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引力模型怎么选变量

一、相关研究回顾

Krugman(1991a)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FTA优缺点的争论。他区分了从纯经济角度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关于FTA的研究基本上都沿着这两条思路，例如，Baldwin和Venables(1995)在竞争性框架内从纯经济角度的研究和Rodriks(1995)在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的研究。

从纯经济角度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完全竞争或者是垄断竞争的竞争性市场结构。Krugman(1991a，b)在静态的垄断竞争框架内考察了FTA的福利影响，他强调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Krugman(1991b)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包含3个对称国家的模型，假设公司生产差异化的规模报酬递增的产品。当不存在洲际间运输成本时，同一洲的两个国家结成FTA必然会降低福利水平。然而，Krugman(1991a)在一个假设存在很高的洲际间贸易成本的相似模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增加消费者福利水平。当洲际间运输成本很高以致洲际间不会发生贸易时，同一洲的两个国家结成FTA必然会提高福利水平。Krugman(1991a)认为大多数FTA都是由“天然的贸易伙伴”(即地理位置靠近的国家)组成，发生大规模贸易转移的可能性很小，因此，FTA给成员国带来的收益会大于损失。

Frankel，Stein和Wei(1996)扩展了Krugman的模型，Frankel等人区分了“自然经济一体化区域”(Natur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rea，NEIA)，即同一洲内的国家间结成的经济一体化区域和“非自然经济一体化区域”，即不同洲的国家间结成的EIA。由于允许洲际间的贸易成本可以连续变化，这样就会存在一个洲际间贸易成本的门槛值，越过门槛值之后，消费者的净福利收益由正变负。Frankel(1997)，Frankel、Stein和Wei(1995，1996，1998)在Krugman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当洲际间运输成本处于各种水平时FTA的福利效果。首先，对于较高的洲际间运输成本，天然贸易伙伴结成的FTA产生的净福利效应为正，这是因为较大的贸易创造效应会抵消较小的贸易转移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然而，当洲际间运输成本下降时，天然贸易伙伴结成的FTA的净福利效应会下降。其次，对于任何水平的洲际间运输成本，非天然贸易伙伴(地理位置较远的国家)结成的FTA的净福利效应为负，这是由于从天然贸易伙伴处产生的贸易转移会超过非天然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创造。Frankel等人的模型意味着以下两个可以预测的假设:一是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天然贸易伙伴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距离越远，贸易转移就会越小，就越容易结成FTA;二是越是天然的贸易伙伴(即距离越近的国家间)，由于会产生越大的贸易创造，就越容易结成自由贸易区。

然而，Krugman和Frankel等人的模型基于对称的国家(即国家的大小、要素禀赋相同)，只有一个行业和一种要素，并且天然贸易伙伴间的运输成本为0。Deardorff和Stern(1994)、Haveman(1996)认为这样的模型排除了比较优势带来的贸易。

Baier和Bergstrand(2004)假定各经济体之间、行业之间、洲际内运输成本和洲际间运输成本均存在不对称性，把Krugman和Frankel等人的模型进行了一般化处理。在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内，Baier和Bergstrand假设存在一个中央计划者，中央计划者将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以此决定是否结成FTA。假定两国在决定是否结成FTA时，中央计划者只考虑本国的代表性消费者的福利，而不考虑FTA非成员国的利益。两国结成FTA的福利收益或损失依赖于成员国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大小。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经济决定因素包括3类:一是经济地理因素，包括两个变量，一个是两个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另一个是两个贸易伙伴距离其他国家的距离，两个国家距离越近，则贸易创造效果越大，两个国家距离其他国家越远，则两国结成FTA后贸易转移效应就越小;二是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包括两个变量，一个是两个国家经济规模的大小，另一个是两个国家经济规模的相似程度，两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和经济规模越相似，贸易创造效果就越大，世界其他国家经济规模越小，则贸易转移效果就越小;三是产业间贸易决定因素，两个国家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差距越大，贸易创造效应就越大，两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差距越小，则贸易转移效应就越小。

除了进行理论分析之外，Baier和Bergstrand(2004)是第一个从实证角度解释FTA决定因素的。他们的实证研究支持这3类因素对于FTA的预测。基于二元选择模型，Baier和Bergstrand(2004)使用PROBIT模型考察这些经济因素对于解释FTA的相对重要程度。他们使用的解释变量包括双边距离、两国GDP、两国GDP相似程度、相对资本劳动比例和距离等。他们得出了3个结论:一是上述解释变量对FTA的解释能力与上文的理论分析一致，在使用1431对国家样本的模型中，模型成功预测了286个FTA中的243个，在其余的1145个没有结成FTA的国家对(指一对国家，以下简称为国家对)中，模型成功预测了其中的97%;二是在1431对国家中，按1996年数据结成FTA可能性最大的前200对国家中，只有6对没有结成FTA;三是在1431对国家中，按1996年数据结成FTA可能性最小的1000对国家中，只有4对结成了FTA。因此，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模型的解释能力是很强的。

Laura，Inmaculada和Celestino(2005)从两个角度扩展了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研究，一个是以区域一体化(RIA)而不是FTA为基础。RIA包括5种类型，分别为优惠贸易协定(PTA)、自由贸易区(FTA)、关税同盟(CU)、共同市场(SM)和经济同盟(EU);另一个是考察了其他变量，例如社会和政治变量的重要性。首先，他们使用与Baier和Bergstrand(2004)不同的数据复制了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研究，考察了他们分析结果的稳定性。然后，使用了排序LOGIT模型，并且使用了与Baier和Bergstrand(2004)相同的变量。最后，用了排序LOGITt模型考察了额外变量的影响，其中经济变量包括经济规模、收入差距、要素禀赋差距和贸易壁垒;地理变量除了Baier和Bergstrand(2004)中的变量外，还包括是否是邻国和是否是内陆国家两个变量;社会政治变量包括是否有共同语言、政治制度和经济自由化水平。Laura等人发现，虽然要素禀赋差距变量与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结论不一致，但其他变量均一致，所以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结论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额外增加的变量对RIA也具有重要影响;与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研究一致，社会政治变量的重要程度不如经济和地理变量。

已有的研究对于考察FTA的经济决定因素进行了很好的探索。本节在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研究基础上，选择了APEC的21个成员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验证Baier和Bergstrand(2004)的结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增加了反映产品内贸易的变量，并考察了几个社会政治变量对于FTA决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