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农村是一块广袤而不可忽视的地域。不论是土地，还是人口，农村都占有最大数额的比例。而中国的各种政策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经济一向是我国的立国之本，也是众多政府组织以及所有农民最关心的命题。
回顾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实现了政策性强制推动与管理向市场推动政策调控的转变，由于外界条件的变化，无论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农民转为农民工、乡镇企业发展、股份合作制等，都是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发展结果，本质上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而我国农村现阶段发展则是此过程中市场诱致性变迁与政府强制性变迁相容推进的过程。而在这个农村经济制度的变化过程中，这两个因素的比重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迈向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已经从解放生产力，以土地为核心的经营制度改革向现代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方向开始转变。市场与政策性的调控与博弈，开始将农村经济现代化的问题引入了对农村资源的组织与再组织的议题上。
而组织与再组织的议题包括有农村适度规模经营、农村农民合作组织、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重要命题，不论哪一个命题本身都牵扯到对于农民的教育、动员、组织与管理。从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相关研究的理论回顾和梳理来看，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探讨基本是以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的，其他学科的研究介入相对较少，且不具有系统性。传播学的研究视角则更是凤毛麟角。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从传播学视角探讨我国现代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则是乡村传播学、经济传播学应该给予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乡村传播学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加入了对我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中来。乡村传播学以发展中国家乡村社会及其乡村社会与外部之间的信息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关注以信息为核心的乡村传播系统中受传者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个人和群体的权利的问题，借助对信息内容、信息传播渠道以及影响力的研究，解读信息时代中乡村社会的内在变迁机制、变迁趋势及其外在的影响力和推动力。就目前来说，主要的研究成果还集中在：原有的农业推广机制的变革、大众媒介对农业科技政策传播的影响力、村落内部的舆论领袖的作用（包括农业经纪人、农村新的精英分子等）、农村合作组织的研究、村民大众媒介接触研究等。国内学界尚未形成着眼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乡村传播研究，并没有形成乡村经济传播这样的概念和研究体系。部分学者也只是从大众传播视角出发，探寻了大众媒介传播内容中经济信息的使用与满足状况。
学者邵培仁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经济传播学”的概念，在他的《经济传播学》一书中，他提出了经济传播学的概念和基本理论。[1]他表示，经济传播学研究的基点是经济传播的信息与符号，其内容为经济信息的传者研究、信息研究、受众研究、媒介研究及效果研究几个方面。由于经济本身的含义较为丰富驳杂，导致在经济传播的研究中视野较为分散和局限，为数不多的经济传播研究也只是着眼于大众传媒中与增收相关的经济信息来进行，所以在经济传播的研究领域中并没有形成完整和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农村这块广袤而复杂的区域范围内，实际上存在着丰富多层的传播体系，既有以行政管理部门为信源的组织传播体系，也有以大众传媒为信源的大众传播体系，还有以民间个体信息服务中介为信源的人际传播体系，在这些不同的体系之中还存在各种复杂的传播互动情况。如此看来，如何从农村经济学和乡村传播学交叉学科的视角探讨传播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及具体作用则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传播是一种牵涉到主客体关系的过程，因此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农村经济发展必须紧紧围绕着“农民”受众本身，基于乡村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试图回答以下一系列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如当下原子化的农民的经济观念、经济逻辑是如何形成的？农民的经济信息传受状况及信息接受习惯如何？经济信息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体现在何处？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传播的内容和渠道是什么？农民的接受程度如何？经济传播的各环节要素是什么？原子化的农民的自组织和行政组织的效果如何？农村经济信息传播情况能够满足农民再组织的目标？这些问题的提出与探究成了我们此次调查研究的重点。为了了解当前农村经济传播的基本状况及相关议题，自2009年7月始至2010年4月，我们对江苏省J市农村进行了有关农村经济信息传播状况的实证调研。历时半年多的参与式观察和与当地农民访谈的过程中收集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对J市农村经济发展及经济信息传播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2008年J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36.1亿元，比上年增长14.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6.56亿元，增5.3％；第二产业增加值205.74亿元，增长14.9％；第三产业增加值103.8亿元，增长15.4％。三次产业结构比为7.9∶61.2∶30.9，第三产业比重比上年提高2.4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3376元，增长14.3％。在农业方面，2008年J市新增“三大合作”组织173个，总数达453个。农村生态环境有效改善，新增林地、绿地面积3.6万亩。J市还建成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国家级蔬菜标准化示范区通过专家组验收。J市也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水稻种植机械化，并且有106个“全面小康村”创建达标，新建村级便民服务中心208个、91％的村建成投入运作。
总体看来，J市农村的工业普遍集中规划发展，招商引资成为了政府及各乡镇服务中心的头号任务，以经济形态变化为主导因素的农村格局正产生着明显的变化。大量田地及房屋被征收建设工厂，土地流转问题及其产生的矛盾成为农民与政府接触的主要事务。而且农业普遍副业化，青壮年农民进厂务工，农民身份与农业的概念开始产生了质的变化。由此，农民们的经济状况开始出现分层，差异性逐渐增强，务工信息的获取及就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基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农民致富的内生需求不断扩大。
若将J市所处的苏中地区置于江苏省的整体情况来看，它恰好处于苏南（苏、锡、常）地区和苏北地区的中间层次。以社会转型的进程而言，苏南地区的农村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走上了基本富裕的道路，农村的脱胎换骨也已经平稳地得到实现。而苏北地区农村则仍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也相对较弱。故此，苏中地区的农村，则恰好比较符合普遍意义上的转型期的农村形态，个体与组织都在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社会框架下运行着。
在对J市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还以经济信息传播客体——农民受众为调查对象，集中于2010年2月于J市农村进行了经济信息传播需求状况的问卷调查。主要调查目的是从以农民为主体的接受机制上，了解农民对于经济信息内容需求主要在哪些方面（如务工、致富等），应该如何调整经济信息传播服务的内容与方式以使农民们的经济信息接受与利用变得更加完善。并从已有农民既有的信息接受机制及政府已有的服务举措出发，了解政府的经济信息的各项服务的传播效果，渠道畅通情况，以及与农民需求的一致性上提出新的政府经济信息传播服务的改进建议。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民基本经济构成及土地使用状况调查、农民现代经济意识调查、大众媒体对农民经济信息传受状况调查、农民致富意识及致富信息获取情况调查、农民务工信息需求及其权益保障情况调查、J市三大合作服务项目传播状况调查等。
问卷调查实施主要在J市D镇、P镇、Y镇、H镇、S镇、G镇、Z镇、F镇、X镇、W镇共计10个乡镇，逾百个村子发放了经济传播调研问卷，并按各乡镇农村人口配额抽样，共发放调查问卷255份，回收250份，均以访问式填答进行，有效回收率达98％以上。并且采用了SPSS13.0分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录入、整理和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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