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茵鏖战任驰骋一世风云谁与争——一代球王李惠堂

绿茵鏖战任驰骋　一世风云谁与争——一代球王李惠堂

许有成

李惠堂（1905—1979年），足球运动员，是我国第一个在赛场上踢进千只球的球员，也是我国第一个在大学担任体育教研室主任（1926年在复旦大学）的球员，又是我国运动员中第一个著书立说的人，1928年曾用文言文写过一本有关足球理论的书，还是我国第一个走上银幕主演体育故事片的球星，更是我国第一个足球国际裁判和国际足协高级官员。1976年，联邦德国一份权威性杂志发起评选历史上的“球王”活动，一共5位足球运动员当选，他们分别是中国李惠堂、巴西贝利、英国史丹利・马菲士、西班牙史蒂芬和匈牙利普希卡土。李惠堂在国际体坛享誉之高，由此可略见一斑，实为中国足坛第一人。

风云际会　鏖战足坛出明星

李惠堂出身于香港一个富商家庭，其父早年因承包建造粤汉铁路广州至韶关段土建工程大获其利，后来又在香港承包某些大的市政工程，逐渐变成香港早期的富商。李惠堂如继承父业，或挟其父之巨资在工商界另辟蹊径，想必也能成为一大富豪。

不过，李惠堂从儿童时代起便迷上足球，虽然多次遭到父亲责打，但对足球的热爱未减分毫。尔后，他在球场上风波迭起、屡受挫折，好几次腿都险些被踢伤致残，所有这一切都未使他改变初衷、自堕其志。最后，父亲也被感动，从反对他踢足球到成为一个狂热的足球迷。

1925年，李惠堂年届20，已到当婚之时，父亲准备为其完婚。原来，其父生意暴发、返乡（广东五华）大宴宾客之际，已与秀才张双昭结为儿女亲家，待子女成年再举行婚礼。而李惠堂在香港皇仁书院念书时，与同学廖蕙圃（又名廖月英）相爱。此时他才意识到，童年在乡下因“父母之名、媒妁之言”定下的那门亲事，已经威胁到他的爱情。于是，在1925年春暖花开的时节，他和廖小姐双双来到上海，从此步入他足球生涯中最为绚烂夺目的黄金时代。

1925—1930年初来上海的5年，李惠堂带领其他足球运动员，掀起了我国足球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当时，天文台路中华棒球场（今合肥路一带）、亚尔培路逸园跑狗场（今文化广场）、胶州路申园足球场（今江宁电影院附近）……上演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竞争和对抗，一时足坛人才辈出、群星灿烂。

李惠堂是我国一颗光彩夺目的足坛明星，从1923年加入香港南华甲级队开始到1947年挂靴，在绿茵场上驰骋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其足球生涯之久，在我国足球运动员中，是极为罕见的。

沪上争雄　球王首败外国队

李惠堂来沪后，经友人介绍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中华人寿保险公司供职，工作之余效力于乐群足球队。1926年，乐群队改组为乐华队后，他成为该队的场上灵魂。

自1903年外国足球队在上海发起组织史考托杯足球赛以来，腊克斯队最负盛名，曾9次蝉联该杯冠军，长期称霸黄浦江畔，为“西联会”（西人足球会的简称）里10余支足球队之首。他们趾高气扬、傲视群雄、睥睨一切，早就为上海球迷们所不满，殷切盼望有一天国人足球队能打败他们。

那时，我国足球队尚未实行教练制度，李惠堂实际上起了教练的作用。赛前，他手指口讲、运筹帷幄，与其他球员一道研究布阵图形，分析腊克斯队的长短处，指出我队出击、防范之法。因此，乐华队首战便4:1大败腊斯克队，创下了上海华人足球队击败外国足球队的纪录，为中国人争了气。

那场球赛，上海球迷们看得如醉如狂，欢声雷动。球一到李惠堂脚下，几个洋人不但挡不住，而且也抢不走。他的射门功夫，或近或远，或正或斜均可发射，尤以“卧射”一技令人叹为观止。只见足球传到时，他侧身一倒，在身体即将着地的一刹那，脚如弹弓，举脚劲射，球如离弦之箭直奔球门而去。对方球员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倒闪了神，以为他跌倒了。当他们还未醒悟过来时，球已应声入网。

从此，李惠堂声名大噪，享誉大江南北，“球王”称号便是在这一时期被叫响的。乐华队在他的带领下，在这一年一举夺得“西联会”甲组联赛、首届高级杯和中联杯赛的“三冠王”。

