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楼里流淌的沧桑岁月

二　大楼里流淌的沧桑岁月

回忆1949年新华日报的文字旧影，不能不从南京一座4层的混凝土大楼开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城最高建筑不过五六层的南京，这座矗立于新街口西北口的大楼，确实是有些吸引人眼球的，而提到它的政治功能，则更足以令人为之肃然。它就是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办公大楼，在南京解放后，直接变成了《新华日报》的办公大楼。一周的时间里，政治乾坤彻底扭转，一个旧政权前脚仓皇逃离，一个新政权后脚就开进了这个前统治者余温尚存的城市。大楼还是那座大楼，职工还是原来的职工，但不同的是，从这座楼里从未停息过的日夜隆隆开动的印刷生产线上，传出的却是另一种崭新的政治版图和政治话语了。

“春雷一声，南京解放。打入中央日报多年的地下党负责人李廉同志，就在这张桌子前庄严宣布：从今天起，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人民。马蹄桌从此获得新生。”^[11]

这座大楼是20世纪30年代兴建的，一些建筑材料还是进口的，由当时《中央日报》社社长程天放到美国考察后，专门委托工程技术人员为报馆设计的，整座大楼格局为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屋顶还有一间挺大的八角亭。地下室为印报车间，二楼是排字房，宽敞的门厅为广告、发行部门，其余是编辑部、会议室和财务、总务等经营管理部门。二楼与地下室有一垂直井筒，拼好付印的报纸铅版就是通过这个通道，用手工摇动把手，上下起吊运输，然后打纸型、浇铅版，装上对开机印刷。而到了抗战时期，这座楼一度为日本宪兵司令部所占，地下室成为残害中国人的水牢^[12]。

这就是当年新华日报刚刚接管时候的中央日报大楼。楼前停放的是报社唯一的一辆美式吉普车。据左克回忆，当年出去办事、采访都要“劳驾”这个坐骑

首批进驻中央日报的老报人，几十年后都还记得当年的印象。四层的中央日报大楼虽然看起来并不高大，但是在当年那些从战场上过来的年轻人眼里还是颇有气派的。一楼是经理部，二楼是编辑部，在一个最大的办公室里是一张马蹄形的办公桌，主编和编辑们围桌而坐编审稿件。靠近的几个房间是资料室、美编室。三楼是采访部，原中央日报社社长马星野有一间两面朝阳的办公室，相连两间是对外编发电讯稿和通联工作的办公室，还有可容纳数十人开会的会议室。四楼是集体宿舍，在一排多间房子里一律放着双层铁床，住着单身汉^[13]。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自从新华日报进驻了原中央日报大楼，一切都重新焕发了生机

自大楼建好，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中央日报》在这个大楼里“盘踞”了十几个春秋。后来《新华日报》的办公大楼、印刷设备、工人都是直接从中央日报“就地解放”出来的。1949年的中央日报，内部已经出现了地下党，他们冒险为解放军进入南京做了不少宣传，更为新华日报在南京最短时间内顺利出版，作出了难以替代的贡献——当国民党希望原有的职工前往上海或者台湾、并打算把印刷机器运走的关口，这些人团结了起来，抵制了国民党的胁迫，并开展了“护厂”运动。

早在1948年底，军事上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就已预知，南京行将不保。挟裹在政权大撤退的队伍中，中央日报的主体当时就迁到台湾去了。据有关人士回忆，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在辽沈战役时为报社研究班作报告时候就指出，辽沈战役后，战争将在淮海、徐州一带展开。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央日报开始为迁台做准备。明说政府准备迁往广州，实则暗中准备在台北出版中央日报。编辑部的人员开始遣散^[14]。

1949年元旦后，蒋介石发表文告，宣布“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之职，人称“代总统”。台北的中央日报派总编辑李荆荪来南京，宣布中央日报缩小篇幅，对开半张，两版。同时宣布李荆荪任中央日报南京版的主任，茅世杰任编辑部主任，李廉任采访部主任。1月28日，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本报启事”：“自即日起，本报总社迁往台北市，南京本报改为分版。兹因电讯联络困难，南京分版言论与总社言论容有脱漏出入之处，以总社言论为准。”^[15]该启事连续刊载数日。《中央日报·南京版》内容，除了副刊、广告外，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要闻，以国内时局为主；二是社会、文教、市场几个方面综合的新闻^[16]。

