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概念的导入和解释

一、国际传播概念的导入和解释

“国际传播”这一概念的意义是什么？能否通过“国际传播”概念的导入和界定来确立某种有关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理论架构呢？笔者认为以“国际传播”为基本概念可以建立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理论架构，我们可以将有关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的研究定义为国际传播研究，这一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交叉学科。

首先让我们认识和界定“国际传播”概念和国际传播研究。

（一）“国际传播”概念和国际传播研究

一般认为，传播就是信息的流动过程^[1]。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普遍意义上的“国际传播”的定义：国际传播就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流动。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定义，它可以包括一切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间的信息交流。

有学者将这种广义的国际间的信息交流分为八种形式（或渠道）：

1.报刊、杂志等印刷媒介；

2.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

3.电影、录像带等影像媒介；

4.卫星电视及电脑等新科技媒介；

5.邮件、电报、电话等电信媒介；

6.跨国旅游和移民；

7.国际会议和体育赛事；

8.外交及国际政治交流^[2]。

也有学者将上述渠道分为国际间的大众传播（如上述1-5）、国际间的人际传播（如上述6、7）以及国际间的组织传播（如上述8）三种形式^[3]。

然而任何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深入探究都应该有它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集中关注的问题。国际传播这一现象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也在于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介给当代国家间关系带来的深刻影响。现实中外交、旅游等其他国际传播渠道应该是外交学、旅游学或其他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我们对国际传播的研究主要定位于探讨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和大众传播之间的关系，揭示大众传播媒介对当代国家间的关系乃至对整个国际关系体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分析各国内部在国际事务方面政府与传媒之间的关系。国际传播应该是大众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研究的重点在于大众传播所带来的国际间信息流动的政治社会因素及其结果。在研究中我们应该运用国际关系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大众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另外，目前在我国的传播学术界还可以发现一些与“国际传播”相关的或相近的概念，如：跨文化交流（传播）学^[4]、对外传播学^[5]、对外宣传学^[6]等等。这些概念和“国际传播”既相联系又有区别。

跨文化交流（传播）学（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研究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国家进行信息交流的社会现象”。它注重研究“不同文化的个人、群体之间阻碍彼此交流的文化因素”^[7]。而国际传播则注重研究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信息流动的政治因素。跨文化交流学更侧重于心理学、人类文化学、语言学的研究，而国际传播则是国际关系学、传播学以及决策学的交叉研究。跨文化交流（传播）学并不能完全涵盖国际传播所研究的内容，将国际传播界定为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层次也是不合适的。

对外传播学或对外宣传学是整个国际传播中的一部分，是指某一国家使用大众传播手段针对别国进行的目的性极强的信息扩散，通常是为了维护或获取本国的利益。

接下来笔者将在导入“国际传播”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有关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研究，即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及其基本模式，以及分析参与国际传播的三个主要因素：国际传播中的大众传播因素、国际传播中的国家因素和国际传播中的民众因素。

（二）国际传播模式

我们试用图1所显示的模式来分析国际间通过大众传媒发生的信息流动（→代表信息流动的方向）。在国际传播过程中主要有三类参与因素：大众传播媒介、政府以及民众。

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一国而言可能是本国的，也可能是外国的或者是国际的。它作为一个纽带将A国家的政府与民众同B国家（或者非A国家）的政府与民众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国际间的信息交流。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介入使得整个国际社会结成了一张大网，每个参与因素都是这个网络上的一个节点。

国际传播模式图

在国际事务中一国的政府和民众一般是以不同的、相对独立的角色参与进来的。它们各自都既可能是信息的发送者也可能是信息的接受者。在此模式中所指的政府是指广义的国家权力机构，既包括行政机构也包括议会机构及军事机构。另外，这里的民众也是相对于决策者而言的，它包括一般民众、社会精英以及利益集团等。

我们试以美国和伊拉克这曾经的一对宿敌为例来说明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各个参与因素及其在不同信息流动过程中的不同角色。要说明的一点是，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因为在国家间关系发生严重危机以至其他外交渠道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大众传媒的作用表现得最为充分，因此美伊两个国家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是国际传播模式的典型。A国家代表美国；B国家代表伊拉克。

