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及象征意义

战略：误解、观点及象征意义

如今，作为名词的“战略”和作为形容词的“战略的”在商业文化、商业教育和“管理学言论”中被广泛地使用着。于是，我们有了“公司战略”、“战略性计划”、“商业战略”、“战略性管理”、“战略性思考”、“战略性分析”、“战略性目标”、“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战略”等等与战略相关的许多其他的表达方式和说法。从直觉上，我们能够理解“战略”一词似乎可以解释为“设定目标并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尽管有一些自称为管理专家的人宣称对“战略”有了解释，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同的定义或者是概念化的术语。的确，正如威灵顿（2000：lf）指出的，“关于战略我们并没有达成共识”、“战略其实并不简单”，马尔基迪斯（Markides）（2000：vii）也得出过“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战略，也不知道和如何制定一个好的战略”的结论。

很明显地，商业战略一直都是存在着的，但是传统上它也一直被假定为一种理性的、合乎逻辑的、不言而喻的和以追求利润为中心的过程。正如40年前通用汽车前总裁在其自传（斯隆，1963：49）中自信地认为：“商业上的战略性目标就是要赢得资本的回收，如果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从长远利益来看我们对某些项目的资本回收不满意，那么就应该改正或者停止这种低效益的活动”。尽管如此，最近的研究（De Wit and Meyer，1999）却得出了“所谓‘战略’，其实并非这样的简单”的结论。那么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对商业、公共服务和志愿部门中的组织中战略的概念如此地感兴趣，或者说执著地追求呢？而且，在当前这个越来越开始怀疑理性，接受个人主义，重视地方关系的后现代社会，“战略”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新的”全球化和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经济的特征以及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的出现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在过去20年里给工作领域和组织体系带来的巨大的推动力。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能够从一些高层的管理者为了适应现代越来越复杂的商业环境而开展的对“战略”的探索和研究中找到。这些探索包括，在迅速发展的动态的自由市场和国际化的经济社会中，企业如何在追求自身的成长的同时不断降低市场的不稳定性（法纳姆，1999）。

直到今天，人们连一个简单的“战略”模型都没有建立起来。然而，伴随着产品市场中私人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公共企业所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重，高层管理者们为了能够适应变化、动荡的市场和越来越高的顾客的期望，实现组织的生存和企业的成功，都在努力探寻各种各样的合适的战略方法。现在，这样的战略方法已经有很多了。威灵顿（2000）曾经简洁地、令人信服地概括过当今存在的一些争论。他提出，制定战略者往往是从两个方面来着手的。他们必须考虑战略的结果和制定战略的过程。战略制定的结果或者是“利润最大化”或者是“多元化”（也就是指除了利润之外还要兼顾企业道德、社会的目标或股东利益）；而战略制定的过程同样要么是“有准备的”（也就是指计划好的战略），要么则是“应急的”（也就是迫于意外情况、管理上的麻烦或惯性而制定的战略）。这样，就产生了四种“理想化”的战略观点——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它们可能是混合的、交叠的、互相影响和融合的系统：

●计划——利润最大化（古典式）

●应急——利润最大化（演化式）

●应急——多元化（程序式）

●计划——多元化（系统式）

在组织追求市场成功、效率和收益的管理实践过程中，上述这些关于战略的观点或理论往往成为一些高层管理者们制定战略的捷径，尽管它们表现得很简单，又不很正式。

当战略强调的重点侧重于创造利润和计划的过程时，我们采用“古典式”的战略方法，即把精力集中在分析、规划设计和高层管理者的指挥。这一类型的战略方法一般典型存在于英国、美国、澳斯塔拉西亚相对成熟的、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中，同时这些行业的市场还有垄断和供不应求的趋势。“演化式”战略方法一般基于重视利润创造却为了应急而制定，其特点是保持产品的低成本和业务的自由选择权，一般普遍出现在小型公司、新兴的行业以及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人的聚集地。以多元化产出为目标同时采用应急制定过程的“程序式”战略方法则比较保守，随着企业的流程变化，比较典型地出现在保守的机关和知识密集型企业。“系统式”的战略方法则以多元化产出和计划好的过程为基础，遵循“地方性规则”，典型存在于法国、德国、部分远东地区的非盎格鲁撒克逊企业、家族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

古典派学说的全盛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当时，战略的成功失败都是通过内部的管理计划、理性分析和严格的计算衡量的（安索夫，1965；钱德勒，1962）。程序式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力。它也是从企业的内部视角出发，但是它更关心政治上的交易和在组织内部建立起核心的管理技术和能力（希尔特和马奇；明茨伯格，1979；佩蒂格鲁，1973）。演化派学说则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它强调了组织的外部需求，如市场和经济要素对商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市场上的优胜劣汰规律（威廉姆斯，1985）。到了近代，从90年代初期，它逐步发展成为系统派的学说，又进一步指出在制定战略时，需要了解在组织内部、竞争对手所发生的事件，要求企业能够敏感地察觉到现代经济和商业的多样化。

总而言之，以上是基于对战略制定的结果和过程的不同假设提出的战略的四种观点，这导致了在实践过程中制定管理战略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实践中，变化取代了不变，复杂取代了简单，突发事件取代了可预见性。正如威灵顿（2000：118）所总结的那样：

古典派学说在分析、命令和控制上的优点被关注人类的认识、理性和变化性的程式打破了，而后者的这种怀疑主义又受到了演化论者的善变的市场的观念的挑战。可是当演化论中的市场出现失灵的情况时，就需要像系统论的社会分析者所声称的那样，就要动用国家的意志予以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