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工作模型与摩擦性失业

第五节　寻找工作模型与摩擦性失业

要分析摩擦性失业，必须对劳动者寻找工作的行为和企业寻找劳动力的行为做深入了解。劳动者的寻找又分为非自愿失业（被解雇）的寻找和自愿失业（辞职）的寻找。

一、自愿失业寻找与非自愿失业寻找

现在比较一下自愿失业与非自愿失业的寻找行为。自愿失业者闲暇的效用b较大，否则不会自愿失业。由于是有确定目标的寻找（否则其不会轻易失业），因而其应聘时成功的概率λ就会较大。自愿失业者也会有较强的物质基础（储蓄、借贷）作为寻找的后盾，因而其折现率r相对较低。这三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是偏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人是自愿失业，可能会影响其获得失业补贴，尤其是来自政府的部分，这样，B就会降低。从而会部分抵消上述因素的作用，但不管怎样，自愿失业者的保留工资仍会高于非自愿失业者，只要非自愿失业者愿意就业，并且也在寻找。

对于中国的大部分非自愿失业者来说，闲暇的效用基本上是非正的，劳动力市场上信息不充分以及户籍制度的阻碍又加大了寻找成本，而失业救济金较少且不稳定，这些都造成其保留工资较低。只要有合适的工作，失业者大多愿意接受。

上面的分析基本上是针对城市劳动力的，下面比较一下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来劳动力在保留工资构成和大小上的不同。

首先，农村劳动力闲暇的效用b是负的，正因为此，他们才出来寻找工作。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低，储蓄额小。199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162.0元，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25.1元，是农村居民的两倍多，2004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936.4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421.6元，是农村居民的三倍多。^[36]农村劳动力又没有其他的借贷来源，因此折现率r较高。此外，由于原有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农村劳动力没有失业保险或救济，因此B = 0。

从信息摩擦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在城市寻找工作，与城市当地劳动力相比，实际的寻找成本（C）更大，而获得收益的不确定性也更高。寻找成本包括在城市寻找工作花费的时间与金钱、由农村向城市迁徙的成本，这部分迁徙成本不仅应包含往返路费，还应包括由于迁徙对农民精神上的影响，比如忍受背井离乡、思念亲人的痛苦，这部分成本对研究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结果很重要，但却很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由我们前面的结论可知，寻找成本越高，保留工资越低，从而会增加失业者离开失业的可能性。在收益的不确定方面，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获得工作信息的来源狭窄，仍主要依靠从亲友那里获得，从而获得信息的数量有限，因此以工资形式表示的可接受的空位的分布P（Wc）缩小，即其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少，从而获得工作收益变得不确定。另一方面，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他们大多缺乏劳动技能，获得具有可接受工资的空位的概率λ较小，除非是自我雇佣。

所有这些因素都降低了他的保留工资，这也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很少对工作和工资挑剔的原因。只要能获得稍微多的收入，他都愿意接受。

要更清晰地分析失业者如何走出失业，仅有保留工资是不够的，还要在此基础上对失业者的退出失业比率及失业期间进行分析，这样才能从动态的角度认识失业的变化情况。

寻找行为不能仅仅被看做是寻找高工资，它还是一个找寻空位的过程，对于非自愿失业者更是如此。从这一点来看，寻找是作为对工作配给（Job Rationing）的反应，这时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是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强调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对寻找行为的影响是重要的，它将微观寻找行为与宏观运行紧密地结合起来。尽管如此，保留工资的研究意义仍旧存在。将工作配给引入上述保留工资公式的是P′，即空位的概率，当P′较低时，受空位的约束较深，失业者的保留工资就会降低，因而更易于接受工作。这时，其离开失业的概率，^[37]是找到一个空位的概率与这个空位是可接受的概率的乘积，即

P′P（Wc）= P′ ［ 1- F（Wc）］

从时间序列来看，失业期间的长短取决于寻找者的努力程度、雇主的雇佣习惯以及空位的多少。反过来，另一个问题是随着失业期间的增加，失业者的努力程度是否会下降？即长期失业者获得工作并退出失业的可能性小。影响努力程度的因素主要是失业救济、失业获得闲暇的效用、失业者士气的挫伤（由于长期失业者获得工作机会的减少）。

