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紫禁城到天安门

从紫禁城到天安门_五千年历史的切面：1949中国城市

五　城市主轴线的改变：从紫禁城到天安门

作为外国作家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城市之一，北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谢阁兰在1910年寄给音乐家德彪西的信中写道：“北京才是中国，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他还觉得，“整座东方帝都犹如莲花般层层延展的迷宫。”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称这座古都有“一股使人震撼的雄大感觉”^[43]。实际上，当时很多老北京迷们着迷的是古都北京的中心位置——紫禁城。新政权入城伊始，城市的建设者们就开始考虑在内忧外患结束后的新时代应该如何规划这个古都的未来。

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北京旧城，笔者摄于北京市城市规划展览馆

1949年5月22日，北平市政府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为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更名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聂荣臻、彭真任市长时先后兼任主任委员、主任），张友渔、曹言行、梁思成、林徽因、程应铨、华南圭、林是镇、王明之、钟森为委员。讨论通过了《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组织规程》，并于1949年7月公布实施。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领导下，北平着手城市规划准备工作，至1949年11月，城市建设局已将全市交通、公共卫生、工商、建筑、人口调查核定，作为都市计划的参考依据。而1949年12月梁思成当选市委委员，则被舆论普遍认为“是证明今后政府要对科学和建设大大努力了”。（《市委关于各阶层人民对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的反应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1949年12月24日。）^[44]

虽然共和国的创业者们对于北京的建设规划有着同样的建设激情，但是却有着极其不同的看法。

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在登上天安门城楼时，说他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苏联专家说，北京应该发展成一个工业大城市，要提高工人阶级人口的百分比。梁思成说，我们将来认识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贵，在这一点上，我要对你进行长期的说服。50年后，有人会后悔的^[45]。

1949年9月，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苏联市政专家代表团来北平，帮助研究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苏联市政建设专家巴兰尼克夫，于1949年12月针对北京的城市发展规划提出了著名的“巴兰尼克夫方案”。他建议：“发展大工业，以提高工人阶级所占人口的比重。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第一批行政房屋，建在房屋东长安街南边；第二批行政房屋，建在天安门广场外右边；第三批行政房屋，建在天安门广场的外左边，并经西长安街延长到府右街。”^[46]

聂荣臻市长亲自主持市政府会议，讨论了苏联专家团的这个建议。根据北京城的实际情况（有相当数量的房子和市政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可以用）和当时的具体情况（已经有中央和军委的许多领导机关进驻城区）及国家的财政情况（当时和以后相当时期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另建一个新北京）。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同意专家团的建议，确定了以北京旧城为中心逐步扩建首都的方针。

当时很多人对此提出过疑义，如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等都对将行政中心区安置在旧城表示反对。他认为：1949年9月，北京城内人口为130万，面积还不到62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约22 500人。但天坛、故宫、三海等地约10平方公里的面积内人口极少，所以人口实际上集中在52平方公里内，实际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约27 000人。北京城区已经发展至相当成熟的阶段，建筑面积最大已占房基地60%以上。另一方面，北京旧城既是居住区，又是商业区，商业区集中在东单、东四、西单、西四、前门、后门六处，商业区沿大道发展，车流集中在长安街及周围流动。人口和城市功能在旧城的大量集中、积聚，不利于北京的长远发展，百姓也难以在喧嚣的闹市安居。

在旧城已经人口密集，城市功能严重叠加的情况下，北京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疏散它的人口，疏解它的功能。对于北京旧城的现状，梁思成认为有两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人口密集于旧城区以内，这里有限的土地已过度使用为房屋建造部分；所应留的公园、空场、树林区极端缺乏，少于现代应有的比例太大。

二是北京为古都和历史名城，要建造新工作所需要的房屋和工作人口所需要的住宅、公寓、宿舍之类，要么拓展新区域，要么在几年中完成大规模的迁移，改变旧城区的大部使用。即“将现时百三十万居民逐渐迁出九十万人，到了只余四十万人左右，以保留四十万的数额给迁入的政府工作人员及其服务人员，两数共达八十万人的标准额。”

在梁思成看来，“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47]

现在看来，新中国成立之初，定都北京，国家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而不是放在郊外另建一个新北京，也是当时主客观条件下的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方针，1949年2月2日，《人民日报》北平版代发刊词《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已提出，新的北平必须努力发展各种生产和为人民服务的新文化，已初步昭示首都建设“三为”方针的趋向。1950年2月2日，彭真代表市委正式提出：“我们的市政建设，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为恢复发展生产服务的。北京是光荣的人民的首都，因此，我们的市政建设，同时又是为代表与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服务的。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这个任务是统一而不可分的。”^[48]

