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沉睡的古城

第十七章　唤醒沉睡的古城

“中国古村落是中国龙盘踞的胸膛，中国古村落是中国龙腾飞的沉重的翅膀。”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五千年文明长河而不曾中断的国家，悠久的历史赋予了中华民族博大而丰富的文化遗产，甲骨文、青铜器、长城、故宫……以及极具特色的各种民族、民间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而灿烂的人文景观。古希腊哲人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众多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闪烁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劳的光芒。她们是传承中的载体，更是发展的依托，她们不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古村落是一个群体辉煌的或寂寞的历史纪念碑，是人类文化多样性最具资格、最具品味、最具权威的阐述者，它们有经济、历史、旅游和欣赏的价值，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根基主要在农村，一些村子包括祠堂等公共建筑比较完整地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而且这些村落大多依山傍水，无论从建筑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传承的角度都亟需保护。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现在还有不少极具价值的古村落，虽然他们大多并未列入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但依旧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根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提高人们的素质，但进行村容的更新建设必然会触及到对古建筑、古村落的改造。受现代经济活动和城镇化的影响，现在一些古老的历史文化村镇传统风貌正在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很多传统民居年久失修，而当地保护资金不足，无法承担修缮的补贴，一些极有科学艺术价值的传统民居、街巷、祠堂、园林等被毁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有的地方为追求美观整齐，对古建筑进行大面积粉刷甚至拆除，一些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但目前又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张湾村文物古迹分布示意图

张湾村虽不及那些大名鼎鼎的古村落，但历史上也曾存在过不少有名的古迹和有趣的故事。

1564年初春，顺天府尹刘畿建议朝廷在张家湾修建城池，明世宗准奏，命顺天府丞郭汝霖、通判欧阳昱掌管建城。此城最大的特点是不方正，东城墙随河就势，陡矗河边，不在一条直线上，全城呈瓦刀形，南北长，东西宽，西墙湾少，东垣拐，南墙宽，北垣窄。城周长九百零五丈，厚一丈一尺，高二丈一尺，内外砌砖，中夯灰土。根据实际情况开有五门，门不相对，各按码头转运所需而建。南墙濒临萧太后河，门在偏东部位，正对着河南面码头上的巨大市场。西门外南部是西码头，北部是耕地，挖护城河与萧太后河相通。两个码头去京大道靠南，所以西门开在偏南部位。北墙外挖护城河通玉带河(原通惠河)故道，有一条古道通往通州和北京，城北门开在偏东部位，直对大道，也通往通州和北京。东墙北部靠近通惠河故道，在河东折的地方，墙也向东折，开东门通往皇木厂，南部开东便门通盐场、江米厂，此城四个正门上各建有歇山顶城楼，在东南两处建三处水关，用以排泄城中雨水入河，城内有守城兵营，编制五百人。

当时城北门外护城河上有一座单券石桥，两侧有石栏，过桥沿大道60米左右处，路西有一座“铁牛寺”，后改为“铁锚寺”，路东与铁锚寺相对是“水仙庵”，俗称“莲花庵”。铁锚寺建于七百年前，开始是“五行寺”，万历三十一年(1603)曾重修，后来在里面供奉的不是什么佛道人物神像，而是一头铁铸的犍牛，用于镇压水患，保佑通航。到了成化二十年(1484)，通州北城燃灯佛舍利塔进行了一次重修。传说通州城像一只大船，北大街的鼓楼是大船的巨舵，那塔是船的桅杆，玉带河是缆绳，而那铁牛本就是大船的锚，如此通州在大海的烟波浩淼中才没有翻船。由此传说，人们倒觉得供奉“铁锚”比“铁牛”更实际，于是人们就把铁牛熔化，改铸成一只大铁锚，从此“铁牛寺”就变成了“铁锚寺”。