国民党对中央日报的管理是从上海或者台湾遥控的，这为共产党的暗中活动留下了不少的机会。李廉是早年打入中央日报的地下党，此时他化名李果，负责新闻采访部门的管理。当时整个采访部只有他和一名从江北逃来的记者，请这位记者负责军事，后者却谎报军情。此时和谈的空气在南京弥漫，民情逐步稳定，中央日报的采访需要人手，李廉决定趁机引进几位进步的学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年仅24岁的左克进了中央日报。同时进入的还有金敏之、刘彦佶、邵燕平等人。李廉遵照地下党的指示，在中央日报团结职工，保护器材，静候解放。

李廉和这些进步的年轻人，在中央日报上面见缝插针渲染南京的衰败、萧索，或暗中为共产党“说好话”。如一篇《石头城即景》，通过国民党大逃亡、大撤退高潮后的“首都”见闻，隐喻时局的发展前景，“石头城里的人民迎接了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一个新春。虽然微微的嗅着了一点春的气息，但，春天的温暖还不是属于他们的”；“……这些热闹繁华的区域，已经失去昔日的光彩，而显着黯然失色了”；“……你怎能不承认‘南京已成农村风味的都市’这一外籍记者的报道呢？”还有《商业萧条生意淡，中央商场冷落了》等^[17]。还有一则更“出彩”的新闻。1949年春节后，南京组织了一个民间和平代表团去刚解放的北平，团长是南京大学的吴裕后教授。代表团回来后，李廉专程访问了吴教授。他介绍了和谈内容，也介绍了他在北平的观感——群众热烈欢迎解放军，市场波澜不惊、一片和平。吴教授还特别展开了带回来的毛泽东题写的《人民日报》的报头和五元人民币给记者看。李廉用教授之口，说共产党的话，在中央日报上赞美北平的面貌，并在次日的中央日报上将文字和照片都刊登了出来^[18]。

在1949年2月20日的中央日报上，赫然出现了毛泽东题写的人民日报的报头和人民币的照片，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无疑是一件“电光石火”的政治事件

这还了得！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老对手共产党的好话！已在台湾的国民党宣传部长黄少谷和在上海的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大发脾气。黄少谷从台湾发来电报，陶希圣从上海打来电话，都对南京报社严厉申明：这些知识分子的话不可信，以后决不能发表这类文章！^[19]

中央日报在和谈期间，不能停办，也难以正常，每天仅以两版维持。编辑部、采访部、校对组、排字房、铸版房、经理部、发行组人员，除了已经离开的，留下来的都在工作。但所有员工的薪资从1949年的元旦就已经全部停发，人员收入只能按当天卖报的收入分配，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股份制”，原来的正式员工每人一股，学徒工每人半股，每隔三、五天发一次工资，以银元计算^[20]。

时隔几十年后，左克老人回忆当年，说当时大家的收入由三五日两个银元逐步缩水，到最后几乎难以维持生活。国民党逃亡，已经没有精力照顾这些留下来的人的死活。在这个时候，李廉在共产党的指示下，站出来采取措施维持大家的生活。李廉征求了部分进步工人如王智生、殷仲金、潘涣清等人的意见，在和编辑部主任茅世杰商量后，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研究如何维持报社。最后全体员工表决，赞成建立中央日报员工维持会，下设财务组、工厂组、排字房组、编辑采访组等。这些措施保护了员工，使得大家都逐步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3月份，台湾中央日报总编辑李荆荪来到南京，请大家吃台湾西瓜之后，就尝试说服大家将报社的机器设备运走。李廉通过维持会、团结员工对李荆荪严词质问，坚决反对，李荆荪不得不黯然返回台湾^[21]。解放军一进城，报社全体人员就按照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立即开动机器，印刷华东解放军的安民告示。

4月20日，国共谈判在北平破裂。当日，李廉前往位于今天中山东路钟山宾馆的励志社打探和谈进展，步入正厅时，见到一个工作人员站在一架壁挂电话前与对方谈话，那人放下电话，扭头便走。李廉问：“北方可有好消息？”对方见是中央日报记者，是自己人，便毫不隐瞒地说：“和谈破裂！”这对不少还心存幻想的人来说，堪称是晴天霹雳，意味着解放军将开始横渡大江，幻想中的和平结束了^[22]。接下来果如所料，国民党一度倚重的长江天堑不堪一击，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占了总统府。

