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规划与再生

社区规划（Community Planning）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然而在中国城市规划领域，这个概念却刚刚被引入，甚至仍在法定规划的范畴之外。通常认为，社区规划包括公共、非利益群体和私人部门在改善社区建成环境时的各种投入（Rohe，2009）。社区规划的目的，就是要帮助邻里建立小城镇而非大城市中的那种亲密的邻里关系，并由此创造更健康的个体以及更健康的社会（Rohe，2009）。然而，事实上社区规划的概念不仅仅关注社区的物质空间层面，而通常是围绕着社区本身的定义和特征来展开的。

本书认为，社区规划的定义应是非常多元化的，应包括新社区设计和老社区再开发等两个方面。社区定义不同于法定规划中的详细规划，不仅仅在于创造设计良好的空间，或者追求设计上的美感，而是开始转向更广泛的社会目标：创造社区和谐氛围，赋予社区居民权利，促进社区经济发展，保护社区环境质量，通过转变社区环境影响社会和政治过程。与上文中邻里与社区的辨析相似，本书将英文中的“neighborhood planning”和“community planning”都译为社区规划，以提高此话题在中国城市规划领域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并使其包含更为丰富的内涵——也便于今后在中国城市社区规划的相关研究中，与国外的研究尺度、研究问题相互对应。

社区再生是指通过社区规划，带来社区形态在物质空间环境和社会环境上的改变，使社区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得到提升的良性改变。社区再生的概念，是随着城市发展的历程而不断演进的。二战以来，西方内城的社区规划模式经历了从大规模改造、渐进式更新到社区再生的过程。上世纪中叶伴随战后重建，规模宏大的城市建设和改造计划开始在欧美城市推行，其中重要的任务就是内城“铲车式”的清理并将居民重新安置在环境较好的郊区。这在启动了快速郊区化的同时也广受批评，例如雅各布斯认为物质空间的更新只是建筑装饰表象翻新，在更新之后，贫民窟只是位置转移，而生活条件却没有根本改善（雅各布斯，2005）。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国梦”理想的郊区田园生活吸引着大量人口迁出内城，导致了内城衰退和城市蔓延。为了应对伴生的社会经济问题，欧美城市的内城开始了基于地方的小规模渐进式城市更新。这种方式除了改善居住条件，也创造了地方就业机会，形成了中产阶级的和谐家园（Rohe，2009）。而到1990年代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回归和新城市主义运动的兴起，社区社会环境重新得到重视，改善人们在社区中的体验和提升社区满意度成为社区规划关注的重要问题，而社区再生本身也被认为是提升城市中心区活力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