1）

在数次美伊危机中美国政府经常通过传媒向伊拉克政府发送信息，或者以言辞相威胁，或者以集结兵力的电视画面相恐吓，或者发出最后的通牒，或者宣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军方还利用传媒发布假军事情报来误导伊拉克的军事战略。

2）

同样，萨达姆政权也会利用传媒向美政府显示自己无所畏惧的坚定立场和稳定、统一的国内局势。在被制裁的漫长八年中，伊拉克主要还是通过传媒来宣扬人道主义的立场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3）

美国政府在传媒中从来都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的制裁与军事打击只是针对萨达姆政权，无意与伊拉克人民作对，并号召他们起来推翻萨达姆政权。

4）

在危机中民众在新闻记者面前尤其在电视摄像机前经常表现得十分狂热。参加游行示威的伊拉克民众会通过电视画面直接向美国政府抗议或者在摄像机前焚烧美国国旗来表现反美情绪。

5）

伊拉克政府利用一些国际传播媒介，如CNN来向美国民众寻求人道主义的同情。在海湾战争中CNN就报道了美军轰炸了一家婴儿食品厂的消息，不过由此引发的舆论哗然不是针对美军而是指责CNN的报道是“叛国行为”。

6）

在数次海湾危机中美国民众都是和政府站在一起的，这一点同越战时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些信息对于萨达姆政权来说不是好兆头。

7）

在国际事务中政府一般掌握舆论的主动权。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方法来控制媒介，以捍卫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秩序为由确保形成有利于自己对外政策实施的舆论环境。美国政府在海湾战争期间成功地达到了预期目标。

8）

尽管萨达姆政权不是靠尊重民意来维持稳定的，但它也一定要把本国的媒介牢牢地控制在手里。对于这种专制政权来说，民众听到不同的声音越少越好。

9）

在国际危机中两国的民众不能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如移民或旅游等，但通过传媒仍能保持信息的灵通。美国民众可以通过电视看到巴格达市民在大兵压境时仍能轻松地在街头喝着奶茶的情景；伊拉克人民也可以在国际互联网上阅读到斯塔尔的报告。随着传媒科技的不断发展，绝对掐断国际间的信息流动已经成为不可能。

10）

美伊两国发生危机的时候，一方面由于传媒的大量报道世界各国都会对事态的发展予以特别的关注，另一方面美伊两国政府也会主动利用传媒争取国际社会舆论的支持。

11）

在前面表述的10个国际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都只是起到一个渠道和媒介的作用，为各个国际关系的行为体所用。事实上，传媒对于国际政治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在有些国家的传播制度中还将会相对独立地对政府和民众产生影响，发挥作用。这一点本文将在下一节中作详细的分析。

以上11个流程图是对图1所示的国际传播模式的分解，包括了国际传播过程中主要的信息传递方式。我们对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的研究也不可能超越这些具体的传播过程以及其中的参与因素。下面是对国际传播中大众传媒、国家以及民众三个主要参与因素的详细分析。

（三）国际传播中的大众传媒因素

1.国际传播媒介的类型

在本文中，参与国际事务报道和国际信息交流的大众传播媒介被概括为国际传播媒介。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国际传播媒介可以被区分成不同的类型。根据不同的传播技术，我们可以将它划分成五类：国际新闻通讯社、国际性的印刷传媒、国际广播、国际电视、国际互联网。

根据参与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国际传播媒介划分为三类：对内报道国际事务的传媒，如中央电视台的《世界报道》等栏目；对外报道国内事务的传媒，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第四套节目（CCTV-4）等；以及面向全球报道全球事务的传媒，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

根据国际传播媒介同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的不同，我们又可以将它划分为两类：国有传媒和私有传媒。这是对传播媒介根本属性的区分，它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的传播制度。对传播媒介的根本属性进行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传媒对国际事务的不同的报道方式、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以及不同的传播效果。参与国际事务的国有传媒是国家权力机构绝对控制下的舆论宣传工具，无条件地为国家的或执政党的利益服务。我国所有的大众传媒、美国的美国之音（VOA）都是国有传媒。参与国际事务的私有传媒是以商业利润为根本目的的，它们的观点和立场直接来源于市场的、社会的、政治的背景和环境，而不是来源于国家权力机构，尽管双方的观点和立场常常是相同或相近的。美国的主流传媒是比较典型的私有化的商业传媒。

