外国在华银行作为本国政府推行对华政策的工具，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这是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中国所俱来的，这是它的固有特点。在20世纪30年代，来自西方的一本研究所谓“国际银行”的著作中说道：“各国海外银行扩张的一个带有一般性的特点，是隐现程度不一的政府支持，随着银行带到国外。特别是在落后的国家如此。”[450]这里的所谓“落后的国家” ，当然包括当时的中国在内。
资本主义殖民地银行的活动，自始就离不开本国政府的支持。但是，银行作为执行本国政策的工具，受到本国政府的直接支持，在目标的明确和组织的严密上，却是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才特别显著的现象。19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中国的一批日、俄、法、德的新的外国银行，就是具体的例证。
首先是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这家银行居日本七大特殊银行之首，[451]是日本藏相大隈重信的政策的直接产物，[452]也是他的后任藏相松方正义的专业银行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专业银行” 。[453]它是一个雏形的“官方对外贸易银行” 。[454]从一开始，日本政府对这家银行，既提供周密的保护，又执行严格的监督，目的都在于保证正金银行的运营必须沿着政府规定的业务轨道。在这个银行中，国家供给了1/3的资本，存放了数百万日元的国库准备基金，[455]财政部有权指派银行的总裁和副总裁，[456]董事的选举必须得到财政部的批准，[457]全部股东必须是属于日本国籍的公民。[458]
正金银行在外汇市场上，从一开始就享有特殊的地位。[459]当1883年作为国家银行的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成立以后，政府又规定国家银行贷给它2000万日元的长期低利（年息2%）贷款，供正金银行支配。[460]此外，为了特殊的目的，还有临时性质的贷款。上文提到，1897年为了扩张日本棉纱在中国的市场，日本国家银行一次向正金银行拨款300万日元，转贷日本纱厂，以“促其将壅塞大阪市场的棉纱运往中国” ，[461]就是一例。除此以外，日本政府还以极低的贴现率贴现正金银行手中的外国汇票，卖给它的日元〔外汇〕价格，比卖给外国人的要便宜得多。[462]1884年起，正金银行又获得办理日本政府外债和对外支付业务的全权。[463]所有这些措施，目的都在于增强它在国外的竞争力量和“支持它在公众中的威信” 。[464]
同样，道胜银行也是沙俄政府财政大臣维特（C．Ю．Bитте）的“远东政策实验室”的产物。19世纪90年代俄国对中国执行的“积极政策” ，原来就依靠“圣彼得堡与财政部的更加密切的联系” 。[465]当1890年彼得堡的大资本家组成的辛迪加进行在中国设立俄亚银行的试探时，他们就曾经要求沙皇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取得中国政府的允许。[466]等到道胜银行成立的时候，彼得堡政府和银行资本家的结合就更加密切起来。在1895年4亿法郎的俄法大借款还在谈判的过程中，原来就是“一个最大而收益最多的铁路股份公司经理”现在“穿上大臣制服”的维特，已经把在俄国的大银行家霍丁盖尔（Готтиигер）、涅茨林（Неплин）和勃里斯（Брин）召到自己的身边，在借款合同签订的第二天，他马上“在外交大臣的公事房中，对上述三位银行家作了一个郑重的提议，要他们参加俄国银行之创设工作” 。包含在这个“郑重提议”之中，“不仅有财政大臣之种种允诺” ，而且“还有外交大臣的正式参与” 。[467]
有哪些“种种允诺”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这就是：在中国经营商业、货运、经理国库、承包税收、发行货币、修筑铁路、安设电线等一系列的广泛权利。也就是：“银行可得到一种完全的庇护，以便在一广大的区域中进行无限制的活动” 。[468]
用什么来“庇护” ？维特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要以“他的国家之信用与财政系统都黏着于这些诺言的执行上” 。[469]在银行成立以后两年间（1897～1898），俄国政府不顾财政困难，连续两次向银行投资200多万卢布，[470]便是明证。
目的何在？维特也回答了。这就是要使这个银行“处在圣彼得堡内阁的完全控制之下” ，[471]成为“俄国政府之最方便的工具” 。[472]
