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卷楼购藏书籍的原始记录

第三节　八千卷楼购藏书籍的原始记录——静嘉堂文库藏写本《当归草堂书目》考^[106]

本节所要考述的《当归草堂书目》现收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该书首见于1930年出版的《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以下简称为“静嘉堂目”）史部目录类著录：“当归草堂书目　不分卷　撰者未详　写　一册”^[107]。其后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对此书有较详细的解题：

当归草堂书目

无序跋。

似为购收时之记录。录书名、册数，稀及版本。主要者如下：宋版《后汉书》，缺五十六卷，三十七本；《周易本义》，宋版，八本；《韦苏州集》，宋元版，四本；宋版毛跋《晋书》，五十本。

稿本（静）^[108]

除此以外《，当归草堂书目》既不载于明清以来诸私家书目，亦不见藏于海内外各收藏机构，可以说是孤本仅存、几乎不为人知的秘笈。《静嘉堂目》和长泽氏描述了此书的形态特征，但未能考出作者。不过《，静嘉堂目》将此书列于缪荃孙《艺风藏书记》与徐枋《徐氏书目》之间，可见《静嘉堂目》的编者推测此书为晚清时期的书目。再综合以长泽氏的意见，则先行研究对此书的结论为：成书于清末，作者不详，似为购书清册。那么《当归草堂书目》究竟是成于何时何人之手，记录的又是何家的藏书或购书情况呢？

（一）《当归草堂书目》的形态特征

据笔者所获书影，可知《当归草堂书目》为蓝格写本，每半叶八行，四周单边，版心下方刻“文囗”两字（后一字难以辨识），右下方以墨笔书叶数。卷首题“当归草堂书目”，无编撰者名氏，首叶钤“静嘉堂藏书”朱文长方印。卷前后无序跋。著录书籍不按部类、杂乱无序。每书均记书名，册数，偶标版本，但无卷数、作者。每条占一行，间有夹行挤写者。据纸色及抄写风格，应系晚清写本。

除上述特征外，另有几点颇引人注目。一、此书所用格纸与用于钞刻书籍者迥异，每行分上下两栏，这是清末民初记账簿册的样式。换言之，此书系写于空白账册上。二、标记版本处墨迹较淡，笔迹也与他处不同，书非一时，写手亦非一人。三、部分标记版本的书名上方有红笔加圈，略加审查，则可发现加圈者版本均较好。如首叶加圈者为“《熊氏经说》　通志堂本　惠栋校”，便是名家批校本。可知凡红笔加圈，即意味着被编者目为善本。

（二）《当归草堂书目》编者考

由于书中没有任何内证直接指向具体编纂者，因此若只据上述形态特征，我们无法较《静嘉堂目》及长泽氏的结论更进一步，还是只能推测其为晚清某氏的写本书目。但结合他证材料加以分析后，笔者发现此目与八千卷楼丁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当归草堂为丁氏室名

如前所述，丁氏室名中最著名者为“八千卷楼”，此名源来甚久，起自其祖丁国典^[109]。另一常用室名为“嘉惠堂”，丁氏因抢救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而蒙清帝嘉奖，上谕中有“洵足嘉惠艺林”之语^[110]，丁氏遂名其藏书楼为嘉惠堂，并于“光绪十有四年拓基于正修堂之西北隅，凡二亩有奇，筑嘉惠堂五楹”^[111]。丁氏在藏书等文献活动中频繁使用以上两室名。如《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印之目》载丁氏藏书印61方，其中印文中有“八千卷楼”者多至12方，有“嘉惠堂”者亦达11方。

当归草堂虽不及“八千卷楼”、“嘉惠堂”常用，但同样也运用于丁氏的各类文献活动。为省篇幅，以下各举一例。在出版方面，丁氏编刊有《当归草堂丛书》、《当归草堂医学丛书初编》。在藏书印中《，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印之目》载有“当归草堂”朱文小方印。此外，丁氏制有当归草堂格纸，用于传抄书籍。如前揭丁氏当归草堂抄本《高氏三宴诗集》使用的就是版心下镌有“当归草堂”字样的格纸。

如上述，当归草堂使用虽不及“八千卷楼”与“嘉惠堂”频繁，但也是丁氏较多使用的室名之一，而其他藏书家却未闻有以当归草堂为室名者。因此从室名来看，《当归草堂书目》很可能与丁氏有关。

2．《当归草堂书目》所载书与丁氏藏书相契合

室名相合还只是间接证据，要证明某书目与某氏有关，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证实书目所载书籍与其藏书相契合。我们试以《当归草堂书目》所载书籍中标记版本者与《丁目》、《丁志》相比对，即可发现所著录书籍往往相合。