2.国际传播媒介的职能

国际传播媒介一般具有以下四种职能：

（1）信息源

信息源职能是国际传播媒介的最基本职能。

在当代世界，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为民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信息通道。随着国际社会交往的不断加强，民众对国际信息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异军突起，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CNN满足了人们对国际信息的需求。在信息社会，获取信息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状态。CNN做到了24小时向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及时而全面的国际信息，所以它成功了。

另外，大众传播也是国家权力机构对外决策所依赖的重要信息源。各国政府中的对外事务官员往往都是先通过阅读、观看、收听传播媒介来获悉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才收到驻外使馆的电传报告，接下来才是情报部门的详细报告。尤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在事情的最初阶段往往是大众传媒向决策者提供最快捷的报道。当然，随着事件的发展变化，决策者们对传媒的依赖会逐渐减少。

（2）观察者

国际传媒的观察者职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注正在发生的国际事务焦点，追踪事件的最新进展；二是通过传媒的独特视角来发现一些并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但的确是重要的国际问题，进而引起国际事务决策者或国际社会的关注。后一个方面的作用对于我们的国际社会是非常重要和有益的。传媒独具慧眼的观察和思考往往可以超越政治局限而发现一些潜在的国际危机，对国际社会及时地进行预警，如对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对非洲饥荒等国际问题连续而大量的报道就有这种预警作用。

（3）分析者

传播媒介在一些深度报道的栏目或节目里会对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进行深层次、多侧面的分析，提出传媒本身独特的立场和态度。这些分析对决策者和民众的立场和态度的形成时常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另外，在诸多社会领域中，国际问题专家则是最经常被传播媒介采访的对象。记者和国际问题专家一问一答巧妙地分析了阅听者所关心的国际话题，深化了阅听者的国际意识。

（4）外交渠道

传统的国家外交一般是通过派驻各国的使领馆、国家领导人会晤以及国际会议等形式来实现的。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后，传媒则经常被各国或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用作外交手段来传递外交信息。有关各方在事情发生后，外交事务决策者们都要面对传媒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各方的立场和态度便在传媒中汇合，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决策者面对面的交流。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为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和误会，各国决策者之间经常性的交流与沟通是十分必要的，而国际传媒则为决策者提供了这样一个方便、快捷的通道。

尤其在某些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或敌对的国家之间，传媒的这一职能表现得更为突出。1998年11月初发生的又一轮美伊之间的冲突最后实际上是以传媒为外交渠道来化解的。伊拉克在最后的关头同意无条件同联合国核查人员合作，将冲突的皮球踢到了美国一方，于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便集中到了白宫，当然也包括伊拉克的外交决策者们，他们无须亲身前往白宫只要在电视机旁就可以了。经过一夜的磋商，美国向已经等候了几个小时的记者们发布了美国的态度：“伊拉克退却了，美国决定……”

3.国际传播媒介的局限

尽管大众传播媒介对国家关系和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但这些作用和影响是有条件和受限制的，因为国际传播媒介自身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

（1）传媒在国际事务中无法摆脱对国家权力机构的依赖

随着国际关系的迅速发展，国际行为体的增加，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受到那些超越国家边界的新生力量的挑战，我们也应该用新的眼光以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新的问题，但不能否认在目前的这个阶段以及将来相当长的时期里，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国家权力机构是国际事务信息的最主要的生产者和发布者，在国际事务上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和发言权。我们在前面提到国际传媒是国家权力机构进行决策的重要信息源，这只是更多地从技术的层面而不是从决策的层面来分析传媒的职能，从根本上说传媒还是无法摆脱对国际事务的决策行为者即国家的依赖。传媒对国家行为的报道主要来源于官方的消息，或者来自于政府定期、不定期的新闻发布会，或者来自于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中富于表演的言论。舍弃对这些国际关系基本行为的报道，国际传媒的作用和影响将无从谈起。

（2）国际传媒难以跨越文化差别的障碍

在前面我们提到，之所以把有些传媒称作国际传媒，是因为这些传媒参与了对国际事务的报道和评论，进行了跨国界的传播，从而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影响，而并不是说他们本身是超越了国家、超越了意识形态、超越了文化的。即使是一向标榜自己是全球的、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CNN国际频道，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它仍然是美国的媒体，相对于东方国家来说它仍然是西方的媒体，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仍然是发达国家的媒体。各个媒体总是具有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的属性，而不可能是“无国籍”的“世界公民”。

