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的辨析及其意义

一、语言学的辨析及其意义

语言是一定的现象之精神的载体，从词源学意义上讲，权利与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术语，而权利更多的是同法相联系的。换言之，法与法律亦是有所区别的。欧洲大陆的语言比较丰富，在表述法（权利）和法律这两个概念时，往往使用两个不同的对比的词。比如，拉丁文的ius和lex，意大利的diritto和legge，法文的droit和loi，西班牙文的derecho和ley，德文的Recht和Gesetz，等等。美国学者费希认为，上述每对词的第二个指颁布的法律，是由某种立法机关的当局在某个时间和某个地点制定的，所以这是凭意志的法律。每一对词中第一个指法律秩序、结构或体系，是作为一种至少在意思上合理的整体而构思出来的，所以这是凭理智的法律，这种分别在于前者要经过正式决定才成为法律，后者成为法律，是因为它本身是正确的或合理的。因此，只有第一个词而不是第二个词才能用来翻译英文中的principles of law或philosophy of law。^[32]在这里，尽管费希对上述每对词中的第一个术语的内在意蕴解读并不很贴切，因为这些词并不仅仅是指法律秩序、结构或体系，更重要的在于它含有正当、公道、正义、理性、权利等等意味。但是，费希辨析的合理性，就在于他看到了法与法律的差异性。

相比之下，英语对于法和法律这两个概念的表述则比较贫乏。在英语语言中，很难找到一个与“Law”相对应的确切的语言文字，因而往往用同一个“Law”来表现法和法律这两个实质上并不相同的概念。有的学者为了在英语语言中区别法和法律，也只好用“Right”来表示“法”，因为“Right”与拉丁文中的ius、意大利文中的diritto、法文中的droit、西班牙文中的derecho、德文的Recht等等语词的涵义较为相近。也许是因为这种语言上的障碍，有的法学家往往把各种法律和规则联想在一起，并且认为“法”是各种规则的总和或体系。庞德很早以前就看出这种倾向，认为讲英语的法学家在这一点上是上当受骗了，因为关于“法律”（a law）和“法”（the law）这两个概念，在英语中使用同一个词“law”，只是在冠词上改变了。这一点对讲英语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可能产生影响，因为“法律”当然意味着“规则”^[33]。

在法哲学史上，有的学者自觉地意识到法（权利）与法律在语言差异性背后所潜藏着的法律文化价值的差异性。比如，17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法学家扬巴蒂斯塔·维柯敏锐地发现法和法律这两个词的区别，尽量避免混淆这两者的使用。并且作为一位意大利人，维柯有意突出diritto（法）和legge（法律）的区别。不过，维柯分析的角度是试图指出习俗（custom，consuetudine）与法（legge）的区别。显然，他把习俗与法（diritto）相等同了。维柯把部落自然法摆在“习俗”的下面，以表示部落自然法相当于法（diritto），而不是摆在“法律”（legge）下面。此外，维柯还把狄阿·卡苏斯的一句话作为《新科学》的一条公理。这句话就是：“习俗像一位国王，法律却像一个暴君。”对此，维柯诠释说：“我们应当把这句话里的‘习俗’理解为合理的习俗，‘法律’理解为没有受自然理性灌注生命的法律。”^[34]在维柯看来，法就是习俗或部落自然法，是自然理性的化身，它构成人类共同意识的基础，因而是人类共同本性的普遍性体现。相对于法律而言，法是合理的、自然的，并且它本身具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因而法是合理性的象征。

上述语义学的分析告诉我们，在西方语言尤其是欧洲大陆语言中，法与法律有着明显不同的意义内涵，法与权利往往是同一个词，两者是处于同等序列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