花枝巷遗址

东门内大道北侧有文成阁院落，据老人讲原先是书院，解放前村里有些老人在内读过书。现存东门桥、东便门通盐场、江米厂、东便门弘桥、南门外通运桥及一段城墙。南门往里50米左右，大道西边的“大花枝巷”，是当年曹雪芹家的当铺和染房所在地，门面部朝北。1949年以前房还未改，砖额还有“当”字刻痕。在花枝巷腰部，向北有条小胡同直通西门内大道，叫“小花枝巷”，是花枝巷唯一的分支胡同。在小花枝巷南端西侧，旧曾有一处院落，约有二十来间房，是小四合院，据老人相传，这所院子最早就是曹家的住宅，原来院门朝南向花枝巷，原来院中东厢房的北间里有一眼井，口小底大，约10米深，此井据专家说主要不是饮水，而是为夏季凉镇食品、蔬菜等物之用。1993年5月，张家湾镇政府派工重淘此井，在井口砖缝间发现一枚“康熙通宝”铜钱，专家们认为此币是当初砌井的瓦工匠故意放在那儿的，估计井壁每层的砖缝间都会有一枚当时流通的铜钱，以求吉利安全。同时在井底淤泥中清出一支檀木折扇边骨，外侧面嵌有金线，残缺不全。据有关专家初步鉴定，这还是乾隆之前的遗物。

花枝巷步行街规划示意图

光阴荏苒，时光中发生多少变迁，岁月掩埋了多少光华，昔日繁华的漕运形象已随历史的烟尘涤荡开去。有人说这是一块宝地，有人说是先有了张湾村，才有了通州城。刘国利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当时申请“旧村改造”时错了，应该申请的是“旧城改造”，“河北面是城里，南面是城外，我们这儿是城里啊!”但是不管怎样，现在的太玉园东区尚存一块空旷的土地，花枝巷也仅存一块标志性的石碑，古老的运河和萧太后河正静静地流淌过张湾村，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期盼着什么。

在过去十年中，刘国利敢为人先，敢于挑战。张湾村发展起来以后，他希望自己的视野能够更加开阔，尽管开阔的视野意味着他必须为自己找更多的麻烦和承担更多的压力，但热爱传统文化、热爱自己家乡的他，实在不愿意让张湾村那么多的宝贵资源继续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

古村落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往往是一对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历史上的一些古村落能够留存至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交通不便等一些原因阻碍了其发展的结果。这似乎验证了“发展即破坏”这个说法的正确性。过度的开发与建设，会损坏古村落。一方面要面对不断扩大和深入的旅游开发，一方面还要面对古村落及其脆弱的自然、文化和生态环境。这是许多古村用巨大代价换来的经验。

张湾村的情况有所不同。旧村改造虽然保留了大、小花枝巷原址，但张湾村的众多历史遗迹主要还是要依靠“恢复”的。这就注定了张湾村的旅游资源开发要采取复合型的模式，并且要注重可持续发展。

社区参与型乡村旅游是促使乡村旅游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它的意义在于保证社区成员可以获得旅游发展带给本地区的利益和福祉，当地政府部门通过旅游业税收渠道而进行的旅游收入分配应该优先用于发展社区成员参与旅游业的能力。

社区参与型旅游是指乡村社区，包括村民个人和集体，能够参与旅游开发决策全过程，能够合理分配到乡村旅游收入，以乡村社区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旅游形式。实现社区参与利益分配的主要途径包括:有获利能力的村民直接进入旅游产业、获得经营收入，经营能力和获利能力弱的社区村民可通过接受雇佣、提供劳务、获得政府的生态或土地补偿、或者村民入股分红等渠道间接分享旅游收入。村民经过民主协商，通过村集体或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的代理而进入乡村旅游市场，是保证参与型乡村旅游获得发展的关键。