我们必须看到当时北京虽然已和平解放，但是全国尚未全部解放。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就北京而言，经过多年战乱，这座拥有3 000多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古城已满目疮痍。肃清敌对势力，建立民主秩序，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人心的任务迫在眉睫。而且当时新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八年抗日，三年内战，造成国家的经济衰败，民生凋敝，粮食短缺，失业人口增加，人民的卫生环境和生活条件亟待改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当时的北京是个典型的消费城市，能不能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关系到人民政权能不能巩固的大问题。毛主席曾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解放之初的北京仍然是一个消费城市，要解决贫民问题，首要的方针是发展生产。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说：“北京一解放，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城市由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从旧的落后的城市变成现代化的城市。”

1949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关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道

1949年3月26日，《新华日报》关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道

1950年2月的“梁陈方案”提议：展拓旧城外西郊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方，有计划地建设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在行政中心区建设新中轴线，行政中心区南部建设商务区。各分区配套住宅，以减少交通的发生。整体保护北京古城，对古城区的建筑以整治、修缮、利用为主，突出其文化、历史价值^[49]。

梁思成和陈占祥与苏联专家发生了争执，他们反复阐明在老城中建设行政中心只能徒增旧城负担，也不利保护古城风貌。梁思成先生一片爱国之心，一片建国热情，但是在保护古都方面要想原封不动地予以保留，显然是不现实的。苏联专家主张对首都进行改建和扩建，正符合了北京市委提出的指导原则，即“从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出发，既要保留和发展合乎人民需要的风格和优点，又要打破旧格局的限制和束缚，改造和拆除那些妨碍城市发展和不适于人民需要的部分。使首都成为适应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城市。”^[50]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迅速积累城市发展所需的资金，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北京从一个消费性城市变成为生产性城市。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北京一直致力于发展现代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北京城市规划的过程主要是参照苏联的模式，“采取‘以工养城’的模式，其中化工、冶金、建材、机械等行业的利税一直是北京市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51]

“梁陈方案”中的行政区域大体分布草图

梁思成先生

在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再看当时的情况，虽然过分的建设热情，让“北京一度变成世界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52]，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主客观条件的决定作用，不管我们对“梁陈方案”有多少遗憾，还是应该看到北京因此带来的进步和改变。正如邓友梅先生在《漫话北京》中的一段话：“解放那年，已是民国三十八年，北京城铺了现代路面的地方仍不过通衢大道，大部分地方还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北京解放不久，市里要开个会，叫我把一份通知送到人民印刷厂去。我住灯市口，工厂在南菜园，这点路我来回走了一天。电车只通到天桥，从天桥到南菜园一片土路，又赶上下雨，麻烦就大了。不管你对旧北京外观的改变有多少怅惘，也不能不对新北京的建设者怀有敬意。”^[53]

政策因素对城市发展起着控制性作用，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政治中心城市性质决定了其城市的发展方向和特色。

明清北京城，皇城是禁区，老北京人要从东城到西城是很不方便的，最近的路线也要绕道正阳门内的棋盘街，或地安门外。1949年毛泽东在这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安门从此就被视作共和国的诞生地。北京解放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天安门广场改造被提到日程。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以纪念在解放战争和革命中牺牲的英雄们。纪念碑反映了新政权向前辈们所进行的主题性和象征性的表达。按照“以高为贵”的说法，紫禁城中最高的建筑太和殿高35.05米是旧都北京的最高建筑，而纪念碑总高37.94米，高出太和殿近3米。因此，天安门广场被认为是“表达信念的一种政治宣言”，“它表明了相对于紫禁城的一个新姿态。当长安街成为东西主轴线之后，从中华帝国继承下来的南北轴线就被弱化了。”^[5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在北京举行

改造后的天安门广场仍保持了中轴线左右建筑对称的格局，人民大会堂与历史博物馆相对称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同时，在中轴线上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贯通了长安街，使天安门既有古都文化的内涵，又有新中国首都的文化内涵。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建设规划的批复，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长安街就成为展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窗口^[55]。城市面貌的形成依赖于历史的积淀，建筑的风貌也反映着文化的变迁。作为一个公共场所，新北京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与先前旧都中心“紫禁城”映射了这个城市从旧形式走向了新姿态。《我爱北京天安门》从此成为新中国广为流传的一首儿歌，在天安门前照张相也成了很多外地人到过北京的重要标志。

我爱北京天安门

（金果临　词　　金目苓　曲）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1949年新中国在北京成立的时候，《纽约时报》作了简要的报道，并辅以社论猛烈地抨击了说北京发生了“令人作呕的闹剧”。但某美国友人坚持认为“中国的现状既不像《纽约时报》要让我相信的那样黑暗，也不像《工人日报》描绘得那样光明。它是一幅综合性的画面，在某些方面稍微亮些，在某些方面则稍微暗些。是光和影跳动的不定的所在。”^[56]这是对1949年北京“创世纪”精神引导下城市改造和重建的较好概括。共产党是本着“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目标来改造人和城市的，也许北京古城为了交通的便利、生产的发展而有所破坏，但何尝不是让一座高贵的“紫禁城”变成了大众的现代城市？