失业救济可以提高保留工资，是否还会降低失业者寻找工作的努力程度呢？基本的观点认为会降低努力程度。失业期间对失业救济的弹性，估计是0.2～0.9，具体大小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各国的具体情况。英国1979年估计的弹性为0.8，1985年为0.3。Meyer1990年对美国的弹性估计为0.88。Berg（1990）则从保险救济和福利救济两个方面估计，得出前者约为0.15，而后者为0.5。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失业救济延长了失业期间，其对失业的影响仍未确定，特别是它只表明了失业者不愿努力寻找。至于失业救济是否对流入失业的人数产生影响，也值得分析，但不是这里失业期间长短分析的任务。另外，我们在保留工资分析中也提到失业救济的影响，它会使工资提高，从而对失业造成间接影响。

失业救济并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在美国，失业达到一定时间后就减少或取消救济，因此它对失业期间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Meyer（1990）认为，再就业比率在失业救济快要到期前一段时间急剧上升。这种上升其中包含的许多情况是失业者又被原来的雇主招回。看来企业的招回政策与失业救济体制有关系，企业很可能利用这一体制来“搭便车” 。此外，不同人对失业救济反应的敏感程度不同，年轻人和低技能的失业者对其更敏感，更易受其变化的影响。

失业者努力程度的下降也来自其对获得就业失去信心。这里要分析随着失业期间延长，长期失业者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主要是因为失业者的技能贬值、雇主的歧视造成。首先，如果失业者长期不工作，其原有技能的熟练程度会减退，甚至会丧失部分技能，而且他对于技能的新发展、新方向也缺乏了解。长期失业也会造成一个人组织纪律性、合作精神、进取精神的衰弱，从而影响其被再次雇佣。其次，排除上述失业者技能贬值的可能性，许多雇主仍对长期失业者有歧视态度。他们常将失业期间长短作为衡量一个应聘者素质高低的一项标准，“失业期间长”传达给雇主的信号即是能力低，这在信息不对称、没有更好办法去甄别应聘者才能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在长期失业者再就业比率低的原因分析中，有人仅强调失业者个人特征的差异，没有将随时间推移、再就业率自身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作为一种规律来解释。让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

实际情况如何呢？英国从1969~1988年整体再就业率降低了5/6，而新进入者的再就业率下降1/2，因而h/h_N下降60%，这接近于努力程度下降的65%，因而平均寻找努力程度因长期失业的存在而下降。也就是说特征差异不足以说明再就业率h/h_N的下降，或者说若仅是存在特征差异，h/h_N应为常数，即经济繁荣时同比例上升，衰退时同比例下降。所以仍存在着时间依赖的影响，新进入者的再就业率总是比平均再就业率高，更高于长期失业者的再就业率。同样，单纯的时间依赖也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必须辅之以特征差异。如表10-5所示。C赞/C_N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且其与h/h_N变化方向基本一致，这说明了特征差异的解释力量。

表10-5　英国男性失业者的再就业率（1969~1988年，以1984年为100）

资料来源：Layard（1991），Unemployment：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Labor Marke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可以看出，英国1969～198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短期失业者退出失业的比率高于长期失业者，究其原因既有特征性差异（短期失业者的技能高于长期失业者），又有时间性因素（长期失业者丧失信心，寻找努力下降）。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1996年失业者中失业期间达一年以上的占31.2%，半年以上的占59.9%，1998年，失业半年以上的失业者占失业总人口的59.65%，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水平。长期失业者比率过高的原因主要在于：随着时间的延长，失业者自身士气受到挫伤。此外，厂商的雇佣习惯（弹性工作制不普遍）以及失业者的就业观念（不愿意做零工）也使得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二、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失业者的寻找行为，要从其寻找的努力程度、保留工资、折现率、对工作的挑剔程度等几个方面来考察。

从表10-6可以看出，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失业者花费在寻找工作上的时间与金钱都逐渐减少。在不去寻找的工人中，有一部分是期待被原来的雇主重新招回，因而认为寻找没有必要。而另一些人不寻找则是要进行教育、再培训等项目。还有，英国1986年享有失业救济的人群中有26%的人在被调查前一个月不去寻找工作。

表10-6　英国男性失业者的寻找努力程度（1978~1979年百分比）

资料来源：Layard（1991），Unemployment：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Labor Marke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在寻找方式的类型上，英国的失业者寻找主要通过中介机构——报纸、职业介绍所等。而美国1990年的统计调查显示，70%的失业者通过直接与雇主见面来寻找工作，这种寻找方式的效果往往好于其他方式。