1923—1934年，李惠堂多次入选中国队，参加中、日、菲三国足球角逐前后长达12年，在三国足球运动员中仅此一人，为中国队9次蝉联远东运动会足球冠军作出了贡献。

英雄迟暮　罚球未进终挂靴

20世纪30年代初，李惠堂离开上海后，时而在香港、时而在南洋踢球。日军占领香港之后，李惠堂仍在香港瑞典洋行供职。

1942年3月是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粉墨登场10周年纪念，日、伪（汪精卫政权）、满为壮大其声势，四处拉拢一些社会名流北上，参加伪满庆典。李惠堂也是他们拉拢的对象之一，由汪伪傀儡政权出面邀请担任“中国足球队”领队，前往东北参加庆典，后日方军部还拟派飞机到香港接他北上。在友人帮助下，李惠堂化装成商人，躲在帆船舱里两昼夜，由广州湾潜回内地，逃出虎口。

1944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李惠堂被任命为青年军体育总教练，授少将军衔，这也是他日后未能前来大陆执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抗战胜利后，停顿已久的上海、香港埠际赛恢复，李惠堂已42岁，虽髀肉复生仍为香港队重上疆场。1947年1月，上海队赴香港劳师远征，下船之后匆匆赶往球场，体力大减。香港队以逸待劳，得天时、地利、人和之条件，占有明显优势。尽管如此，上海队在比赛中顽强抵抗，上半场各无建树，下半场你来我往，争夺十分激烈。终场前10分钟，上海队球员在禁区内不慎手球犯规，香港队照例由李惠堂操刀主罚。上海队门将张邦纶站位好、判断准确，李惠堂起脚方射，张邦纶即飞身向左侧猛扑，用手指尖将球顶出。一时，场上掌声雷动，观众为张邦纶喝彩，最后双方以0比0握手言和。

散场后，球迷们对李惠堂议论纷纷，十二码罚球都不进安能称“球王”？李惠堂听后十分难过，顿感英雄迟暮，遒劲非复当年，遂教竖子成名而已。也就在这一年，他慎重考虑后决心挂靴退出足坛，结束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足球生涯。

此后，李惠堂虽在个别场次中偶尔露面，但多系情面难却，不得已为之。

足坛躬耕　一生事业沐余辉

退出足坛后，李惠堂在大通集团成大银行任副经理；后子承父业，集资开设惠明建筑公司经营建筑材料和营造，自任董事长，经济不恶。

1948年7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连续停办两届（12、13届）奥运会后，第十四届在伦敦恢复举行，我国决定派体育代表团参加，李惠堂任足球队教练。那时，正值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经过两年较量在各个战场节节败退。在国统区，生产停滞、物价狂涨、币值暴跌、民不聊生。因此，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向出席奥运会的代表团提供足够经费，中华体育协会不得不四处奔走筹款。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我国足球队仍采用1936年出席奥运会的办法，于1948年4月远征南洋各地，以门票收入筹措经费。

7月29日，第十四届奥运会在伦敦温布莱体育场隆重开幕，按抽签排列我国足球队第一仗与土耳其相遇。结果与12年前奥运会一样，故辙重蹈（1936年我国足球队首战与号称“足球王国”的英国队相遇，结果以0:3败北），以0:4败给土耳其被淘汰出局。这对李惠堂刺激很大，他深切地感到，我国足球水平与世界强队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自己虽被人誉为“球王”，并没有因此而缩短这种距离。于是，在8月12日中国足球队离开伦敦时，他决定留在伦敦参加维布雷大学暑假举办的足球高级训练专修班。结业后，他获得国际裁判统训会颁发的足球裁判证书，成为我国第一个被世界公认的高级裁判。

回国后，李惠堂在香港创立华人足球裁判会，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来中国人不能担任国际比赛主裁判的局面。那时，他自知已是桑榆暮景，故工作之闲暇就开始整理资料，著书立说。最初，他写了一本《球圃菜根集》，后又出版《足球基本技巧》、《足球经》两书。书中现身说法，并配以图片，生动地叙述了足球的每一个基本动作。李惠堂还以笔名鲁卫发表过一本诗集《鲁卫吟草》，一生写的文章也超过百篇，发表时间多集中在抗战前和50年代初这两段时间内。

由于李惠堂国语（普通话）、粤语和英语都能应用自如，因此50年代初他还在香港电台担任过一段时期的体育评论员。这一时期，他除经营商业，其余时间仍在足球园地里辛勤耕耘，曾连续担任6届香港华人足球裁判会主席，中华体育协进会、南华体育会的义务秘书。1953年，他担任亚洲足球协会秘书长，后来还担任过亚洲足球协会副会长兼亚洲足球明星队教练、国际足球协会副会长等职，成为世界足坛上获得最高荣誉的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人民政府缺乏了解，李惠堂一度由港赴台率领中国台北足球队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和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二、第三届亚运会，两次战胜韩国队，蝉联亚洲足球冠军。为此，李惠堂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慰勉有加”，但他无心久留，终于返回香港。晚年，李惠堂殷切盼望祖国统一，在期盼与寂寞的心境中于1979年7月4日在香港逝世。