如长泽所称“《韦苏州集》　宋元版　四本”，《丁目》卷十五《韦苏州集》条下著录有“宋元刊合配本”，《丁志》卷二四著录该本，称“此前四卷宋刊本……后六卷配元刊”。据此，《丁志》、《丁目》著录的“宋元刊合配本”当即《当归草堂书目》之“宋元版”。

此目首叶有“《却扫篇》　影宋本”，《丁目》卷一二子部杂家类《却扫编》条下恰有“景宋抄本”。

第二叶有“《鸡肋篇》　抄本　二本”，《丁目》卷一四子部小说家类《鸡肋编》条下正有“抄本”，亦即《丁志》卷二一所著录之“抄本”。

上举各例，或钞或刻，悉与《丁志》、《丁目》著录相符。但书籍通常会有多个复本同时流传，刻本自不待言，即便是抄本，同书往往也有多个不同抄本（即便影宋抄本也是如此），但著录于书目时（尤其是《当归草堂书目》此类草目），却往往笼统称之为“抄本”，以致莫辨甲乙。换言之，普通的刻本、抄本作为比对证据不具有排他的唯一性。单从逻辑角度而言，我们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清末某不知名的藏家以当归草堂为名编制书目，而其藏书中也正有别的宋元版补配的《韦苏州集》、《却扫编》的另一个影宋本和另一抄本《鸡肋编》。

因此，在这种场合中更坚强、更有力的证据是名家批校题跋本，因其在版本与批校题跋者均明确的情况下具备排他的唯一性，换言之，批校本是独一无二的。故而以之为证据是具有几乎不可动摇的效力的。在笔者掌握的有限材料中，这类证据即有三处之多。

此目首叶有“《熊氏经说》　通志堂本　惠栋校”，《丁目》卷三经部五经总义类正有“《五经说》　七卷　元熊来撰　通志堂本惠栋校”，两者同。

第二叶有“《易纂言》　通志堂本　惠栋校”，此本不见载于《丁目》、《丁志》，但南图藏稿本《八千卷楼藏书目》经部《易》类《易纂言》条下正有“惠校通志堂本”。

又，长泽所称“宋版毛跋《晋书》　五十本”，所谓“毛跋”当指经汲古阁毛氏题跋。《丁志》卷六著录有宋刊《晋书》两部，一为大字本，一为小字本，其中小字本为“王世贞毛晋宋荦马瀛藏书”，并称其“末有记云：此书为王弇洲先生所藏。贞元本唐德宗年号印，恰符先生名字，故其秘册往往摹而用之。下必继以三雅印，此属仲雅者。向曾遭割裂，想经先生改正。余全史仲原本亦系宋刻，每多缺字，而此本特全，洵可宝也。湖南毛晋识。有‘毛晋’、‘汲古主人’印”云云。由此可知，“宋版毛跋《晋书》”即为《丁志》所著录之宋刊小字本。此本也收入了《钵山书影》，毛晋跋亦影出。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卷三史部正史类《晋书》条下著录有“宋刊小字本　丁书　五十册”^[112]，版本及册数也与之悉合。

3．存在的歧异点

不过《当归草堂书目》也有与八千卷楼藏书看似不符的情况。如该目第二叶有“《六书正讹》　明板　五本”，按《丁目》、《丁志》，此书八千卷楼只藏有“元刊本”，为孙星衍藏书。长泽所称“《周易本义》　宋版　八本”，按《丁目》、《丁志》，八千卷楼无宋本，仅有元刊，为朱彝尊藏书。又，长泽所称“宋版　《后汉书》　缺五十六卷三十七本”，按《丁目》、《丁志》，八千卷楼无宋版《汉书》。

不过，对此我们仍可给出合理解释。首先，本节运用的主要方法是根据诸书目版本著录的异同进行判断，但是版本记载相异并不等同于是不同的版本，因为在鉴别版本的过程中，往往会由于误判及先后鉴定结果不一，而导致实为同一版本却版本著录不同的情况出现。尤其是丁氏这样活跃于几乎整个同治光绪时期的藏书家，在数十年的藏书活动中，对部分书籍的版本鉴定结论发生变化，是很有可能的。

如《六书正讹》，《丁志》、《丁目》俱称有“元刊本”，南京国学图书馆编《钵山书影》亦将其作为元刊本收入，而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本实为明嘉靖元年于鏊刻本^[113]。而细审《当归草堂书目》书影，可以发现原先将此本著录为“元板”，后又涂改为“明板”，原来字迹仍依稀可辨。再证以《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该本为五册，与《当归草堂书目》正合。