有了职位空缺的信息，劳动者要去应聘，但他们参加多少次应聘呢？英国对1978～1979年失业达4个月的劳动者进行调查，结果为平均每月应聘一次。1987年的统计显示每月3次，这时的市场环境是全国的整体失业率提高。而美国对1976年失业达4周的劳动者调查结果为平均每月应聘8次。寻找次数的差异与美国失业者直接快速与雇主见面有关，但这并不能解释差异的全部。

另一个问题是找到工作者很快又会失业。英国在1978年40%的失业者在寻找到工作后的12个月内再次失业。1987年41%的失业者找到工作后9个月内至少失去一份工作，其中22%的人失去二次，8%的人失去三次（经历至少两次失业期间），这主要与失业者不利的人力资本优势以及雇主主观上对失业者的歧视有关。有人将这部分不断失业者叫做“永久的临时工”（Permanent Temporariness）。

要将失业者对未来的预期收益反映在现在，需通过一个折现率来计算，而这一折现率如何确定？这里，如果失业者有金融资产或可以从资本市场上借贷以保持其消费水平，则折现率相对较低，否则就较高。英国1987年的资料显示，有一半的失业者在开始失业时没有储蓄。年轻人的储蓄很少，一旦失业，其消费水平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们的折现率较高。

工人接受工作与否的挑剔程度与哪些因素有关呢？是不愿去新的行业、职业，还是保留工资不能得到满足？甚至是工作场所与家庭住址之间交通不便？在接受工作与否方面，大多数人会接受寻找过程中的第一次机会，美国1976年的统计调查说明仅有8.5%的寻找者拒绝了为其提供的工作。Daniel的研究表明，非体力劳动者拒绝的可能性更大。短期失业者比长期失业者更有可能拒绝，英国1980年6月的调查发现，12%的失业者在至少16个月的寻找期间内拒绝过一份工作，而仅有4%的人在以后的15个月内仍旧拒绝。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首先在职寻找的比例逐渐上升，即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的人有一部分是拥有工作的在职者，他们希望获得更满意的工作。这反映了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性在增强。这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因为，我们前面分析到，如果在职寻找不可能，那么，劳动者或者要求初次就业一步到位，直至找到满意的工作才就业；或者自愿失业去寻找，结果都会加大就业的难度。天津市人事局1998年11月对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的抽样调查显示，在被调查对象中，今后两三年内想调动工作的占13.74%，不想调动的占63.67%，不确定的占22.60%。被调查者想离开现单位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太低，占37.2%；没有接触新知识、新技能的机会，占16.04%。当重新选择单位时，最看重的因素主要是：收入高，占33.63%；有发展机会，占17.31%。^[38]可见，人才流动的趋势在加强，而收入是流动的主要动因，这验证了保留工资分析的有效性。从表10-7可以看出非户口迁移人口就业转换比较频繁，从事现在工作的时间最短，因此摩擦性失业的可能性较大。而户口迁移和常住人口就业相对稳定，从事现有工作的时间较长。

表10-7　不同类型经济单位员工的工作转换及相关因素（广州）

资料来源：李玲、C. Cindy Fan：《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期迁移与非迁移人口的工作选择与转换——广州劳动市场初步研究》，《人口研究》2000年第2期。

在寻找的途径方面，不同于西方国家主要通过中介机构或直接与厂商见面，我国的寻找方式中通过关系介绍占较大的比重。李玲和C. Cindy Fan（2000）1998年7～8月在广州对911份非户口迁移人口、300份户口迁移人口和305份常住人口问卷调查，其中获得目前工作的主要途径和信息来源的情况如表10-8所示。

表10-8　取得目前工作的主要途径、信息来源（广州，%）

资料来源：李玲、C.Cindy Fan：《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期迁移与非迁移人口的工作选择与转换——广州劳动市场初步研究》，《人口研究》2000年第2期。

一方面，自己联系工作成为就业的主要途径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市场化程度在提高，尤其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就业的信息来源仍主要靠亲友关系介绍，却说明就业的信息流动是不充分的，劳动力中介服务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毕竟在亲友关系中获得的就业信息，就其数量和质量来说，远远不能与专业的中介机构拥有的信息相比。通过亲友介绍是在流动人口（打工者）中普遍采用的就业途径，且也凭借其优势发挥了重要的配置劳动力的作用。但随着就业规模的扩大，劳动力市场化的程度不断提高，这种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就业途径。