事实上这些专门从事国际事务报道的各国传媒及其记者由于受到本国政治的、文化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和束缚，很难对别国事务和国际事务做出非常客观公正的报道，况且在国际间由于不同国家的传播者和受众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因此统一的客观公正的标准也是不存在的。国际传媒的所有作用与功能只能局限于这一既定的、客观存在的框架之中。

另外，由于同样的原因，各国际传媒的新闻记者们对所驻在国家一般很难进行深度的报道，而且往往局限于容易获得或戏剧化的事件，如冲突性事件。这些表面化的报道有时非但没有增进国家间的交流，反而强化了彼此间的障碍。

（四）国际传播中的国家因素

1.传播制度

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不同国家的传播媒介对国际事务的报道方式与参与方式是不同的，由此也产生了许多国家间的摩擦与矛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不同的参与方式和由此产生的矛盾，我们不得不对不同国家的传播制度进行认真的了解和分析。

传播制度实际上是指国家权力机构同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是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不同的传播制度，即国家与传媒的不同关系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不同的国情和政治制度。我们可以将中国的传播制度相比较而言认定为发展中的国有化传播制度，而将美国的主流媒体传播认定为发达的私有化传播制度。中美之间不同的传播制度决定了两国媒体对国际事务不同的参与方式，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用不同的坐标来衡量和认识两国的传媒在两国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所以，用美国的传播制度来判断中国媒体的是与非，或者用中国的传播制度来评点美国媒体的功与过，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

2.国家安全

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国际问题总是和主权国家的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国家安全则被视为主权国家的第一利益所在。因此传媒在对国际事务或国家对外事务进行报道和评论时经常会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甚至被指控涉嫌危及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也总是被国家外事机构用作尚方宝剑和杀手锏来抵挡传媒的刨根问底。在危机和战争状态时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通常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这样，一方面大大限制了传媒对国际事务和国家的对外事务的参与程度，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传媒与国家机构及其外事机构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即传媒的知情权、发布权和传播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

越战期间，由于媒介的介入，或者说由于美国政府对新闻管制的失控，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最终迫使美国撤出。吸取了越战失败的教训，在后来的英阿之间的马岛战争，以及再后来的伊拉克战争中，传媒都受到了及其严格的管制，官方和军方的战况报告几乎成为媒介的唯一信息来源。实际上，不仅在战争中如此，在平时的国际交往中各国权力机构也会对传媒保持高度的警惕和限制。

这里所指的传媒自然不包括绝对为本国家权力机构利益服务的国有传媒，但并不排除这些国有传媒对别国事务以及不直接涉及本国的国家事务予以关注，因此传媒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对知情权的要求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矛盾也是经常发生的。

对这一现实的承认也造成了我们价值判断上的尴尬。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国际传播可以成为国际社会的舆论监督系统和预警系统，有助于增强国际政治的透明度和促进世界和平；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现实，主权国家的安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

3.国家主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是随着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并当作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和基本原则。一般认为，国家主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国界之内最高的、绝对的权力，不受任何来自国界之外的力量干涉的权力。然而在当代国际政治背景下，这一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观念却受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挑战和制约，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新的思考和再认识。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任期间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行用几个世纪的绝对的和排他式的主权学说已不再成立……我们时代的重大而明智的要求是重新思索主权问题——并非要削弱它的本质，它对国际关系与国际合作仍至关重要，而是承认它或许可以采取不只一种形态和发挥不止一种功能。”^[8]国际政治学者王逸舟也提出了制约国家主权的十个因素：民族与国家不重合、政府能力和责任感的强弱资源多寡和外交质量、文化认同与民众心理、国际干预的加强和国际法的“硬化”、国际组织的多种作用、非政府力量的壮大、经济的“无国界行为”和各国的相互依赖、全球危机的加深、人类空间探索的增加和各国海洋国土意识的增强给国际法造成的难题^[9]。这些思考和态度促进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再认识。