结果如何？也很清楚。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道胜银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金融的混合机构，[473]它既是俄国“在中国的国家银行” ，[474]又是俄国“在中国的中央政府” 。[475]
法、德两国政府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它们的海外殖民地银行，从一开始也是在本国政府的坚强的支持下进行活动。上面讲过，1895年以前进入中国的法兰西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首先需要得到法国财政部的批准。[476]与此同时，它也获得了政府的特殊照顾。它能在法国国家银行办理自己的期票贴现和以自己的有价证券为抵押取得借款。[477]1894年以后进入中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则更进一步，作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银行，它和法国政府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478]安南总督是这个银行的直接主宰。而它之得以扩充势力于法国东方殖民地以外的地区，则又是由于法国政府的特许。和日本正金银行一样，东方汇理银行董事会的选举，也受到法国政府的干预。董事会必须安插“法国的卸任大使和财政部的退休官员” 。[479]
同样，德华银行从开始酝酿到最后成立，也始终是在德国政府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我们在前面提到最初发起这家银行的3个公司，据说就是“在政府的恳切要求之下”才同意共同组织一个新的辛迪加的。[480]因为最初原有两个不同的集团同时进行，只是“由于政府的劝说，他们才合而为一” 。[481]而政府的目的，则是要把“所有资力雄厚的德国银行联合起来” 。[482]在中国，德国驻北京的公使巴兰德（M．A．Brandt）对银行的组织，也给予了“特殊性质的鼓励”和“积极的帮助” ，[483]而巴兰德本人“就是那些在中国兜揽有利可图的订货或交易的公司和商号的大股东” 。[484]当时上海的一家英国报纸以一种妒忌的心情说道：“新银行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以协助它加强德国产业在中国的努力，这是很可能的。”[485]而一个研究欧洲大陆银行历史的英国学者后来也说道：“在德华银行的背后，站着德国政府。无论是德华本身的活动也好，或者是德华作为国际银团的成员也好，只要一有需要，政府就会站出来，并且鼓励它在分享中国金融利益方面所作的坚定而富有成效的努力。”[486]
英、美两国在华银行同样得到本国的官方支持，只是表现形式略有差异。
美国花旗银行进入中国，第一个任务就是被委派为“驻华美国国库的代理机构” 。[487]具体地说，就是被赋予中国对美庚子赔款的管理权。[488]由于美国政府的这一付托，花旗银行才得以“进一步采取措施在东方扩大其代理机构，以便为其在那一地区从事一般银行业务铺开道路” 。[489]
应该指出，在1913年以前，美国的海外银行还只限于在州里注册的少数几家。1913年联邦政府授权美国国民银行从事国外业务，美国的海外银行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490]由此可见，开辟道路的动力来自政府，扩展进度的动力也来自政府。
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所发挥的能量，最集中地表现在它对美国银行团的推动上。众所周知，20世纪初以争夺中国铁路权益为目标的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的成立，标志着外国在华金融活动的一个新阶段。[491]四国之中，美国是一个后来者。它是在英、德、法三国分赃已定的形势下硬挤进来的。正如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所承认的：美国银行团“是在塔夫脱总统执政期间在美国政府直接要求之下组成的。在那个时候，英、法、德三国的银行团实际上业已组成，并且业已与当时的中华帝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借款合同，计划为修建所说的湖广铁路提供资金。