但在战前一两天的历史的缝隙里，国民党的政权尚在维持着运行。21日，李廉从祠堂巷来到报社，工勤人员就说：“沈举人巷黄公馆（黄少谷住处，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来电话，要编辑部派人去！”李廉后来追述，进入黄家大厅，看到红木桌椅对门排列，房间空空——已无任何摆设，大约已经搬迁——从楼上一步步走下来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先生。李廉走上去递上名片，两人就在客厅对话。李廉讲到“出报没有卷筒纸，很难办，工人没有工资，只靠卖报纸维生……”该先生似乎不想听这些，他打断谈话，直截了当问：“你们几个人要去台湾？”李廉随口答之“五人”。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上印“黄少谷”几个大字，他说：要乘飞机到台湾的话，就及时去找“关局长”。他随即在名片后面，写上“关局长：李果（李廉在中央日报的化名）等五人要飞台湾”。原来他就是堂堂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黄少谷。他要飞往台湾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几十年过去了，但李廉的记忆里依然保存着当年瞬间冒出的这个强烈的想法^[23]。

左克回忆说，当时社会都在纷纷传扬“解放军渡江了”的消息。4月21日晚上，人们站在楼顶，已能看到下关江面军舰上发出带着电光的隆隆炮声。大家赶紧进行采访，电话给镇江的特约记者，问对方可有渡江的消息？对方说没有呢，又问芜湖的特约记者，对方说解放军已经在荻港渡江！江面上已经漂来带血的尸体……次日，也就是4月22日，中央日报在第二版出现了这个“小消息”，引起轩然大波，轰动世界。当时在南京的美联社、法新社都据此发出电讯，京沪各晚报也及时转载了这条新闻。“国防部新闻局”震怒，派来一位派头很大的“专员”过来问罪，问是哪个提供了“共匪”渡江的消息？报社的负责人回答说：中央日报是“中央”的报纸，有权保护提供新闻的人^[24]。来人悻悻而去。正是此人，隔不久又来新华日报口试，见面就被认了出来。

23日，夜深时候，中央日报编辑部依然忙碌着，但他们不是在缅怀旧政权。编辑们正在审阅中央日报社员工敬告读者的《我们的声明与希望》。今天看看这个告别旧时代的精神窠臼，迎接新生命、新精神诞生的温情文章，是颇有意味的：

“今天，南京局势已经根本改变或者正在改变中。于此，我们向南京的亲爱读者们，简略地声明我们的态度与希望。

首先我们要声明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央日报只是一张牌子而已。实际上，我们的内部组织与境况，早自去年徐蚌会战快要结束时，便有了巨大的改变。元旦前后，南京第一次大疏散的旋风时，社里贵重的机器、生财以及巨额的资产完全被运到台湾，此中真正‘有办法或者有点害怕的人’已经全部撤退到台湾去了。此时中央日报所留下的，是一批破铜烂铁所凑拼起来的‘老爷机器’，是一群没有‘美金’，没有‘大头’（银元，笔者注），没有路好走的低级人员与技工，社中所能控制的活动资金几乎连一文都没有，国民党中宣部一文津贴也没有寄来。此时全社职工，在极其恶劣的艰难环境中咬住牙关自力更生支撑下来，大家把广告收入与营业收入，每五天一期予以平分，因为物价暴涨，广告与营业收入相对地锐减，职工每天还拿不到二毛大头。”

“现在，南京城内的军警宪在一夜之间，悄悄地偷偷地撤走了，偌大的一座金陵古城形成一座死城，而今天，全市陷在火海、枪弹、抢劫与混乱中。雄伟壮丽的下关车站被连石基炸毁，许多艘轮渡船只火光烛天，飞机场弹药库的爆炸声震天惊地，救火车嘶鸣市上，若干善良百姓死于非命。我们不禁热泪横流。美丽的南京城，陷在悲惨的号泣中。那些平时大言不惭的人们仓皇地逃跑了，对于这批高官飞将的行为，我们大惑不解，想来南京人民更其不解。人民是无辜的，而相反的，人民都饱尝了这些苦头。”

声明说，中央日报将从今日起成为读者的报纸，为读者所办，为读者所有。报纸还敬告南京市民，大江两岸战事正起，请市民保护自身和家产的安全，政府员工保护公物，爱护公产；中央日报员工将如常为市民和读者服务……^[25]

中央日报最后一期。如图可看出，无论政权如何交迭，商业和婚嫁是照常进行的

当天深夜，报社大院为暴徒冲击，在大门外大声呼叫：“开门！开门！”护社工人应声大吼：“你们要干什么！再撞门就开枪了！”编辑部、排字房的员工立即停下手中的活赶来声援。墙内声音越来越高，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小，终于远去、沉寂^[26]。这个插曲，于后人看来，包含着意蕴无限的历史感。

24日，《我们的声明与希望》刊登在中央日报上。大清早，人们站在采访部临街的窗前，看到满大街都已经是身穿土黄布、单行向南行进的解放军了。

中央日报出版最后一期后，从大陆彻底消失了。

时代翻开了新的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