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掌教务，于无声处听惊雷

执掌教务，于无声处听惊雷

解放初期，武汉大学最高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成立，著名物理学家查谦出任副主任，在30年代就和鲁迅打过笔墨官司的徐懋庸担任秘书长，韩德培则担任副秘书长，协助主持全校性日常事务。1951年，韩德培改任副教务长，实际上全面负责武汉大学的教务工作。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他参与制定了中南地区大学院系调整规划，为吸纳人才、充实武大的教师队伍做了大量工作。他办事干练，讲话富于感染力，得到李达校长、教育部和其他学校领导的高度评价，连中山大学校长冯乃超也觉得这个“拼命三郎”太不简单。同时，韩德培对由他兼任系主任的法律系也特别关心，为武大法律教学的改革不遗余力。他不仅借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法学教育经验，更结合新中国的法律实践，剔除了国民党时代旧法律的糟粕和不适应共和国需要的部分，形成了一套有特色的法学教育体系，使武大法律系的教学改革走在全国前列。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在全国各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被相继撤销而由政法干校取代时，武大法律系成为少数几个被破例保留的综合性大学法律系之一；也正是因为韩德培开创了武大法律系和整个武大教学改革的新局面，他被评为“武汉市教育工作者劳动模范”。

历史常常捉弄甚至摧残推动了它前进的人，这使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英才俊杰蒙羞受屈，甚至含冤九泉。而历代小丑和政治流氓乃至文阀、学霸，便在历史的曲折中发泄私愤，牟取私利。这样，政治上的大气候便成了一小撮人的保护伞和操纵小环境为非作歹的工具。所以，我们需要民主，需要法制，需要稳定、健康、有利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秩序。然而，在那大鸣大放、砸烂公检法的年代，所谓法制、民主只能是一种郁积于胸的期盼。

1956年，在大鸣大放“阴谋”中为中国的民主和未来而斗胆进言的人们，被践踏了二十多年，有些人甚至家破人亡，哀怨千古。然而，正是这场扼杀党内外民主之声的反“右”运动，在万马齐喑中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所在。反“右”以后，大跃进、浮夸风、庐山会议、四清运动等导致冤案无数，一直到十年“文革”，整个国家面临崩溃的边缘。这使韩德培和共和国50多万“右派”分子，都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痛苦体验，使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产生一种辛酸乃至饱含血泪的回忆。通过采访韩德培和其他几位受到“文革”冲击的教授，笔者认识到，惟一可以告慰他们的就是“右派”分子们曾用自己作出的牺牲甚至被迫而捐的生命，敲响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醒世之钟，使20年后世纪伟人邓小平能奇迹般地呼之而出，带领全国人民在神州大地上真正开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新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