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舞艺术与交流

第二节　乐舞艺术与交流

乐舞艺术即中国传统表演艺术。中国古代或称“曲艺”，或称“技艺”、“乐戏”，乐舞也便是传统表演艺术中的歌、乐、舞、说。

“乐舞”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可上溯至先秦，以后历代多为宫廷、贵族娱乐活动而不断发展。秦始皇蓄“倡优累千”，供奉宫廷。汉武帝常在上林平乐馆与人观看角抵表演。傅毅《舞赋》描写了贵族庭院的宴乐观舞。历朝留下大量的音乐、舞蹈表演艺术遗产，它们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

一、岩画中的原始舞蹈

云南民族乐舞，在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中已有体现。在云南最著名的沧源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云南史前时期的原始舞蹈，研究者们将其集中后进行了分类:第一类是“祭祀性舞蹈”，第二类是“自娱性舞蹈”，第三类是“表演性舞蹈”^[6]。李昆声先生认为，史前舞蹈中尚未出现表演舞蹈，因此他认为云南的史前舞蹈应分成:第一类非宗教性舞蹈，第二类宗教性舞蹈，第三类傩舞萌芽^[7]。

沧源岩画反映的非宗教性舞蹈，也就是史前居民自娱性舞蹈，有排列整齐的组舞、三人横排舞、个人横排舞、圆圈舞及拉手舞等舞蹈。这些舞蹈情景，在云南彝族等少数民族现代民间集体舞蹈“踏歌”、“打歌”中还可看到。

沧源岩画中较多反映出来的宗教性舞蹈，有狩猎舞、羽舞、盾牌舞等。狩猎舞，至今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中还普遍存在。在很多少数民族中，信奉“万物有灵”，每当射杀动物，害怕动物灵魂前来报复，要举行简单的宗教仪式向被杀的动物谢罪。捕猎前，要向山神、兽神祭献，猎到大的动物同样要祭献，以求神更多的赐予。在这些祭祀活动中，便要伴随热烈的舞蹈来烘托气氛。“羽舞”是云南原始舞蹈中最重要的一种，原始人装饰羽毛跳舞，不是为了娱乐，更不是表演，而纯粹出于宗教祭祀的需要。沧源岩画上的羽舞图像颇多，有的将鸟羽插在头上，有的则装饰在手臂上、腿上，有的制成羽毛衣披，张开双臂，犹如鸟之展翅欲飞。“羽舞”在战国至西汉铸造的云南青铜器上也有大量体现。

至今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民间戏曲中大量存在的傩舞，在麻栗坡大王岩画中已有萌芽。

沧源岩画的年代，目前已测定出距今4000至3000年前。舞蹈的图形，仅仅反映当时一种特殊的娱神和宗教活动的场面及风俗，从中还不能看出更多的文化艺术交流的痕迹^[8]。

二、青铜器中反映的乐舞艺术与文化交流

根据现已掌握的考古资料，云南青铜时代文化分布在全省70多个市县，共约200多个地点，出土青铜器总数在万件以上^[9]。在发现的这些大量云南青铜器中，不仅有丰富的雕刻绘画艺术资料，而且有着大量的乐器和反映舞蹈场面的艺术资料，为我们研究云南古代乐舞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在舞蹈方面，从这时期的考古材料中已可看出受商周文化影响的迹象，最突出的就是“商周时期在王公贵族中流行的庙堂乐舞，又在西汉时期云南铜鼓、储贝器等青铜器上大量出现”^[10]。

云南古代民族——滇人在西汉铸造的青铜器中保留下来的商周庙堂贵族舞蹈有翌舞(羽舞)、旄舞、人舞、干舞等。

羽舞商王朝有一种祭祀祖先的活动——翌祭。商以玄鸟为图腾，举行翌祭时便常手持鸟羽或头戴鸟羽毛跳祭祀舞蹈。到了周朝，形成一种规范的羽舞。此种羽舞在晋宁石寨山M12:1铜锣上生动地反映出来。该铜锣上面铸出一圈舞蹈人物，共23人，其中一人为领舞者，身着滇人对襟式外衣，长至脚踝，腰佩长剑。其余22人裸身跣足，头戴羽冠，手持鸟羽分二队舞蹈，这正是《周礼·春官·乐师》郑玄注“羽舞者析羽”的图解。