我国政府出于它自己的主动，建议中国政府邀请美国财团参加这项湖广铁路借款，最后，通过塔夫脱总统和庆亲王之间进行电报直接联系以后，才达成协议，在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中规定修建铁路所需借款，美国资本应占四分之一” 。[492]有人为美国政府辩解说：“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美国政府只是在美国私人方面采取了相当的主动以后才制定了它的银行团政策” ，[493]但也不得不承认：“一旦那个政策制定了以后，国务院无疑地就居于带头人的地位，而银行家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代理人，不过是一个次要的角色。”[494]总而言之，“美国政府为了推进其政策，发现利用金融界人士作为它的代理人是方便的，而私人银行家由于他们本身的利益与国务院的利益一致，也愿意这样地被利用” 。[495]
英国也不例外。“对私人企业的不加干预，这是大英帝国的传统” 。[496]这其实也是大英帝国新闻媒介为他们的主人辩护的传统。具体到英国在华银行的主角——汇丰银行，这样的辩护就更司空见惯。“汇丰银行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并不依靠政府的支持——一点也没有。”[497]这是一部由汇丰银行组织的有关其历史的权威著作所下的结论。然而，真相并不能完全被掩盖。即使在他们的自己人当中，有的也能道出一点真实的情况。专门研究英国海外殖民地银行的巴斯特（A．S．J．Baster）虽然坚持认为英国“官方对海外银行的支持，并不那么显著”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在“有显然而迫切的需要”的时候，这种支持却是“及时而强有力的。”[498]具体到汇丰银行，他还说：“在与中国借款的协议中，汇丰银行总是用英国政府的声音讲话。”[499]反过来当然也一样。19世纪90年代末，英国一家了解圈子里情况的新闻媒介就公开传播，汇丰银行的伦敦经理嘉谟伦（E．Cameron）是英国外交部最可靠的心腹和顾问，能够施加巨大的影响。[500]
当然，也有表面上看来相反的情况。例如，在他们的圈子中，有人就抱怨英国政府对在华银行的支持，并不是一体看待的。对有的银行不但没有支持，甚至还有拆台的举动，有的行动甚至是在支持外国银行以损害英国银行的利益。英国政府全力支持汇丰银行，正是一例。因为汇丰银行本身有大量的德国资本，支持它就是支持德国的利益，[501]说其代表德国资本利益，这是一偏之见，上面也已论及。至于说英国政府只支持汇丰，这也不符合历史。当英国第一个进入中国的银行——例如银行还处在领袖外国银行群的阶段，英国官方对它的支持显然胜过后起的汇丰。[502]可见英国对它的选择有一个历史的变化过程，并非历来如此。这种选择只有一个原则，就是看它是不是英国政府的最大利益。
当然，也应该看到，标榜自由经济的英国银行家们，在要求政府的支持时，在外观上不像他们的大陆同行那样露骨。汇丰银行是如此，它明明得到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却总被说是超越国家的机构。[503]它以外的英国在华银行也是如此，即使内心有炽烈的要求，外表却尽量加以淡化。期望政府支持以期一显身手的后起者——大东惠通公司，在它的发起书中，在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一句：“总督的下级政府对开发这个国家所提供的欧洲情报和资本，一定会给予衷心的支持。”[504]措辞的确谦和平淡，但是，人们一眼也看得穿，连“欧洲的情报”都在政府的支持范围以内，还有什么比这种支持更理想、更完美的么？
有一位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在20世纪的初叶说道：“中国是一个奇异的国家，那里银行家能变为外交家，外交家又能变为劫掠家” 。[505]银行家、外交家、劫掠家三位一体的确是很奇异的。这种银行家，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银行中，是所在多有的。在政府控制的银行中有，在民间自由的银行中也有。道胜银行的璞科第（Д.Д. Покотилов）、[506]汇丰银行的阿迪斯（C．S．Addis），[507]就是这两类银行中的佼佼者。我们在上面刚刚提过的嘉谟伦，[508]也算得是其中杰出的一个。他们都是一路人物，都是既代表自己的银行，也代表自己的政府，君临中国这“一个奇异的国家” 。这种局面，至少在20世纪初叶已经是清晰可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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