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市人社局）朱延逵
忙完一天的工作，匆匆地赶回家，眼前依旧那样熟悉，儿子在书房里默默地做着功课，母亲坐在床的一角，戴着老花镜，凝视着手中红红的本子，脸上挂满灿烂的笑容。
“妈，又在看你的存折呢！”
“那可不，这月又发工资了，里面该有三千多块钱了！”
“哟，不少啊！”
……
记不清这样的对话我们已经重复了多少回，但每次我们都乐此不疲地说着，因为每每这样的对话，我总能在母亲爽朗在回答中听出幸福，在母亲洋溢的笑容中看到欢乐……
母亲今年已经62岁了，大半生的时间生活在农村，不是没有机会搬到县城，更多的是出于生活的考虑。那时家里是个“单职工”，父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姐姐在县城工作，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在农村生活，只有到了周末，一家人才能团聚一次。直到1990年，家里这种聚少离多的状况才赢来转机，那一年，父亲终于等到了一个“农转非”指标，可就在指标分配问题上，他们却产生了分歧。父亲的意见是把指标用给母亲，因为这样可以尽快结束夫妻两地分居生活，全家团聚；而母亲的意见却是要留给我，因为我是家里的独子，她担心我以后考不上学怎么办，可以用城镇户口找个工作。最后双方争执不下，只好决定过几年再说。直到1994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姐弟三人一起走出了农村，吃上了“公粮”，指标才自然而然地落在母亲头上，一家人终于搬到城里生活。只可惜，四年的拖延，加之母亲年龄增大，她再也没能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只好在父亲单位底下的一家纸箱厂当起了一名“家属工”。
五年的辛苦劳作，本以为母亲能像其他人一样，转为合同制工人，缴上养老保险，可由于经营不善，加之经济体制改革，母亲的工厂很快就倒闭了，她只好重新回到家里，当起了“全职主妇”。每每和同龄人在一起，听别人说到工资、保险，母亲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这家里只有我是吃闲饭的，以后就靠你们养活喽……”听得出来，母亲虽然是调侃的语气，但心里更多的是酸楚和无奈。每到这时，我的心里也满是愧疚，假如不是我，母亲完全可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假如不是我，母亲也早就成了城里人，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养老保险……
特别到了2009年，随着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这种愧疚、这种落差更加强烈，看到老家的大叔、大婶都能拿到养老保险金，母亲更感觉自己成了“边缘人”，不时唉声叹气：“早知这样，还不如当时不转非呢，现在还能领到保险金”。什么时候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养老保险，成了母亲最大的心愿；怎么能让母亲真正像城里人一样快乐的生活，成了时刻缠绕我的心事……
时间仿佛就像流水一样，幸福的日子说到就到。2010年，像母亲一样生活的人们终于赢来了福音，“符合条件的五七工、家属工全部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从缴费下月起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听到这个消息，母亲高兴地差点蹦了起来，脸上挂满喜悦，以往蹒跚的脚步也利落了许多，一遍一遍地奔走于保险所、单位、银行之间，不时地拿起电话，告诉原来的老同事、老姐妹“咱们也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啦，一个月能领485元呢，还可以享受以后的调资政策，快去办吧！……”
当第一个月的工资如期到账后，母亲的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她反复翻弄手里的存折，不停地念叨着。一辈子的期盼终于变成现实，她激动、她兴奋……我知道，她关注的并不是存折里面数字的多少，她更满足的是心理上的认可，党和国家没有忘记她们这部分人，她们永远不会被社会所抛弃……如今，每天拿出存折看看，算算里面有了多少钱几乎成了她的必修课，当初的口头禅早已不见了踪影，说话时的语气和腔调发生了很大变化：“还是党的政策好呀，我可得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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