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上招聘也逐渐兴起。它能够充分发挥网上信息广泛、更新速度快的优势，克服传统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摩擦。但网上招聘并不能独立存在，否则，会出现信息不真实、不安全等问题，它应该作为传统劳动力市场招聘的辅助手段。

事实上，在我国一些地区，劳动力中介机构、人才市场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5年年末全国职业介绍机构有35747个，本年登记求取人数为4128.9万人，本年介绍成功人数为2165.3万人，成功率在50%以上。但也有个别省份发展状况不理想。天津市1998年年末有职业介绍机构203家，进场求职247.2万人次，达成意向49.7万人次，成功率为20.1%。^[39]天津市2005年年末有职业介绍机构206家，本年登记求职人数76.5万人，本年介绍成功人数为8.5万人。有不少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就业信息，骗取劳动者钱财。为此，《天津市人才流动条例》规定：“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由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许可证；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另外，对人才流动服务机构的资质提出了要求：“设立人才流动中介服务机构，须具备以下条件：①有规范的名称、固定的活动场所和必要的设施。②有不少于二十万元的注册资金。③申请的业务范围、活动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④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章程。⑤专职工作人员不少于五人，须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并取得人才流动业务培训合格证书。⑥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从失业者再就业比率来看，1998年全国的失业人员为1031.8万人，失业人员就业人数为413.35万人，再就业比率为40%左右。在辽宁、四川等省再就业比率更低，只有30%左右。2004年天津市年末登记失业人数为11700人，本年失业人员就业人数为68701人，再就业率依然不高。从失业期间来看，1998年全国登记失业人员571.28万人中，失业时间小于6个月的为230.50万人，大于6个月的为340.78万人。2004年天津市的长期失业者为52023人，占失业总数的近一半。失业期间较长说明我国的失业问题还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从失业救济的覆盖面来看，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失业者能够领取失业救济，例如天津市1998年年末下岗职工累计38.91万人，只有6.36万人领取了失业救济。2005年失业人数为11.7万人，领取失业保险人数为3.8万人。并且，失业救济的金额也较少。这样，失业救济就基本上不会对寻找者的保留工资产生实际性的影响。

在劳动力市场上对不同职业的工资水平按照市场行情进行公布，有利于劳动者获取更多的信息。因为以往劳动力市场或中介机构很少将工资列入就业信息范围内，而工资是寻找者最关注的问题。天津市在1998年公布了1997年30个工种的劳动力市场价位表，为供求双方提供了更多的指导，有助于降低劳动力市场上的摩擦。

从企业的寻找来看，我们在前面第八章的分析表明，空位产生的数量以及企业寻找的努力程度不仅仅与企业的需求有关，而且由于信息、制度因素的影响，空位产生的数量缩小了，企业寻找的积极性降低了，这些都不利于失业的减少。而由此形成的均衡失业率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均衡工资，由于存在信息和制度的摩擦，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

三、关于自然失业率

自然失业率理论是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批评。自然失业率理论强调这种失业是经济中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现象，即使经济实现了理论意义上的充分就业，也会有一定量的失业存在。失业如果是自愿的，也就不能通过政策来消除。如果是这样的话，资产阶级就能够掩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和危机，把失业看做是正常现象，它不是由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政府和企业不需要、也没有义务去为降低这一类型失业而努力。一般认为自然失业率包括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40]它们都与劳动力供给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摩擦性失业主要是由于劳动转换需要经历一定的时滞，包括劳动者的寻找行为和企业的雇佣行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完善的，信息可以自由流动，则摩擦性失业可以基本不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者一般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结构和劳动者自身的特征来说明摩擦性失业。例如，如果法律上存在着解雇限制，就会导致企业雇佣行为的低落，劳动者寻找工作的摩擦就会加大。而年轻人和妇女的就业行为尤其会出现短期化的现象，因而更容易成为摩擦性失业者。其实，摩擦性失业并不完全是自愿失业者，它的产生受制度结构的影响，但远不是解雇限制这样的制度，而是更深层的制度。例如，为什么年轻人和妇女劳动转换率高、易于流动，他们是自愿的吗？其实不然，这取决于资本对这两种类型劳动力的需要。马克思对妇女、儿童劳动有精辟的论述，认为他们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后首先考虑的雇佣对象，是资本主义劳动的补充力量，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也因为此，成年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可以降低，因为家庭成员都走向劳动力市场，作为成年工人的工资中不必包含抚养家庭的部分了。妇女、儿童是更容易遭受剥削的群体，工资较低，在经济周期波动时可以随时解雇。由于这些原因，加上妇女和年轻人自身特有的特征（妇女生育、年轻人接受教育），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妇女和年轻人劳动流动性强导致摩擦性失业大。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为什么要将妇女和年轻人纳入雇佣大军中。妇女劳动参与率在二战后不断上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单靠丈夫一个人工作已经很难抚养家庭。解雇限制虽然对劳动力市场摩擦有影响，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些有严格劳动保护的国家（例如北欧各国）其失业率很低，低于缺乏劳动保护和解雇限制国家的失业率。这说明劳动保护和解雇限制不足以说明摩擦性失业。