旄舞周朝“六小舞”中有旄舞，舞者手持牦牛尾。云南开化西汉铜鼓上面刻铸乐舞纹，16人中有15人头戴羽冠，身着前短后长布条，每人手持一根牦牛尾巴而舞。另一人双手抱了管葫芦笙吹奏，除吹奏葫芦笙为滇人自创外，其余与《周礼·春官·乐师》郑玄注“旄舞者牦牛之尾”所说情况相同。

人舞也是周朝“六小舞”之一种，其特点是双手不拿舞具，而以手袖为威仪。晋宁石寨山M12:2西汉时期“铜鼓形铜储贝器”盖中铸出“人舞”图，有滇族妇女，身穿宽大对襟式外衣，头梳发髻，衣袖宽短，手腕上均佩环戴镯，双臂平举，手掌张开，掌心向外，进行舞蹈，这也正是《周礼·春官·乐师》郑玄注“人舞者，手舞”最好的图解。

干舞干舞也属周代“六小舞”之一种。晋宁石寨山M14:1号铜鼓身铸有人手持盾牌或矛或钺分六组的舞蹈。此舞在周代属武舞。

除以上受到内地影响、保留有商周遗风的古滇民族舞蹈外，还有一些属云南古代民族自创的舞蹈，由于这些舞蹈均出自滇国领地滇池区域，因而具有浓厚的滇族舞蹈特色，较为代表性的有葫芦笙舞、翔鹭舞、圆圈舞、巫舞和刑牛舞。

葫芦笙舞在一些出土的铜鼓上，考古学家们发现有很多人手捧葫芦笙，边吹边舞，有的单独吹奏，为其他舞者伴奏。葫芦笙舞作为云南民族乐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在云南南部一些民族中仍广为存在。

翔鹭舞翔鹭是石寨山型铜鼓上最重要的纹饰，鼓上还有化装成飞翔的鹭鸶的舞人随着鼓声的节奏翩翩起舞。

圆圈舞在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圆形扣饰上有18位舞者手拉手跳圆圈舞，这很像迄今彝族仍存的“踏歌”、白族“手巾舞”、佤族“打歌”、景颇族“目脑纵歌”、傣族“嘎光”等舞蹈。

巫舞在晋宁石寨山M13:64四人乐舞饰物中有头戴极尖的高筒帽的乐舞俑，手持法铃在跳巫舞。

刑牛舞在著名的广南铜鼓腰部铸有两组头饰羽冠、双手持钺正朝牛身上砍去之人;另有20人每2人一组;分为10组围绕刑牛场面手舞足蹈，手的姿势每组不同。这是一个在祭祀活动中跳舞的场景，舞蹈以祭祀中的刑牛为主题，这种舞蹈可称为“刑牛舞”。

除上述乐舞外，从青铜器上还可看出汉代云南的杂技、马戏等。例如:投壶，此种杂技为贵族们宴乐时常以箭投壶，中者可罚别人饮酒，这种杂技在战国时期的中原盛行。《左传》及《史记·滑稽列传》均有记载。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了作为投壶道具的铜壶。角抵，即角力角斗、摔跤、相扑等，在汉代颇盛行，云南青铜图像中，也有斗兽士与猛兽搏斗的角抵图像及猎虎镂花铜饰物等。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三件观看斗兽演出的看台，可看出当时斗牛斗兽的场面。江川李家山铜鼓纹饰中还有“鬼竿”，表演者围杆做高难度的空中旋转动作，也可视为杂技^[11]。