《周易本义》也属这种情况，《当归草堂书目》著录为“宋版”，《丁志》、《丁目》及《钵山书影》均定为“元刊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则定为明刻本^[114]。又据《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著录，此本为八册，与《当归草堂书目》恰符。以上两书，便是版本误判与多次鉴定结论不一导致版本著录不同的实例。

至于“宋版”《后汉书》，遍稽《丁志》、《丁目》等书，也未能发现八千卷楼曾藏有版本、阙卷、册数与之相符或可推导联系者。不过在藏书过程中，会因为出借、馈赠、失窃等诸种原因导致藏书流出或损失，因此《丁志》、《丁目》并不能反映丁氏的全部藏书。此外，收藏过程中的重新装订也会导致书籍册数的变化。所以笔者认为，偶有如“宋版”《后汉书》之类与他书著录不相符的情况，并不能作为影响整体判断的有力反证。

综上所述，《当归草堂书目》与丁氏曾多次使用的室名一致，所载书籍的版本、册数多与丁氏藏书相符，更存在着名人批校题跋本相同的情况，即便有版本著录不一等不相符的实例，也往往能通过其他途径曲证旁白，证其为同书同本。所以笔者认为，基本可以断定《当归草堂书目》为丁氏所编。

（三）《当归草堂书目》的成书时间及性质

前已述及，丁氏藏书活动几乎贯穿于整个同治光绪时期，那么《当归草堂书目》究竟编制于何时，进而言之，它反映的又是哪一时期丁氏的藏书情况呢？此外，该书目的具体性质又是怎样呢？若要全面研究《当归草堂书目》一书，这两个问题当然无法回避，但由于材料有限，我们在此只能略加推断。

1．关于《当归草堂书目》成书时间的推测

由于缺乏其他有力证据，我们无法考出《当归草堂书目》的确切成书时间，只能通过丁氏使用室名“当归草堂”的情况来粗略推测。文献中首见“当归草堂”一名，时在同治三年，见顾千里临校陆贻典宋本《易林》丁丙手跋落款：“甲子（同治三年）春王正月甲子日，丁丙记于沪上之当归草堂。”^[115]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克杭州，丁氏家族离杭避难，暂居上海，直至同治三年春返杭。据此可推知，当归草堂这一室名乃是丁氏于离杭流寓之际，为抒发乡思而创。

随着战后丁氏返回杭州，当归草堂这一寄托故家乔木之思的室名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是也就逐渐废置。因此丁氏使用“当归草堂”，主要是在同治及光绪初年。比如，《当归草堂丛书》的刊刻始于同治二年，终于同治五年；《当归草堂医学丛书》共十二种，十种刊于光绪四年，两种刊于光绪九年。又如当归草堂抄本《定乡杂著》卷末八千卷楼主人识语回忆称：“同治七年，从邹典二家借得书农先生全集。匆匆属写官录此册。用当归草堂版格。”^[116]可知“当归草堂”格纸也是在同治年间使用的。

进入光绪中叶后，丁氏使用“当归草堂”的情况则非常少见。在刊刻书籍方面，光绪十年后丁氏编刊了上百种书籍，各书卷前牌记多署“嘉惠堂”、“八千卷楼”、“正修堂”，仅有《白云集》（收入《遗著》）署为“当归草堂”。在藏书题跋中，丁氏落款署为“当归草堂”者，就笔者见闻所及，绝无实例。而前揭当归草堂抄本《高氏三宴诗集》丁丙手跋称：

同治二年，在沪上购得明初刊本《荆溪唱和集》，益思《高氏三宴诗》于不置。克复后，整理文澜阁残书，此本遽然未燬，急倩王韶生录之。尚用当归草堂书格也。……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丁丙谨识。

从其中“尚用当归草堂书格”一句来看，到光绪二十三年前后，丁丙本人已经长久不使用印有“当归草堂”室名的格纸了，因此语气中表现出了对“当归草堂”的久违感。

综上推测《，当归草堂书目》的成书时间应不晚于光绪初年，而很有可能成于同治年间。丁丙《松梦寮文集》有一处有趣的记载，见《八千卷楼收藏书籍记》一文：

故人周汇西，书贾也。将回杭负土。余嘱其假惜字举寓搜书计。贼知书之得获赀也，牛腰捆负，麕集出售，零乱损残，如人之遭患难而无由完合也。火者半，存者半，间关至沪，暇略检剔，拂尘驱蠹。其中故家之收藏、耆旧之雠校，吉光片羽，愈堪宝贵，爰为录目，以识燹余。……同治二年佛浴日书田耨夫自记。