城市的魅力常常是由于其曾经丰富的历史，不论其是否璀璨或沧桑。正如人间悲欢是与历史沧桑紧密相连的，城市的盛衰也是和国家命运相连的。1949年，北京成了新中国的首都。1949年开始，成为一个政治中心城市的北京成了中国最受关注，也是“发展最快的城市”，成为现代“中国历史的缩影”^[57]。因此，1949年对于北京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是一个特殊的转折点，给北京带来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成就了今日北京的璀璨与辉煌。

在国人心中有着神圣地位的天安门是中国走向新时代的象征

面对一个时代，个人的命运显得渺小、脆弱、无助，仿佛历史角落里的尘埃；但是，时代的洪流中，总有人能够保持清醒，不随波沉浮，总有人是能够力挽狂澜，甚至笑傲江湖。

——吴新兰

【注释】

[1]本章作者是吴新兰，南京邮电大学。

[2]转引自：刘东黎.北京的红尘旧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4

[3]［美］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洪菁耘，陆天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9

[4]［美］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洪菁耘，陆天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17

[5]［美］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洪菁耘，陆天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72

[6]张正隆.枪杆子：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7

[7]［美］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洪菁耘，陆天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65

[8]周为筠.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4

[9]［美］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洪菁耘，陆天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24

[10]周为筠.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4

[11]周为筠.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151

[12]周为筠.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42

[13]祝勇.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98

[14]张正隆.枪杆子：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7-118

[15]郑天翔.回忆北京十七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92-93

[16]李砚洪.北平1949：危城抉择（上）.北京日报，2007-01-30：第14版

[17]李砚洪.北平1949：危城抉择（下）.北京日报，2007-01-30：第15版

[18]朱祖希.北京城演进的轨迹.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142-143

[19]王均.现象与意象：近现代时期北京城市的文学感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06）：28-37

[20]青苗.陶然亭访墓记（1948年）//王均.现象与意象：近现代时期北京城市的文学感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06）：28-37

[21]朱祖希.北京城演进的轨迹.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64-65

[22]陈平原，王德威.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12

[23]［美］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洪菁耘，陆天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24

[24]阎崇年.北京满族的百年沧桑.满族研究，2001（3）：23-29

[25]尹庆民.北京商业老字号历史文化背景若干.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2（3）：7-10

[26]老舍.正红旗下：第五节［EB/OL］.（2007-08-11）.［2009-04-15］.http://www.chinawriter.com.cn/zp/xzzpk/zhqx

[27]韩勤英.贫民救助与政府责任——以1949年—1952年北京（平）市的贫民救济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07（05）：68-73

[28]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315，670，672

[29]张金起.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封底

[30]贾云峰.老北京妓女的真实生活［EB/OL］.（2009-04-02）.［2009-05-16］.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b7078f0100ckmk.html

[31]张洁殉.1949：北京向妓院开刀.纵横，1998（10）：18-23

[32]张洁殉.1949：北京向妓院开刀.纵横，1998（10）：18-23

[33]穆玉梅.1949：北京全面禁娼，2003（03）：46-50

[34]梁可.1949，北京改造妓女纪实.中国社会导刊，1999（10）：8-11

[35]张洁殉.1949：北京向妓院开刀.纵横，1998（10）：18-23

[36]［美］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洪菁耘，陆天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234

[37]［美］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洪菁耘，陆天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124-125

[38]［美］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洪菁耘，陆天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234

[39]1949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诞生［EB/OL］.（2003-08-01）.［2009-05-01］.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927/3176.html

[40]赵鹏飞.我在北京工作的几个片段.北京党史，2006（01）：34-38

[41]［美］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洪菁耘，陆天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146

[42]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EB/OL］.［2009-05-17］.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5889

[43]转引自：众多痴迷北京的外国作家将北京大写特写［EB/OL］.［2009-05-17］.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17458

[44]王亚春.彭真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贡献.北京党史，2002（03）：8-12

[45]祝勇.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103

[46]北京城市规划方案略览（1949—1993）.瞭望新闻周刊，2002（14）：18-21

[47]瞿宛林.梁思成的北京宜居思想.北京观察，2005（09）：61-63

[48]王亚春.彭真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贡献.北京党史，2002（03）：8-12

[49]北京城市规划方案略览（1949—1993）.瞭望新闻周刊，2002（14）：18-21

[50]申予荣.新中国之初，北京旧城改建之争.北京党史，2000（03）：51-54

[51]姚中秋.北京：失去风格的城市.21世纪，1996（01）：50-52

[52]［美］陈宇.历史的反思——关于北京城的往事.科技文萃，2005（07）

[53]张文.北京：图上风景.地图，2004（02）

[54]［美］爱德伍特·奎格尔.北京、上海、广州城市公共空间的三城记.童明，译.时代建筑，2002（03）：14-18

[55]李建平.北京城市景观与古都文脉.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2（03）：34-39

[56]［美］德克·博迪.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洪菁耘，陆天华，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233

[57]邱国盛.百年北京史研究综述.北京社会科学，2002（03）：4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