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不如召集人

42.“司令”不如召集人

然而现实是，我们许多管理者还在扮演着“司令”角色，而且往往是非常霸道的“司令”——是我管的，别人休想插手，不是我管的，我也要管。

还是那句话，这不是“司令”个人的素质问题，而是体制和机制造成的。比如政府的财政应该担负着双重任务：制定政府收入和支出的标准，保证政府运转。一个最普通的理念是政府应该量入为出，财政应该公开接受监督。但是，谁也很难监督财政，并不是说财政首长个人有多霸道，而是现行体制下财政收入的标准一旦制定，多少年很难变动，收入的多寡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好坏，而经济发展的好坏取决于财政能拿出多少钱来发展经济。财政的任务就变了，变成能够挤出多少钱来供行政长官担负起发展社会的重任。于是政府支出的标准不能随着价格的变化而变化，政府官员的相当一部分工资、福利、教育费用甚至运转费用被明令通知“在预算外列支”，迫使政府部门都要想方设法找到自己预算外收入的门路，自然自己的事别人休想插手，自然要下达那些村民不欢迎的指令，自然不会去顾及被管理者愿意不愿意。我们假设所有的部门指令都有着正当的使用方向，单单所有部门都要自己敛钱，老百姓能满意吗？如果我们假设部门指令有50%是巧立名目，与单位的福利挂着钩，又怎么能要求这些部门转换职能，为基层着想？所以，我一直对现在“尽快实施公共财政”这一非常时髦而响亮的改革口号很是怀疑，在政府办企业的职能尚未完全理清、政府又揽上了办社会重任的今天，把各行业的发展资金都集中到财政，假如财政某一天说无法开支时，谁能保证不会再次允许部门开口子向公众敛钱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或新增某项费用“允许预算外列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所谓“公共财政”改革，不过是把权力向财政集中的社会倒退。我没有证据因而不能说这是财政的积极寻租行为，我只是说如果……

于是，问题就集中在政府的行为，能否量入为出。是治理百姓还是治理自身，是管理社会还是包办社会，便成了政府能否量入为出、真正转变职能的要害。也许还有人记得，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曾在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大声疾呼：政府应暂停经济建设。过激是过激了点，实在是针对这一要害而发的愤懑之言。

地方行政长官也很委屈，你以为我只想为自己造政绩吗？你以为我不想量入为出吗？人口在增长，就业压力很大，生活质量在提高，社会管理难度加大，哪一项不需要钱？更不要说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我们不想方设法挤一些钱出来，怎么能改善各方面的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环境，能留住人才、留住企业吗？留不住人才和企业，哪来的税收和发展？最后还不是财政萎缩，管理停摆，发展止步？

烦归烦，不得已大家还要发号施令。早些年东西不足，政府忙着发号施令分东西，解决的办法是拼命弄钱发展企业；这些年产品多了，企业亏损了，政府又在大力号召老百姓消费，可老百姓愣是不买那个账。眼瞅着农村税费改革后，要农民拿钱办事需要经过“一事一议”，村民不同意看来是拿不到钱了。所以除中央财政外，各级地方财政一方面每年得意地称颂财政收入持续两位数的增长，另一方面则大吐苦水说窘迫日甚，似乎连明天都过不去了。

尴尬归尴尬，不变的就只有“司令”本人了。而这，恰恰是关键。

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管理是多元利益协调与利用，并有一整套机制与制度来保证协调与利用的实施。如果还抱着“管理就是治理”的观念，照顾某一方面的利益必然损害另一方的利益，结果只能是“按下葫芦起来瓢”。

现代信息传递速度越来越快，利益多元化的格局越来越多，很多的“司令”特别是企业的掌门人都面临着学会新的管理方法，即：当好召集人。制定运转规则高于“我说了算”，确定游戏程序高于“绝对权威”。“司令”的权威体现在去执行、去服务、去保证公众利益不受损。就像要炒出好吃的菜要有本菜谱，规定了诸多步骤和规则，谁先谁后、谁多谁少，众口吃过后才能形成谱子。当然，规则不能含糊，否则米粉肉也会蒸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