当时使用的乐器在云南出土的青铜器图案中也有多种发现。这些乐器除葫芦笙、葫芦箫等为云南古代民族创制的乐器外，还有一些是从中原传到云南的青铜打击乐器，当中最突出的有于，在中原远在南北朝时便已失传，而在云南青铜器上可以看到演奏于的图案。与于合奏的乐器还有葫芦笙。钟是周代的青铜打击乐器，传入云南后形制略有变化。很多出土的编钟时代均为战国，其中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滇王编钟，钟体的两面各铸蟠龙四条。此外，还有仅分布于云南、广西、广东和越南北部的羊角钮钟。除钟以外还有铃。出土的铃有串铃、法铃、脚铃和装饰铃等。在晋宁石寨山M13:64四人乐舞铜饰物上，有四个舞俑手执法铃并排而舞。至于脚铃，则在中原较少见，而在曲靖八塔台春秋战国墓中有发现，推测应为舞蹈时系在脚踝上以发音伴奏。此种脚铃在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现代舞蹈中还可见到。在云南考古发现的乐器中，还有锣，这种锣与铜鼓关系密切，在越南东山文化遗址中发现铜鼓与铜锣并存。云南佤族、克木人迄今在使用铜鼓时同时敲击芒锣^[12]。铜鼓在云南考古中发现很多，铜鼓用于演奏一般是将铜鼓置于地上敲击。晋宁石寨山M12:2铜鼓形储贝器上就有乐手一边演唱、一边平伸手掌击打鼓面伴奏的场面。鼓既是乐器，又是滇国祭祀的重器。用于演奏的铜鼓还有悬挂在架子上敲击的。从晋宁石寨山M12:26储贝器盖子上的图像看，演奏者双手各执一锤，一手以锤击打铜鼓鼓面，另一手以锤击打于。

上述的商到西汉的出土青铜器所显示的乐舞艺术，一方面既有云南地方民族的自创特色，同时也受到中原地区乐舞艺术的影响。从乐器看，、钟、铃、锣等在中原地区从商、周至汉已很盛行，在云南的发现均集中在滇池、曲靖等地。而具有浓郁云南民族先民自创特色的葫芦笙、铜鼓等则分布于滇池及滇西地区。在这些乐器中，有两种值得注意:一是钹，这种青铜打击乐器又称盘(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铜钹，亦谓之铜盘。”);二是镲，两者也可统称为铙钹。其形制在晋宁石寨山西汉时期M13:38双人盘舞铜饰物上可以见到。这件饰物青铜铸成，表面鎏金，高13厘米，宽19厘米，铸两个高鼻深目的男子，穿紧身衣、长裤，腰佩长剑，每人双手各持一钹于手掌，双脚踏在一条长蛇上，昂首屈膝，引吭高歌，且歌且舞，以钹伴奏。我国音乐界根据《隋书·音乐志》的记载，一般认为铜钹是南北朝时期从天竺(今印度)传入我国的。从双人盘舞铜饰物上的人和乐器看，持钹者形象及衣饰与云南古代民族不同，所穿长裤及所佩长剑古滇国和昆明人中不曾见，据此考古学家认为铜鼓舞中男子是南亚人，表演用乐器——铜钹也是南亚乐器。铜钹在西汉时已传入云南，而在南北朝时才传到中原^[13]。另外脚铃在内地也极少见。由此推论，云南在西汉时与东南亚和南亚的舞蹈艺术已经相互渗透和影响了。

三、画像砖上的乐舞艺术与文化交流

从四川出土的一些“舞乐百戏”画像砖来看，汉代西南夷以滇族为首的少数民族与汉人同台表演的场面很多。如在成都市郊出土的《观使》画像砖和彭县出土的《鞭舞》画像砖上，除汉族外，有裸袒上身、双手挥剑、踏鼓为节的“跳丸者”。研究者认为，这与云南晋宁出土文物中的“椎髻人物”的滇族是一致的，反映了汉族与西南夷少数民族同台献艺的场面。在文化的交流中，少数民族的乐舞风格不断融入汉族乐舞中，如汉族的“鞭舞”、“盘舞”就加入了少数民族朴实、粗犷的风格。