该文记述的是同治元年至二年，书贾周京潜回杭州，为丁氏购得了大批书籍一事，前文已述及。此处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文中称丁氏对收得的这批书籍“爰为录目”，即编制目录。此文作于同治二年，正是“当归草堂”一名大行其道之时，那么这次编目的最终成果，会不会就是《当归草堂书目》呢？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当然，目前所掌握材料还不足以让我们做出这么大胆的推测。

2．对《当归草堂书目》性质的推断

关于《当归草堂书目》的性质，我们可以先从其编写形式入手，进行推断。该书目的基本特点是：排列不按部类，毫无次序可言；只记书名、册数，间及版本。在明清藏书目录中，不乏著录极为简单草率的草目，甚至有只记书名，其他诸如卷数、作者、册数、版本等付之阙如的，但基本均是按部类编排的。如明人赵用贤的藏书目录——《赵定宇书目》只著录书名、册数，且被批评为“虽然也分了类，但类列是极不精密的”^[117]，但总还有部类可寻。而像《当归草堂书目》如此简略凌乱者，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确为十分罕见。就此来看，它的确不似藏书目录。但是作为购书账而言，该书目却又没有购书日期、价格的记载，委实令人疑惑。

由于《当归草堂书目》本身没有任何明确坚强的证据（尤其是文字证据）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只能借助于将其与丁氏编制的购书目录相比对，冀有所得。《文澜学报》2卷3～4期合刊号著录有稿本《嘉惠堂新得书目》三册，称“上册记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四年所得书目，中册记壬辰、癸巳、甲午三年所得书目，下册记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四年所得书目，卷首各有丁丙手写小引”云云^[118]。《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卷7～8期合刊卷前展示了该书目上册首叶的书影，并介绍称“系誊录于乌丝栏《古今图书集成》样纸上……天头又有‘8者皆善本也’之识语”。据书影展示，此书卷端题“嘉惠堂戊子年所得书目”，次行题“十一月初十日编次誊录”，第三行题“经部”，可知全书按四部分类。此外，各书只具书名、册数，间记版本，而不载作者、卷数、购书日期及价格；并于部分书籍上方标8字型符号，以表明其为善本^[119]。

从以上介绍可知，《当归草堂书目》与《嘉惠堂新得书目》在诸多特征上如出一辙，这也从侧面旁证了《当归草堂书目》系丁氏所编。而两书除所用格纸与标识符号略有差别外，其不同主要在于：1．《嘉惠堂新得书目》因系年末汇录，故而可以采取四部分类，而《当归草堂书目》编排无序，恰说明它是最原始的购书登记册，随购随记，无法讲究编排次序；2．《嘉惠堂新得书目》起戊子迄戊戌（即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四年），而《当归草堂书目》，如上所考，约为同治及光绪初年的购书记录。因此，笔者认为《当归草堂书目》是丁氏早期的购书原始记录。

（四）结语：《当归草堂书目》的价值与遗留的问题点

如上考述，《当归草堂书目》记载了八千卷楼早期的购书情况，其价值首先就在于它是原生态的购书记录。明清以来，诸家书志书目代有流传，但购书账册却罕有存世。对于藏书家的访书史事，研究者基本只能依靠题跋等零星材料管中窥豹。《当归草堂书目》却为我们保留了这方面的大量珍贵史料，也为研究八千卷楼丁氏提供了新的历时性材料。

其次，《当归草堂书目》中的版本标注，尤其是前后著录不一的版本记载，为研究丁氏乃至清末的版本学实践活动提供了一手史料。例如，前揭《周易本义》一书，《当归草堂书目》定为宋刻，《丁志》、《丁目》改为元刊，而经现代研究者鉴定，实为明刻本。从鉴定结果的不断更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丁氏在版本鉴定时秉持了较为认真严肃的态度，勇于修正自己的误断；但另一方面，丁氏的版本鉴定功力并不十分高明，特别是在鉴定明翻宋元本时，对于版刻风格的细微变化把握得不够准确。而笔者相信此类可以为版本学史研究提供有用史料的实例，在《当归草堂书目》中远远不止这一例。

再次，《当归草堂书目》这一中国藏书家的购书簿册流入日本，对于中日书籍交流史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当然，同时它也带来了问题：由《静嘉堂目》可知，《当归草堂书目》既非陆心源皕宋楼旧藏，也非日人收藏，而是静嘉堂自行收购的。那么它是何时从八千卷楼流出，为何没有随丁氏的绝大多数藏书入藏江南图书馆，又是于何时流入日本的呢？限于材料，目前尚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不过笔者相信，《当归草堂书目》中各类有用线索与问题点肯定还大量存在，随着材料的披露，研究者肯定还会有新的发现。希望笔者所做的初步探索能作为引玉之砖，引发中外学界对这一之前几乎无人注意的孤本文献展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