乡村旅游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乡村社区内部，以村干部为代表的村集体会因其市场主体地位较明确而超越村民的公共利益，形成内部分配不公平的局面。而农民等乡村社区成员很难或不能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决策的过程，这大多属于村级基层民主制度不完善的问题。许多案例材料表明，农民在旅游脱贫、旅游致富效应的影响下，他们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和经营的经济驱动力是很强烈的。发展社区参与型乡村旅游，在政策设计上要充分重视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取向，确保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村民应该参与到规划、投资决策、项目建设与经营等旅游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去。这种全过程参与要反映村民的发展意愿，保障其获得公平的旅游收入，维护乡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等公共部门与村民之间应在旅游规划和决策等方面相互配合，政府需要培养村民的科学决策的能力，为其提供必要的培训。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是发展社区参与型乡村旅游的关键。

另外，由于张湾村地处京郊、六环附近，由二环驾车至此不到一个小时车程。因此，也可着力发展城乡互动型乡村旅游。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是需要加以调整和控制的，有了和谐的城乡关系，才能形成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否则，不顾乡村经济作用和文化而一面倒的城市化则不利于乡村旅游资源特色的保留，不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所以，城乡互动型乡村旅游确实是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互为依托的城乡关系的旅游活动。而城乡互动型的乡村旅游发展，需要建立在新农村建设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之上。张湾村就具备这样的优势。

有句古话叫“衣不举领者倒”，意思是，想拿一件衣服，最好抓住领子，一提之下，一件衣服就会顺顺当当，如果抓住其他地方，衣服就会颠三倒四不成样子。做事要抓住重点，纲举则目张。

刘国利十分可贵的一点还在于，经济落后时能够关注教育、文化的发展;经济状况好转、大力向前发展时，他依然能够抓住“文化”这个重点，大做文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新农村建设，是涉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的综合性工程，是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大力加强农村新文化建设，努力培养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既是新农村建设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把新农村建设不断推向前进的基本保证。

随着城乡人员流动性的日益增加和信息传播、渗透范围的日益广泛，农民的思想、意识、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巨变，社会主义农村新文化的形成和新型农民的产生，极大地改变着农村的面貌。建设新农村，说到底，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构建中国农村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塑造中国农村新的文化与新的农民。

过去县乡两级文化部门很大程度上是“养人”式的文化运行体制，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能力、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到为农民提供文化服务当中，特别是乡镇七所八站由于机构的精简，文化站早已是名存实亡，致使乡村文化体系“空壳化”运转;从政府行为上看，由于在文化建设方面不仅难以像经济建设和招商引资一样看到高楼大厦的崛起、工厂林立的壮观，也不可能带来立竿见影的财政收入和显著增加村民的收入，因此沿行的文化体制一向缺乏积极性。特别是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政府考虑的还是房屋规划、公路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如何活跃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则很少投入。本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却长期依赖政府。政府出钱办、群众围着看“送去的”文化大餐往往很不合农民胃口，农民并不领情，以至“来了就热闹，人走就茶凉”，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文化温饱”。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要遵循以农民为主体的原则，鼓励农民主动参与，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要坚持依靠农民、发动农民、相信农民，农民的事情让农民自己做主，农民的事业由农民来办。如果在文化的创造上让农民成了旁观的局外人、简单的劳动者，这种身份不仅会造成农民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冷漠，而且使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没有了源头活水。因此，能否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人翁精神，让他们能积极参与、积极融入到新农村文化和经济建设中来，是决定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速度和成败的关键要素。

刘国利带领下的张湾村，充分认识到农村广泛活跃的文化中介组织的重要性，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从当地的基础和条件出发，将政府力量作用于社会力量，将时代资源嫁接于传统资源，重视村民全面素质的提高，发挥农民的主体创造作用。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一天劳累，看看电视，倒头便睡”，早已不再是张湾村民的生活写照。现在，刘国利又开始致力于开发张湾村的旅游资源，努力打造旅游文化新村。古运河畔这颗明珠将不再沉睡，必定会散发出夺目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