四、东汉以后的乐舞

古代汉族的正式舞蹈统称为“万舞”，《诗·商颂》记述:“庸鼓有致，万年有奕。”在其舞蹈动作中，又分文舞、武舞两类。云南晋宁出土的文物刻绘的“羽舞”就类似于汉族的“文舞”、“武舞”，因而有的学者认为，滇族的舞蹈是从古代汉族舞蹈脱化而来的，因为汉舞的产生远远早于滇人。无论怎样，云南少数民族的早期舞蹈有很多汲取了汉族舞蹈的风格，同时又发展了本民族的风格^[14]。

东汉至隋，随着云南与内地联系的加强，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内地书画诗词歌赋不断传播至滇西哀牢地区，当时反映内地与云南交流最有名的是《兰津歌》:“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他人。”从东汉墓出土的乐器看，除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乐器外，还有抚琴、吹箫俑等。《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和《后汉书·陈禅传》载有东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西南夷掸国国王雍由调派使者并有乐队和杂技团到洛阳，第二年在皇宫中为东汉安帝和群臣表演。表演的节目有吐火。这个魔术在河南南阳市汉画像馆里收藏的一块汉画像砖上可以看到:一位头戴尖顶帽的魔术师，手中拿着瓶罐之类的道具，口中吐出一道火光。由此可推测当时在西南夷向中原进献的乐舞书目中，还有来自东南亚和南亚的乐舞杂技及跳丸等。

唐宋时期，云南民族文化空前兴盛，对外文化艺术交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隋唐之际，中原歌舞之风炽盛，宫廷演出不仅频繁，而且规模巨大。隋炀帝时，乐舞表演既成为宫廷贵族的声色之乐，又是外交活动必不可少的内容，每年正月，万国来朝，都要在长安、洛阳宫中组织全国名伎进行演出。唐时乐舞演出规模宏大。据韩鄂《岁华纪丽》载，每逢元会，“内抚诸夏，外接百蛮”，亦以乐舞百戏款待外宾。唐宪宗时，曾于玄武门、相思殿大飨百官，盛大表演《庆善破阵乐》并十部乐及樟木跳丸、舞剑之技。唐玄宗时，勤政殿赐宴，郡邑教坊也表演乐舞百戏，“动容鼓振”。唐宪宗时，或御芳林门，或御麟德殿，观看乐舞百戏、击鞠角抵。至唐穆宗，除御麟德殿观看击鞠百戏外，“新作永安殿，大张乐、观百戏”。

唐代南诏时期，南诏与内地及东南半岛各国的交往非常频繁。在乐舞艺术上，记述的史料也很丰富。如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南诏派遣歌舞队入内地表演，骠国(在今缅甸中部)也同时派遣歌舞队随南诏歌舞队到长安汇演，在《新唐书·骠国传》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写骠国歌舞队表演的盛况，唐德宗对率领骠国乐队入唐的舒难陀(骠国王雍的兄弟)授以太仆卿的名誉官衔。

唐代南诏时期，随着南诏与内地及南亚、东南亚地区联系的加强，内地和东南亚的乐舞艺术更大量地传入云南，充分反映出南诏与中原文化、南亚及东南亚文化的融合和相互影响。《唐会要》载:“骠国在云南西，与天竺国相近，故乐风多演释氏词云。每为曲，皆齐声唱，有类中国拓枝舞。其西别有弥臣国，乐舞与骠国同，袁滋、郗士美至南诏，并见此乐。”^[15]在南诏，庆典时常演奏许多类同骠国曲目的异国音乐，如“没驮弥”(佛印)、陇莽(赞娑罗花)、答都美(白鸽)、苏谩的里(白鸽游)、弥思弥(龙道独琴，今缅甸的缅琴)、桃台(孔雀王，即今傣族孔雀舞)等^[16]。文献中所见南诏乐曲名还有“盖罗锋”(即“阁罗凤”)、“赞普子”(即“赞普钟”)，还有“女王国”、“穿心蛮”、“八拍蛮”、“菩萨蛮”、“定西番”、“羌心怨”、“南天竺”和“天南滇越俗歌”等。从这些曲艺名看，可见当时云南对外联系的频繁和乐舞艺术的繁荣。