国际传播也是一个一再对国家主权观念提出挑战的重要因素，从最初的广播的“溢波”，到卫星电视的全球覆盖，再到信息高速公路的主干线——互联网的网络世界，无一不超越国家的边界，并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了原来的价值判断，对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绝对的国家主权自然包括国家对外来信息的控制权和选择权，然而在信息传播时代，国家对外来信息进行控制的绝对权威受到了威胁。现在，数以万计的世界各国的普通民众可以自由地通过互联网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国内、国外信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是几乎不存在国界的障碍的。国家对进出国境的有形物资或人员可以通过边防、海关来进行控制，而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对跨越国境的信息流入却面临着失控的危机，最终可能导致对境外信息在国内产生的负面影响束手无策。例如色情信息以及黑客行为在网络上泛滥已经引起全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像国家主权观念的其他制约因素一样，国际传播也令许多国家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不能逆世界的潮流而动，因噎废食，切断一切同外部进行信息交流的网络和渠道，而要努力推动国际间的信息流动；另一方面又在担心国家主权受到国际传播的侵犯，信息的监控权遭到丧失。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信息时代和国际传播本身的特点之外，还存在着国际信息流动的不平衡问题，或者称为传播秩序问题。

4.国家实力

国际间信息流动的不平衡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国家实力的不平衡问题。由于历史的、政治的以及自然条件的各方面原因造成了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状态越来越严重，富国越来越富，穷国则越来越穷。

国家的传播能力，尤其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国家对信息的生产、信息的传播以及信息的接收等各方面的驾驭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发达水平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能力。尤其进入后工业时代以来，信息产品（或称知识产品）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要财富。然而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目前拥有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信息产品，从好莱坞的电影到微软的windows，再到英语为通用语言的互联网世界。

未来学家托夫勒断言：在信息时代，谁拥有信息谁将拥有权力和财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实际上不仅仅拥有和运用经济霸权和军事霸权，它也同样拥有和运用着信息霸权。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为首的北约一边用导弹对南联盟进行狂轰滥炸，一边又在利用自己的传媒优势大肆传播“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观念。在国家实力上处于弱势，在信息传播处于被动地位的国家只能加快自己发展的步伐，目前却无力还击。

（五）国际传播中的民众因素

1.民众与政府

这里所说的民众是相对国家权力机构的决策者而言的，在国际事务中，无论是国际法的层面还是在外交实践的层面，国家权力机构和民众总是分列的，不可以混为一谈。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更是如此。

在国际事务和对外事务方面，政府和民众之间必须依赖于传媒的沟通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在国际事务问题上，政府和民众之间存在着明显信息不对称。民众一般不能直接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而政府通过驻外机构一般可以建立完善的国际信息收集系统，可以直接获取有关信息，所作的信息反馈也通常会对事态产生直接的影响。政府在国际问题上的信息优势意味着它有责任对民众进行传播，有责任维护和支持民众对国际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诸如国家领导人就国际问题的电视讲话，以及外事部门的新闻发布制度，都是政府通过传媒和民众在国际问题上的沟通，以便在重大问题决策中取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第二，在国际事务问题上，政府和民众的意志并不总是一致的。

由于民众在国际问题上处于信息弱势，所以他们一般主动将国际事务的决定权让渡给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永远放弃了这一权力，也不意味着政府或国家权力机构总能代表民众的意志。当民众或民众的一部分对某一国际问题持有不同的态度时，他们一般通过传媒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以及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传媒一般会把政府和民众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意志同时表现出来，但有时传媒本身也可能成为民众的一部分。

2.民众的构成和作用

在国际传播中，依据对国际事务参与程度不同，一般可以将民众分成两个部分：参与到国际传播过程中的普通人民群众；充当舆论领袖的社会精英们，如国际问题专家、社会活动家等。他们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方式和发挥作用都有所不同。

一般说来，在危机或冲突事件中民众总是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与参与热情，外界通过国际传媒也总能接触到普通民众极度情绪化的言行。实际上在记者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前举止激动是普通民众参与国际事务和引起国际关注的一个主要手段。甚至可以认定民众是通过情绪化言行来弥补自己相对于国家权力机构在国际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的。

而民众中的社会精英阶层则是比较理性化地通过分析、评论的方式以大众传媒为渠道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问题专家以及前政府官员，由于他们掌握更全面的国际信息，又具备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所以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发言机会，往往成为国际问题观点的制造者和舆论的发起者。

普通民众情绪化的言行和社会精英冷静的观点在传媒中汇聚成有影响力的舆论，同时又经过传媒的放大和扩散，从而对国际事务、国际关系以及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