由劳动力的技能结构会产生结构性失业，这也包含在自然失业率的范围中。有人认为因为技术革新是不可避免、经常发生的，所以因技术变动、技能不匹配而出现的失业也是正常的，是任何制度的经济社会都存在的。但是，前面的分析却让我们看到，如果技术进步被合理利用并存在充分的就业补偿机制，技术进步并不必然会带来结构性失业。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因为技术为资本所控制，且缺乏充分的补偿机制，所以技术进步会产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这不仅仅与劳动者的技能有关，即使劳动者提高了技能，如果技术又进一步变化或者存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失业也会经常存在。总之，无论是摩擦性失业，还是结构性失业，这些失业并不是自然现象，它们都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结构所决定的。

早期人们认为自然失业率是固定不变的，大致在6%左右。这样只要不高于6%的失业率都被看做是正常的，也不需要再降低。后来的学者认为自然失业率是变化的，而经济现实也出现低于6%的失业率。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自然失业率为什么会降低呢？有人把它归为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改善（年轻人所占比重下降，劳动者的技能提高），实际情况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景气使得总体失业率下降（自然失业率与周期性失业率、古典型失业率之和），低于6%的自然失业率，这使原来固定不变的自然失业率理论不攻自破。^[41]为了维护自然失业率理论，他们只好提出“自然失业率不是固定不变的”的学说。这意味着在某一历史时期是“自然”的失业率，在另一时期就会变成“不自然的” ，“自然”与否取决于政策需要，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与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当现实出现高失业率时，可以宣称“自然失业率上升了”来为政府开脱，这样自然失业率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来维护政府的利益。当现实的失业率低时，可以宣称“自然失业率下降” ，但更多的时候是说“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失业治理成功” 。

因为自然失业率的特殊政治意义和实践价值，主流经济学很重视对它的研究。后来，又提出“无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的概念，让自然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建立联系，为资产阶级的宏观经济政策服务。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以下，再降低自然失业率，会带来非常高的通货膨胀。这样更加给政府解脱责任提供了理由，一旦经济达到自然失业率水平（例如6%），则这一失业率不仅是正常的，不需要花力量降低它，而且如果努力降低它，不仅失业率不会有明显降低，还会带来副产品——严重的加速通货膨胀。也就是说，政府的任务是将失业率降到自然失业率为止即可，但是自然失业率的水平又是不确定的，取决于政府与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他们于是将自然失业率为己所用。但是，经济现实却给予了有力的反驳。例如，美国对自然失业率的估计为6%～6.2%，按照自然失业率理论，当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1个百分点时，通货膨胀率会上升0.5个百分点，那么在1994年8月至1996年8月，美国的5.6%的失业率将导致0.2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假定自然失业率为6%）。实际情况却是通货膨胀率在这个时期从2.9%下降到2.6%。

实际上，失业率一旦被降得很低，低于所谓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如果它存在的话），进一步降低失业率不会带来加速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失业率被长期压低的情况下上升幅度不会增加。传统观点认为菲利浦斯曲线是凸形的曲线，同一水平的通货膨胀增加带来失业的减少呈现递减，因而政府不愿意将失业率降得足够低，虽然他们能够做到。但是如果菲利浦斯曲线是凹形的，同一水平的通货膨胀增加带来失业的减少则会呈现递增。Stiglitz（1997）认为，菲利浦斯曲线可能是凹形的，实证分析也支持这一点。这与非对称价格调整一致，生产者可能向下调价，但不愿意向上调价，即使面对普遍上升的价格。这样的话，政府就会对治理失业有信心，能尽可能地将失业率降低。但是这一思想还不可能被资产阶级政府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