唐朝历代宴乐百官，各地方长官要向朝廷奉献乐舞。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曾让乐工对南诏乐舞进行加工整理，进献京城，称为《南诏奉圣乐》，成为名噪一时的南诏乐舞表演节目。《新唐书·礼乐志》载:“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皋乃作《南诏奉圣乐》，用黄钟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人叠，执羽而舞，《南诏奉圣乐》字、曲将终，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鄞。每拜跪，节以征鼓。又为五均:一曰黄钟，宫之宫;二曰太，商之宫;三曰姑洗，角之宫;四曰林钟，征之宫;五曰南吕，羽之宫。其文义繁杂，不足复记。德宗阅于麒麟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廷宴则卫奏，宫中则坐奏。”可见南诏及骠国乐舞已进入唐宫中演奏并受到中原人由衷的欢迎。

《南诏奉圣乐》共有30首乐曲，演奏者达196人，乐队由4支组成:龟兹部、大鼓部、胡部和军乐部。从这四支乐队可见南诏乐舞的开放性。龟兹部、胡部的乐队和乐器都有浓郁的西域音乐成分。

南诏时云南民乐乐器有:羯鼓、腰鼓、鸡娄鼓、短笛、大小箜篌、拍板、横笛、短箫、长箫、大铜鼓、贝方响;筝、大小箜篌、琵琶、笙、笛、拍板;金铙、金铎、铜鼓、金钲。南诏音乐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受东南亚和南亚音乐的影响。

当时南诏使用大象表演的“象戏”也很受中原欢迎。此外，南诏、大理崇尚佛教，佛教乐舞，一般在寺庙大殿或信徒之家做佛事时表演，在上元、中元、弥勒会、观音会、龙华会等宗教节庆时更有大量演出。此种宗教艺术表演至今犹存。

元明清时期，随着汉族大量移入云南，云南民族乐舞艺术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基本是以汉族乐舞为主。少数民族仍保留着自己的一些乐舞艺术，如彝族、纳西族的“踏歌”，白族用“瓢笙”、“铜鼓”伴奏的“巫舞”。元朝么些蛮(纳西)则有“刀舞”(东巴舞)，苗族有“芦笙跳月”，傣族有“孔雀舞”等。

一些来自中原的汉族乐器不断取代云南民族民间乐器，如琵琶、胡琴、筝笛、响盒等。这些乐器一是从中亚、西亚传入的胡人乐器，经几百年的融合，至元明时期，已成为汉族乐器。这些乐器主要演奏中原乐曲。二是来自东南亚、南亚的乐器，有笙、阮、排箫、箜篌等，演奏“缅乐”。三是云南少数民族自己固有的音乐和乐器，如傣族“车里乐”乐器中有铜鼓、铜钱、响板、象脚鼓等。此外，各民族最大众化的乐器是葫芦笙与口弦。

明代时，云南产生了本地独有的、多民族的、分布广且影响大的洞经音乐和纳西族的白沙细乐(纳西古乐)。这些民族音乐舞蹈艺术是源远流长的中原和东南亚、南亚文化艺术交流发展的结果。如纳西“白沙细乐”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元世祖临别时赠送的乐曲，有些学者认为是明代中叶传入云南丽江的昆曲。而洞经音乐成分有宫廷音乐遗存、江南丝竹风韵，又有戏曲音乐曲调和民族民间小曲成分。它的产生与道教传入云南民族地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就是道教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